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比其他上将行政等级低一级，有资历，有职务，问题出在哪里？

“1965年1月的这个会，还要不要请王平同志参加？”作战部副主任抬头问道。时间定格在1964年12月下旬，军委机关里对干部行政等级的最后一轮讨论正陷入僵局。

会议最终敲定：多数上将定为行政5级，王平例外，落在6级。一张薄薄的表格，却牵出一段耐人寻味的来龙去脉。

先回到制度变革本身。50年代后期，我军沿用“军衔—军级”双线并行的苏式框架：正兵团级对应大军区副、上将；副兵团级对应兵团、副大军区，上将或中将也有。1965年军衔制取消，新的行政级别与国务院体系合并，目的是“军地同表、工资同轨”，方便财政统发。

调制级别时，大将普遍核定行政4级，上将大多核定5级。57位上将里，最终有六人落到6级：王平、唐亮、郭天民、陈再道、刘震、洪学智。其余全部5级。既然是“统一”，为什么出现“参差”？

翻资料先看王平。1907年出生，红三军团政治部队列里熬上长征，1937年南口一役负伤，随后调晋察冀。抗战八年，他和聂荣臻、徐向前并肩在雁北、冀中开辟新区；解放战争又先后担任晋察冀野战军一、二分区政委，不属于主力纵队却撑起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1951年赴朝，志愿军19兵团政委；1953年彭德怀回国述职，他临时代理志愿军政委；1955年授衔，上将。

1958年调南京军事学院政委，这是正大军区级正职，在军衔序列里完全有资格对标行政5级。事实上，军委干部部拟稿时确实把王平列入5级名单。只是名单上报总政后，几位首长拍板：王平改为6级，把肖向荣顶上。

肖向荣何许人？黄埔五期，1938年就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厅主任。1959年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他是固定成员之一，负责对国防工业、装备订货、后勤计划的综合协调。在“军地统一”背景下，军委机关的分量被格外看重，肖向荣这样直接参与全军日常运转的人，得到行政5级自然水到渠成。

换言之，王平的职务虽是正大区，却属于院校系统；肖向荣则掌控核心中枢。二人同是副兵团级上将，从“权责对应”角度，后者地位被优先确认。

王平为何没能保住5级？原因不止岗位。其一，身体。1959年他在南京突发胃出血，之后常年带病工作；文档里备注“健康欠佳，行走困难”。其二，近职权影响力。南京军事学院是培养中高级干部的平台，但学院事务偏教学，不直接影响作战指挥。决策层在人员压缩与财政紧张并存的情况下，更愿意把有限的5级指标留给手握实权或身兼要务的干部。

对照几位同样掉到6级的上将，可见隐含规律。唐亮、郭天民早已休养，行政降级顺理成章；陈再道虽任武汉军区司令，但“庐山会议”后形势微妙，军委没有贸然晋上；刘震因空军内部调整，改任副司令且分管后方，权责递减；洪学智更是被调到地方担任农机厅长。无论是健康、政治氛围还是岗位重心，他们都不再处于决策链高位。

行政级别不仅是面子，更连着里子。工资当时采用一级一档：行政5级月薪324元，6级则是302元。看似差距22元，放到60年代的物价体系，足够一个普通职工小家两个月的粮油钱。陈士榘将军就坦言，自己十来个子女，加上老家亲戚，常常感觉“吃紧”。

南京军事学院同僚回忆王平，提到一次教职员开生活座谈会，有人抱怨津贴下降，他却笑着说：“少拿一点也正常，国家要办更大的事。”言语轻描淡写，但院办公室记录里备注：当年他捐出一半工资，用于学院图书购置。

1969年，中央决定王平离职休养，保留南京军事学院政委编制，继续行政6级待遇。“不带兵、不带枪，亦不恋级别”，那是他给自己定的注脚。1974年病逝南京，终年67岁。军委悼词用“襟怀坦荡、朴实无华”八字总结，恰好映照他在级别排序上的那份淡然。

梳理整个事件，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政策初衷——财力紧张、结构精简——带来的必然结果：同为上将，也要划出层次；二是评定规则并非“论资排辈”，而是岗位、健康、政治因素交织；三是个人态度。王平明知落到6级，却依旧兢兢业业。

同样的上将，不同的行政级别，不过是时代螺旋中的一次坐标移动。真正决定历史刻度的，终究还是责任与担当，而不是那张写着“5级”还是“6级”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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