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考试太难，学生和家长要崩溃

偶尔，陈女士会听到儿子念叨“考试很烦”。她捕捉到一些反直觉的事情正在发生，减负大背景之下，考卷却在变难。

儿子今年六年级，就读于江苏泰州一所公办学校。从三年级起，学校的考试难度就 “比其他学校稍高一些”，到了五年级，更是“有了质的飞跃”。

变化体现在分数落差上。“孩子回家做的教辅卷子能考90分，在学校月考就只能考80分。如果在家考70分，在学校可能就不及格了。”因此，她确信，学校的数学考试难度，比市面上通行的教辅材料“高一个级别”。

这种难度，不仅体现在知识点的深度，更渗透在考卷设计细节中。

她看过儿子的考卷。一张数学卷子，题干的文字排得密密麻麻，挤作一团。“明明是数学卷，却像是做了一版语文阅读。”陈女士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静下心来逐字阅读长题干本身本就不易。题目难、文字多、排版密等因素叠加在一起，更容易催生孩子内心的浮躁。

受访者供图

政策在减负，考卷在变难，是许多家长和孩子的直观感受。

今年初，某地区“期末试卷太难延时20分钟”的话题上了热搜。不少家长和中学数学老师都表示，试卷不仅难度大，且阅读量过多，导致学生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数学已经不是单纯的计算，还要有读题能力。”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现在的考卷“拐着弯”出题，就是“不把题目直接说出来”。

不仅数学，其他科目的部分考卷也不时引发讨论。“学的一粒沙，考的撒哈拉”，是许多家长的共识。

过去，“考什么便教什么，不考什么便不教什么”，是高考“指挥棒”之下的真实写照。如今，一边是政策要求学校“不教”“少教”，另一边，却是考试“要考”“难考”。

家长们发现，学生似乎正被卷入一场新的怪象。

“超纲”的考卷

陈女士突然意识到，学校似乎默许甚至暗自鼓励给学生“加码”。

她自认不算“卷”的家长。2019年，儿子刚上一年级时，学校几乎不布置作业。但陈女士觉得，周围的家长早已“卷”了起来，给孩子布置大量课外作业、报各类辅导班。

学校也扮演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她说，老师会定期让学生将课外作业带去学校，检查进度。与学校教学同步的，能获得“五角星”作为积分。她不清楚积分的具体用途，“可能用于孩子的平时成绩”。

“‘双减’减的是老师的压力，增加的是家长的负担。”陈女士说，学校课堂上教的都是基础内容，考试却侧重提升、难题。

《小舍得》剧照

她不理解，为什么政策努力把“减负”写进学校生活，上课教的内容基础简单，试卷命题却这么难？

家长喊难，这种感受正确吗？答案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以2015年北京中高考改革为例。那年中考取消难度系数达到“0.2”的试题，这类题通常指95%的学生拿不到分数，用于选拔尖子生的最后一道题。难度降低之余，考核范围更“宽”更“广”，融入社会生活热点。

这种变化并非命题者的“故意刁难”，而是呼应《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的要求。

“从过去近20年来的改革实践看，各地中考考题其实是逐渐简单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南风窗，但这反而制造了更疯狂的“刷题”现象。

《小舍得》剧照

因为当题目变简单，分数迅速通胀，区分度消失，人人都能考出看似漂亮的分数。为了在细微的分数之间决出胜负，确保排名不下滑，学生们投入更疯狂的“题海战术”。结果，学生的整体负担不降反增。

为了打破“刷题”的僵局，考试命题开始转向“灵活化”“综合化”。这类题目在试卷上呈现出情景化、开放性和跨学科特征。事实上，考卷难度并非简单地变高或变低，其本质上是将考试功能从“考知识”转向“考素养”。

考试的内容和侧重点确实发生了变化。熊丙奇表示，出题者的本意是“让所有家长认为，刷题没有用”，好让基础教育回归对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

但在传统应试教育惯性尚未完全扭转的情况下，这种调整引发新的焦虑。“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家对题目变难（的现象）怨声载道。”他说。

事与愿违的现象背后，与我国现行的升学体系离不开关系。

熊丙奇表示，“我国现在的中考和高考制度，使用学生的考试科目总分排序，来对学生进行录取。总体而言，我们是名次评价，而非分数评价。”

《银河补习班》剧照

这一规则本身，是用一张卷子，以总分为所有学生排出清晰的前后顺序，依据名次对学生进行录取。当“教育要通过一张卷子把所有学生‘评价’出来，就要体现区分度，体现区分度，就会有所谓‘偏难怪’的题”。

压力最终传导至每个家庭。焦虑的参与者们则总能找到新的、更耗费精力的路径应对“变化”。于是，家长、学生和学校，围绕着新的命题形式，进行更“偏、难、怪”的思维训练和超前学习。

“这是过去二三十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熊丙奇认为，“在总分排序录取不变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进行命题改革，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

“评价”与“选拔”

“要想从根本上突破困境，必须改革中考和高考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要改变考试的功能，或改变评价体系。”熊丙奇认为，应该进行“招考分离”。

熊丙奇介绍，我国的中考普遍实行“两考合一”，“既是评价考，又是选拔考”。也就是说，在“两考合一”的大背景下，中考承载着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和高中生源选拔两大功能。

这两种功能的内在要求是矛盾的。熊丙奇举例，作为评价考，学生考90分，就达到了优秀的学业水平。但作为选拔考，考90分还远远不够，必须分出高低名次。

《小欢喜》剧照

考试功能的冲突，会导致命题难度陷入“两难”。若侧重选拔，题目偏难，会导致大量学生无法达到毕业标准。若侧重达标，题目偏简单，又会失去升学的区分度，让高中难以筛选生源。这种混淆也直接导致了评价改革的举步维艰。

所谓招考分离，就是把“考试”和“招生”拆开。专业机构负责组织考试、出成绩，高校自己定录取标准、选学生，政府只负责宏观管理，不再包揽所有细节。

熊丙奇进一步解释，招考分离意味着让中考、高考等统一考试，回归其“评价”的本真，即仅反映学生的学业水平，而非直接决定录取的唯一依据。同时，将“招生”的权力下放给学校。学校依据统一考试的评价结果，结合学生的过程性表现、综合素质等进行“综合评价录取”。

在他看来，这不再是简单地将分数从高到低排序，而是对学生进行更全面、立体的评估。

事实上，我国也曾在政策上提出要探索招考分离。

早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提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但改革最终无疾而终。

《学爸》剧照

在《高考改革招考分离的探索、困境与未来选择》一文中，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考试与评价研究院副教授张会杰分析，这场改革之所以受挫，关键制约因素在于，改革共识的脆弱、理论研究的匮乏以及科普工作的滞后。

张会杰在文中写道，招考合一的统招模式，“实行的是没有主观判断的自动录取”，被认为成本低、效率高，能避免走后门。“招考分离则意味着高校的主观录取”，不少学者和民众担心人情、钱权干扰录取。

这背后植根于一种深刻的文化惯性。在中国的社会心理中，科举制延续千年的“至公”观念根深蒂固。

科举通过标准化的考试内容和录取程序，为底层士子提供了阶层流动的通道，这种制度惯性延续至今，使得公众对统一考试、通过分数排序的录取模式具有天然的信任感。

“太多人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必须用卷子考核学生。”熊丙奇说，整体上政府主导统一推进改革，但面临巨大的社会观念挑战。

在缺乏广泛社会共识与信任基础的条件下，叠加高校自身尚未完全建立起成熟、专业的自主招生能力与机制等现实因素，推进“考招分离”的系统性风险被认为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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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观点认为，理想化的“招考分离”在当前和不远的将来都不具备现实条件。

历史的经验可供借鉴。熊丙奇表示，此前的大学自主招生改革，就因出现专利论文买卖、材料造假等问题而取消，转变为“强基计划”招生，但“强基计划本身也是以高考成绩作为入围的依据”。

一方面，社会大众痛恨“唯分数”带来的应试教育和单一化发展，另一方面，又本能地捍卫“唯分数”。试图削弱分数决定性作用、赋予高校自主权的改革，会立刻触发社会对“招生腐败”“权钱交易”的忧虑。

“制度的构建跟我们每个人的理念有关系，如果大家一直（共同）推进去破除旧制度，构建一个全新的促进公平的制度，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熊丙奇说，“现在提出的‘破五唯’是国家的教育改革方向，但其实推进得特别艰难。”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如今，陈女士仍在努力让孩子适应考试难度。

陈女士生于1984年。她回忆自己读书的时候，考卷很简单，没有太多弯弯绕绕的文字。“上课认真听，回家把作业做完，额外完成一些试卷，成绩就不会差。”

那时候，奥数是少数“学有余力”的孩子才会接触的，是区别于普通孩子的“另一条赛道”。可现在，儿子的数学考卷里，不少题目“整得跟奥数题似的”。

在她看来，这无异于将原本属于少数“精英”的“奥数赛道”，搬到了普通学生的日常考场上，在普及教育阶段“用奥数卷子选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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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高的难度，在教育心理层面产生了直接的破坏。陈女士说，在当前的社会认知中，一种普遍的观念在流传：“考不好数学的孩子不是聪明孩子，是笨小孩。”这种标签“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

很多时候，学生缺乏多次选择机会，一次考试失误就可能影响未来。这导致家长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分数”。为了让孩子适应难题，不少家长偷偷找教师一对一辅导。陈女士说，还有不少家长找孩子“提前学”。

在陈女士的记忆里，曾有一年高考数学命题很难，但仍有部分孩子取得高分，甚至拿到满分。部分观点认为，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取得高分，是因为使用了大学的解题思路。

于是，一种普遍的想法出现：“只要提前学，高考时候，数学就能拿满分。”在许多人眼里，“提前学的思路就是降维打击”。因而，出现了“小学学习初中知识”这类跨阶段的学习。

《学爸》剧照

无论是“提前学”，还是想填补“超纲”的知识点，课外习题和辅导都成了不少家长的选择。

“一些工薪家庭工资不高，没有多余的钱支持孩子报一对一课程，孩子如果资质普通，就会很吃亏。”陈女士说，“相同智商的孩子，要想在学业上取得优势，肯定得砸更多资源。”

而这些资源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更包括家庭的人脉，甚至是信息获取能力。在高度内卷的环境中，获取高质量的教育信息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她看来，教育似乎正在制造新的“不公”。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木洲曾分析美国、德国、日本三个世界强国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比如顶尖科学家、核心技术人才）的模式和经验发现，三国在培养机制上存在共性，比如都有政府政策与经费支持、多样化的选拔培养方式，它们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有效衔接、“产、学、研”深度融合。

《小别离》剧照

在李木洲看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能是“只靠学校抓分数”，而应打破“公平焦虑”，从观念、机制、资源上发力，才能培养出更多能支撑科技强国的核心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是“引领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的今天，“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已是国家的核心战略。

但熊丙奇发现，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所谓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通过竞赛的方式来选拔”。实际上，其在实践中演变为“竞赛人才”选拔。

当下，分数被赋予了太多超越教育本身的意义。熊丙奇说，我国现行的教育方式是一种“为考而教的升学教育模式”，基础教育围绕着“如何提分”运转，缺乏因材施教和个性化教育。

《加油！妈妈》剧照

这是教育功能的异化。在他看来，通过一张卷子，根本不可能选拔出所谓的“天才”和“精英”，因为，它“育分不育人”。在单一的总分评价体系下，孩子的个性、兴趣和多元能力无法得到凸显和发展。

熊丙奇说，当前的“拼分”模式，导致所有学生被卷入一场以“最高分”和“第一名”为目标的“内卷”。许多学生卷出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和健康问题，“这绝非教育应有的结果”。

“培养一个孩子，首先在于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身心和一技之长。”他觉得，真正的因材施教，应该“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作者 |黄泽敏

编辑 | 阿树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