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学家的自我修养

“即便我可以跟学生板起脸来搞‘专业主义’，警告他们勿把多瓦悠兰当成今日人类学的风貌，但抛开职业身份，不谈严肃学术，奈吉尔·巴利的小泥屋也仍然是一种私人乡愁 ……对于无数人类学的爱好者、从业者来说，多瓦悠兰永远都是可以重返的温柔他乡，是‘我们的多瓦悠兰’。”

以上这一段话来自人类学家袁长庚为新版《天真的人类学家》撰写的推荐序《我们的多瓦悠兰》 。在这篇推荐序中，袁长庚教授生动地讲述了他对这一本“了解人类学的最佳入门读物之一”的感情波动：从喜爱，到抱有“敌意”，再到放下顾虑、重新被打动。

时至今日， 《天真的人类学家》 仍然点燃着无数天真的梦想家对远方的好奇和向往。在新一期咏读计划中，袁长庚和咏梅老师一起，从“天真”的浪漫起点聊起，逐步深入田野调查中那些真实的困境与挑战，探讨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独特意义。

人类学家的“亲身在场”，演员的“体验生活”，在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活在别人的世界中，并在抽身回望时，找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种关联。人的复杂，世界的可能性，只有去亲身体悟，才能真切明白——在如今的数字时代中，这是人类学家的天真，也是人类学家的魅力。

01 复原一个人的生活世界

咏梅 咏读计划的朋友们，大家秋天好。今天我们请来了非常有趣的人类学的学者，云南大学的袁长庚教授。

袁老师，我首先比较好奇的一点是，人类学专业的大家都要去做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你自己喜欢，还是说学科本身就有这样的要求呢？

袁长庚 如果你要拿人类学方向的学位，田野调查是必须要完成的一个训练过程，时间长短不一。本科阶段，可能是一个月或者是二十天；硕士阶段要求至少三个月；到了博士阶段，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的大学，要求至少连续做满十二个月，也就是一个自然年。博士为什么一定要做满十二个月？因为在一个自然年份里，你大概能够看到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单位里面经历的所有事情。

人类学其实有很强的匠人精神。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而且没有办法抄近路。很多人在进入自己的调查地点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但是我们会认为，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本身，也是你理解那个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

田野调查这种方法，从上个世纪初被创造出来以后，至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虽然今天技术很发达，但是人类学还是相信这种有一点质朴的方法。咏梅老师肯定了解，以前老一辈的演员，在接一部戏的时候，有一个“体验生活”的过程。你拍什么角色，就要到他的那环境里面去同吃同住一段时间。好的演员在进入角色的时候，有时候会写人物小传。我看过很多演员写的人物小传，很像是人类学的东西。因为你在尝试复原的那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世界。你需要研究，他为什么走到今天，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也是人类学的魅力。

《聚焦》

02 辛苦的、浪漫的、静水流深的

咏梅 《天真的人类学家》到今天还是能点燃许多学生对人类学专业的热情，但我发现，好像很多人类学家都觉得这本书不能作为一本专业的书籍。

袁长庚 问题就在于，这个书写得太好了，连困难和挫折都写得那么有趣味，那么引人入胜。我们做了老师以后，反而会有些顾虑，不太愿意让学生读这本书，害怕他们把人类学想得太简单、太浪漫。

因为实际上田野调查比较辛苦，就像咏梅老师演戏时进入角色内心世界一样，你必须要承受别人世界里的一些很沉重、很负面的东西。

但是我这次写序言的时候也在重新想一个问题，今天愿意学人类学的人，身上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追求远方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就算某些想法可能显得浪漫化，但是那或许也是一条必经之路。我们与其把人挡在门外，还不如等人出现了这种想法后，再慢慢地去教育他。

我这次放下了很多心理负担，觉得我们还是要承认，在这样一个年代，来学人类学的孩子，在很多时候，跟一百年前那些早期的人类学家，是没有区别的。他们都觉得，人类的某些答案要在远方不熟悉的人身上才能得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觉得眼前的经验已经不足以满足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这种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不太符合严格的学术要求，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很珍贵的品质。所以我觉得，人也好，书也好，知识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复数的状态，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这本书，始终能够承载起人类学里面那个特别美好的部分。

咏梅 你觉得这本书多大程度上还原了人类学家的工作呢？它会不会让大家对人类学家的工作产生一些误解呀？

袁长庚 我觉得从真实性或者细节的还原度来说的话，这本书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作者作为一个英国白人男性，进入喀麦隆的地方社会里面，西方人和非洲社会的这种碰撞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作者也用一种英式幽默的口吻，带有一点点自嘲、解构的方式去讲述这一切。但是像我们这些人类学者，在做自己的社会研究的时候，不管是到民族地区、到自己家乡、还是在城市里，碰撞的戏剧性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田野调查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从一些看上去比较熟悉的情景里面去发现新的问题。

这本书的作者奈吉尔·巴利把田野调查描绘成两个世界遭遇的现场，里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人类学家就像探险家一样。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体系的影响之下，就算到一些很遥远的村子里面，可能你会发现，他们跟你看的是同样的电影、综艺节目，喝同样的饮料。这就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你没有那么多看上去很精彩的故事可以呈现。你需要思考，怎么把人非常幽微的部分体现出来，怎么进入到别人的生命史中比较纵深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愿意聊自己生命中的某一段经历，如果你真想了解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社区比较深入的地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田野调查考验的是学生的耐心和另外一重意义上的洞察力，也就是怎么在表面非常熟悉的风景中看到陌生的东西。日常生活的经验可能并不一定像《天真的人类学家》里面讲的一样，每天都有新鲜的故事，有些东西可能是静水流深的。

《走出非洲》

03 另一种跟这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方式

咏梅 你怎么看《天真的人类学家》书名中提到的“天真”呢？

袁长庚 我觉得每一代人类学学人，在“天真”这一点上还是有高度的共性的。

“innocent” 在英文里面其实有一点点自嘲的意思，带有一种一厢情愿，或者是出于自己某种比较狭隘的偏见，把一件事情想象成什么样子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自己学了20多年人类学，发现身边很多老师、同事、学生，跟人类学建立联系的原因大都很相像，都来源于某一个意外的瞬间。在那个瞬间你意识到，哦，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们会觉得，同样都是人，同样都属于这个地球，大家为什么会有那么明显的差异性？别人的世界为什么跟我的那么不一样？所以这个“天真”里面，既有一种我们人类学者的自嘲——把远方的世界做一点想象和美化。但是也有比较认真的那一部分。

巴利的这个题目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为，在他亲身经历了多瓦悠兰的社会之后，他的田野调查的过程好像逐步修正了他最初的天真判断。他回到英国以后，发现多瓦悠兰社会的一些事情已经进入到他的生活里，他没有办法再像一个英国人那样生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会在田野调查的过程里，克服掉自己天真的那一面。你会认识到，人是复杂的、矛盾的，有些时候是沉重的，你要去理解别人的复杂性。

但这个所谓的“变得不天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天真”的行为。你觉得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获得另外一种生命体验，等到你回到自己的社会的时候，你会带着不一样的故事和经验。你会告诉身边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不同的可能性，在很遥远的地方，别人不这样看问题，从而你自己就变成了社会里那一个天真的人。这种天真的底色大概会伴随一个严肃的人类学从业者一生。

这也是这个学科的魅力。你经常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当你去往自己研究的地方，你不会觉得自己完全属于这里；但回到自己的社会以后，因为获得了另外一双“眼睛”，你也不再属于原来那个社会。这大概是一种比较奇妙的观看世界的方式。

咏梅 很多人没有办法跟你有共识，你会感到孤独。

袁长庚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每一个经历过博士阶段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当你的研究进行到后期的时候，你已经在你研究的社会里有一个位置了。比如说，很多人会认你做干女儿、干儿子，或把你当成哥哥姐姐，当成很重要的朋友，他们家过年的仪式里面都会给你留一个位置。那种感觉很奇怪，你会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家。

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面，通常是你一出生，就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位置。但是你在田野调查当中找到的这个角色和身份，是你自己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而且是被他人接受的，这是一种很神秘的生命体验。

当然也会有一些孤独感。大多数时候，这种孤独反而是回到自己的社会时感受到的，因为你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能像身边的人那样觉得，啊，事情就是这样的，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你总想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看法。身边的人有时候看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奇怪的想法？我们难道不一直就是这样的吗？大概这也是人类学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你会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另外一种与之关联的方式。

《新闻编辑室》

04 生命的很多答案没有办法通过提问获取

咏梅 我明白这种感受。像我拍一部戏，戏里我有一个儿子，我们大概要相处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相处得太好了，他几十天里都一直在叫我妈妈。走之前，我会提前很长时间跟他讲，我们是要会分开的，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相见，希望你能考学考到北京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见。杀青之后很久，他还会跟我联系，还会叫妈妈，妈妈，现在逢年过节打电话，还要叫妈妈。有的时候我的心里很复杂啊，因为你回不到他那去。

袁长庚 我教课的时候，也会有一节课，专门提醒同学，要求他们在调查结束之前，提前个半个月或者几周的时间，进行一个有意识的、明确的告别过程。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可以请当地比较好的朋友吃饭，或者给房东爷爷奶奶买点肉或者买新鲜的菜，跟大家一起做一顿饭，确实很像您的表演工作。

人类的这种情感世界或者是经验世界，一旦进去，再次抽身回来，的确会产生很多的牵连，甚至是羁绊。我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学生，在研究结束好多年以后，还跟自己那个村子里的人有联系。如果村子里的人到昆明来看病，我很多学生还会去帮忙。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人类学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咱们中国独生子女的好几代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升学的阶段里，只需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就可以，可能比较缺失的是学习如何去主动地承担起世界的某一种责任。但是在人类学中，你必然被卷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中，而且要在这个世界中明确你的位置，明确你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世界中，不能只是享受，不予回馈。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对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性，或者说你自己的分量，有另外一层认知。而且这个认知的建立过程，是因为有另外一些人的存在。它并不是一个个体化的、只是围绕自己转的世界。

现在已经是AI时代了，很多东西，你可能一点鼠标，答案就出来了。但是人类学还是认为，生命的很多答案是没有办法通过提问的方式获得的。你必须要真正地在那个世界里走过一遭以后，才知道为什么很多事情重要，很多事情不重要。

就像是生命置换一样，也像您的演员工作。很多演员老师也说，你在生命里每演一个角色，就等于活过了别人的一段生命历程，获得另外一种生命体验。田野调查也有一点像这个，你多多少少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可能跟你的成长环境非常不一样，正因如此，你看待周边的事物，就会多一层想法。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人类学家很讨厌，因为人类学家总是提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大家觉得某件事情顺理成章的时候，人类学家总要说不是的，在非洲或者在东欧一个村子里大家就不这样认为。

人类社会反复提醒你，现代人认为一些天然就如此的，甚至很多人把它称之为人性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如此，它有不同的可能性，甚至和我们想的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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