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当上副股长，给局长送了半袋嫩花生，从此决定人生方向

为什么半袋花生，会成为我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回想起来，那一幕，就像定格在镜头里一样清晰。1993年秋，一条窄窄的单位小道，地上铺着落叶，空气里弥漫着银杏果特有的清香。我站在局机关的窗边，看着院里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其中一棵挂满了橙黄色的果子。落日余晖下，果实透着金黄，摇摇欲坠。

那段日子，我才27岁。大学毕业后扎根基层两年，写材料写得还算顺手，秘书股股长过来找局长说我文字功底好，能把枯燥的数字写得像故事。局长看了几份简报，拍着桌子笑：“现在的材料有干货，很少闻到八股味了。”他说完，把我的名字记下来。没过几天，局里就发通知——让我当秘书股副股长，成为全局最年轻的副股职干部。

高兴？肯定高兴。但兴奋归兴奋，我明白，地位是局长给的，恩情难报。我开始琢磨，得做点啥，让他对我更放心，也让其他人少眼红。于是，趁着八月返乡之际，我跑回老家，看见母亲在田里拔花生，那些果实还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看着满地的棵棵花生秧，心里一动：给局长带点土特产，既显心意，也显关系不一般。

我洗干净一个化肥袋，把半袋花生装进去，捆在摩托车后座。晚上，我拧开局长家院门，轻轻敲门。院子昏暗，只有门楣上一盏不大的灯在闪烁。我拎着蛇皮袋，心跳得厉害。门开了，局长先是一愣，然后冲我笑：“什么风把你又刮来了？”我结巴着解释：“局长，这花生是家里新鲜的，水煮了吃很嫩，您拿回去尝尝。”他接过袋子，沉吟片刻，说：“土特产啊，好啊好啊。”说着，亲手把袋子拎进屋，又倒了杯白开水给我。

客厅里，三间瓦房，水井就在旁边，用竹桩垒起的井口还在滴水。院子中央那张八仙桌斑驳，但干净整洁。两张木沙发靠墙摆着，桌上放着局长前一天批阅的文件。我忐忑地站在门口，等他说话。

他看着我，语气直爽：“当上副股长，不是靠送花生，也不是靠拉关系。是因为能力强，人正派，别人比不过你。你很年轻，将来的路还很长。这次不怪你，但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才是正道。”话犹如醍醐灌顶，击中了我的心窝。

那一刻，我只恨身上的汗没法擦干，恨地上找不着缝能钻下去。贿赂？拉关系？我怎么会想？可就是想了，哪怕只是出于感谢的本能。局长一句“不要把人情当事业”，让我清醒过来。人情社会难免世俗，可并非人人都是俗人。是我把事情想复杂了，简单的善意，突然被误读成别的东西。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像做了亏心事，不敢抬头看任何人。可走廊拐角时，他反倒热情地招呼我：“材料写好了吗？还有没印章需要我批的？”仿佛花生这件事从未发生。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中午，食堂里，那位胖厨子端着一盆滚烫的水煮花生，高声喊：“领导请客，不用饭票，大家自己来拿！”热气腾腾，花生壳上还粘着几粒泥。看到同事们拿着碗，争先恐后拣最饱满的那几颗，我才意识到，局长怎么也要给我“面子”。花生当午餐，也当了笑谈。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领导送礼。那顿饭，我吃了整整两大碗花生，脸红心跳。

入职机关后，写材料成了我的日常。常常别人已入酣梦，我还伏在键盘前爬格子。长句交代背景，短句示人动作，稿子来回改不下十遍。可凡事有度，才能成大事。局长的那句话，成了我职业底线：不送礼，也不收礼。工作靠能力，做人靠正派。

两年后，我被选派到乡镇挂职，三年期满回到原单位成了部门正职，之后进入领导班子，再往上走。每每想到那半袋花生，都会想起那段被“纠正”的经历。如果我没有那次虚惊，可能照样送送礼、打点关系，却不知不觉一步步走偏。是局长在关键时刻给我一针见血的批评，让我学会把“事”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人情。

时光荏苒，单位拆迁搬进了新址，那两棵银杏树被小心移栽。银杏叶依旧在秋风中飘落，堆满了新院的石阶。老局长早已退休，人海茫茫，他却成了我心底最鲜明的记忆。常常约他喝两两小酒，说说这些年的变迁。听他讲村里新盖的房，孙子在城里上学，每次见面都像初次见面那样有温度。

我们的谈话，总会绕到那半袋花生上。他会笑着说：“我当时可没怪你。年轻人嘛，总有这样的心思。关键是醒得早，改得快。”我摇头感激：“要不是您，恐怕我还在事小不事大里打转。”他说：“做人，就图个心安理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如今我在领导岗位上，每当有人用“送礼”换升迁时，我都会想起局长的话：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才是正道。这不仅是一句忠告，更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前行方向。人生路上，总有贵人作引。但走稳走正，还得靠自己。

三十年过去，那袋花生的故事成了单位里的传说。有人在新人入职时提及这档子事，都会听见我的笑声：“别学我，一袋花生能决定你一辈子，你可得想清楚。”每当这个时刻，我都会自嘲地看向窗外那棵新银杏，想：要不是它掉了一地果子，我又怎会跑回去拔花生呢？事与愿违，却成就了最宝贵的教训。

有的人活一辈子，只为学会见风使舵；而我，从那半袋花生里，才懂得该把舵掌在自己心上。信息来源：作者个人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