第一章 亮相:故宫藏珍的初见震撼
故宫博物院青铜器展厅的聚光灯下,一尊青绿色的青铜器物总能攫住观者目光。通高 34.5 厘米、重 3.54 千克的身躯不算庞大,却因独特构造显得格外醒目 —— 圆口微微外侈,长颈挺拔如柱,方腹四四方正,圈足沉稳托底,典型的商代提梁卣器型里,藏着最不寻常的设计:方腹四面正中各凿一方孔,四面穿透形成内外贯通的 "十" 字形孔洞,灯光穿过孔洞时,在展柜内壁投下交错的光影,似先民刻下的时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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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的细节藏着匠人巧思。盖顶的立鸟钮昂首挺胸,羽翼纹路虽被千年铜锈覆盖,边缘的弧度仍清晰可辨;肩部两侧的浮雕卧鸟背向而立,尾羽向上卷曲,恰好与弧形提梁的两端牢牢相接,既加固了提梁与器身的连接,又让生硬的金属结构生出灵动之气。凑近细看,盖面、腹部和圈足上都布满细密的云雷纹,地纹之上凸起的兽面纹双目圆睁,纹路深浅均匀,即便是转角处也无缝衔接,可见铸造时的精准把控。
这尊器物的身世藏着诸多谜团。它没有像同期许多青铜器那样铸有铭文,无法直接考证制作者与拥有者。考古学家只能通过纹饰风格比对,将其归入公元前 13 至前 11 世纪的商代晚期 —— 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兽面纹青铜器风格高度吻合,却又因十字洞腹的特殊构造,与殷墟常见的封闭型卣器截然不同。1957 年由北京文物局调拨入藏故宫后,它便成为研究商代青铜特例的重要标本。
第二章 形制:"卣" 名之下的身份谜题
十字洞腹方卣的命名,实则是考古界的权宜之计。"十字洞腹" 精准概括了其突出的特征,但 "方卣" 的定性却始终存在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卣" 是专门盛放鬯酒的礼器,而鬯酒作为祭祀用的香酒,对容器密封性有极高要求 —— 盖与器身需有严密的扣合结构,器腹必须完全封闭,防止香气挥发。
可这尊器物的构造恰恰违背了这一准则。十字形孔洞贯穿腹部,使得器内与外界完全相通,别说贮存鬯酒,即便装入普通液体也会即刻渗漏。有学者据此提出,它或许不应被归为 "卣",而更接近 "壶" 类器物 —— 西周时期曾出土自铭为 "壶" 的长颈提梁器,与它的器型有相似之处,但西周壶器多为封闭腹体,同样无法解释镂空设计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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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特殊的是其形制的稀缺性。目前已知的十字洞腹方卣仅有三例:除故宫藏品外,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出土过一件同类器,日本白鹤美术馆也藏有一件残品。新出土的器物虽同为十字洞腹,腹部纹饰却多了浮雕翼纹,颈部还铸有双兽首,显示出中原文化与南方青铜文化的融合痕迹;而日本藏品的提梁结构更为繁复,可见这类器物在商代并非标准化生产,更可能是特定需求下的定制之作。
器物的细节还藏着功能线索。它的盖与器身虽有子口扣合,却未设任何密封装置;提梁与卧鸟连接的部位铸有转轴结构,可灵活转动,便于手提携带。这些特征暗示它或许并非实用酒器,而是祭祀中的 "示器"—— 用于陈列展示,而非实际盛物,十字孔洞可能承担着通气、发声或象征天地四方的功能。
第三章 铸造:十字孔洞里的工艺
十字洞腹的构造,是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极致体现。要在方腹上形成四面贯通的十字形孔洞,且保证器壁厚度均匀、纹饰完整,难度远超普通青铜器。考古学家通过研究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同类器,还原了其核心工艺 —— 浑铸成形法,即一次浇铸完成整个器身,而非分段铸造后拼接。
这一工艺的关键在于泥芯的精准设计。工匠需先制作器物的外范,再按比例制作器腹内芯、十字形通道泥芯、夹层底泥芯和圈足内泥芯。这些泥芯必须与外范精准对接,误差不能超过 1 毫米 —— 稍有偏差,浇铸时铜液就可能冲破泥芯,导致孔洞变形或器身开裂。十字通道的交汇处还要预留缓冲空间,避免铜液流动时产生气泡,影响器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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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的铸造同样考验技艺。云雷纹地纹细密如织,每毫米宽度内竟有 3 至 4 道纹路,需在泥范上用细针逐刻而成;兽面纹的轮廓则采用浮雕技法,泥范上的凸起部分需精确控制高度,确保浇铸后纹饰清晰立体。更难得的是,孔洞边缘的纹饰没有因镂空而中断,兽面纹的双目恰好位于孔洞两侧,对称工整,显示出工匠对整体布局的精准把控。
这类工艺在商代并非普及技术。新干大洋洲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南方青铜工匠可能更早掌握了复杂泥芯的制作技巧 —— 当地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多件采用了夹层、镂空等复杂结构,与中原青铜器的厚重风格形成对比。故宫藏十字洞腹方卣的工艺,既有中原兽面纹的典型特征,又融入了南方镂空技术,或许是南北工匠交流的产物。
第四章 纹饰:十字符号的文化密码
十字形孔洞并非孤立的设计,而是商代青铜器上常见的文化符号。考古发现,从二里岗时期到殷墟晚期,青铜觚、簋、豆、尊等器物的圈足上,常饰有环绕一周的十字形镂孔,搭配简单的弦纹。这类纹饰不仅出现在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中原核心区,江西新干、陕西城固等边疆地区也有发现,可见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在商代具有广泛共识。
关于十字符号的含义,学界有多种推测。有学者认为它象征 "天地四方",十字的纵横交错代表上下左右四个方位,与商代 "天圆地方" 的宇宙观相呼应 —— 方腹代表大地,孔洞构成的十字则是天地沟通的通道,祭祀时通过孔洞向上天传递信息。这一说法与器物的祭祀用途猜想相契合,毕竟商代祭祀中,器物的形制与纹饰往往承载着沟通神灵的功能。
兽面纹的搭配则强化了这种宗教意味。器物上的兽面纹双目突出,鼻梁高耸,两角卷曲,是商代最典型的 "饕餮纹"。古人认为饕餮是沟通天地的神兽,将其铸在礼器上,可借助神兽之力连接人神世界。十字孔洞与兽面纹的组合,可能意味着这是一件用于重大祭祀的 "通神之器",孔洞既是天地的象征,也是神灵气息的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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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纹饰的运用同样值得玩味。盖钮的立鸟与肩部的卧鸟,在商代青铜器中常作为 "信使" 的象征 —— 鸟类翱翔于天地之间,被认为是传递人神信息的媒介。提梁与卧鸟尾羽相连的设计,仿佛将 "信使" 与器物牢牢绑定,进一步强化了其沟通天地的功能猜想。这种纹饰组合在南方青铜器中更为常见,或许暗示这件器物的使用者有特殊的宗教身份。
第五章 余音:跨越千年的工艺回响
十字洞腹方卣的存在,打破了商代青铜礼器的标准化认知。在商代晚期,青铜铸造已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范式 —— 礼器的形制、纹饰多遵循严格规范,以体现等级秩序。但这类器物却以反常的镂空结构、南北融合的风格,证明当时的青铜工艺仍有极大的创新空间,并非完全受制于礼制教条。
它对后世的影响虽不直接,却留下了工艺传承的线索。汉代的青铜灯台常采用镂空透光设计,唐代的金银器也不乏内外贯通的造型,或许都受到商代镂空工艺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它所展现的 "功能服从于象征" 的设计理念,贯穿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 —— 许多礼器与陈设器都超越了实用范畴,成为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
如今,这尊器物仍在解答与提出新的问题。科技考古手段的应用,让研究者通过 X 光探伤看清了其内部泥芯的残留痕迹,进一步证实了浑铸工艺的复杂性;而对十字符号的数字化比对,则发现它与商代甲骨文 "甲" 字的结构高度相似,为解读其含义提供了新方向。随着研究的深入,这尊沉默的青铜器或许还能揭开更多商代的文化密码。
站在展柜前凝视它,三千年前的铜液流动声仿佛在耳畔回响。那些精准的线条、巧妙的孔洞、威严的纹饰,不仅是工艺的结晶,更是先民世界观的缩影 —— 在那个神权与王权交织的时代,青铜不仅是金属,更是连接人与神、古与今的精神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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