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有免于“被录音”的恐惧的自由

我同情古二（程某某），在现行娱乐生态下，编剧本来就是相对边缘的角色，而且为了拿到投资，所谓金牌编剧更会拥有更多权益，有想法的新人出头很难。

但我也反对古二，当他把导演和编剧在私下场合的录音拿出来，公众的关注度已经偏移到“眼镜王”的私德和明星八卦。这种报复方式看似快意，却不仅于己无益，而且于德有损，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在私下里的谈话，有肆意在公共场合拿来检视的风险，那无疑是对人权的侵犯。

“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在私领域下，我们谁能保证不带情绪地、永远毫无偏私地发表观点？显然不能。在私人聚会中，我们都认为处于一种被信任的安全状态下，臧否时事议论他人，免不了“出格”一些。

这是硕果仅存的“安全”时刻，私领域中的表达，不必字斟句酌，不必端水，也不必再戴着面具。这种私下褒贬与公开赞扬，哪个代表“真实”想法，我以为是等效的。人都有“前台”与“后台”两套系统，前台更光鲜审慎、滴水不漏，那是一种社会需要，后台更心口放肆、口无遮拦，那是一种个人情绪。前台的“假”，构成了社会关系的显性规则，我们得以获得形式上的联结；后台的“真”，也不过是放下防备的恣肆，以快意的方式浇胸中块垒。没必要把前台的“假”视为无效，也不用把后台的“真”视为心声。

我们都有龌龊的权利，也有不堪的自由，只要这种权利不以直接侵害他人权益的方式实现。眼镜王与编剧在背后蛐蛐其他演艺界人士，有伤害他们吗？没有。有伤害其他人吗？也没有。混过职场的都知道，很多同事都在背后蛐蛐人，包括吐槽领导和奇葩同事；有过大家庭的人都知道，夫妻之间吐槽父母、父母与儿女之间吐槽其他亲戚都是常态；喜欢表达观点的人都知道，朋友聚会时不免论及时下流行的话题。倘若这些谈话都被私下录音，公之于众，那我们将无任何隐私可言，所有的信任瞬间崩塌。

我们都应该有吐槽自由，不必搞得必须腹诽、道路以目。试想，我们私下里抱怨几句领导、家长、老师，却被人偷录下来公之于众，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又试想，我们私下里因为酒后、激情之下说出某些不得体的观点，不过是话赶话，或者一些调侃与文学修辞，却被拿来大做文章，宋江酒后写下“敢笑黄巢不丈夫”，如果不是黄文炳“立功心切”，这不过是一个立志考编的失意山东人酒后狂言，醒来后定然琢磨着怎么将功赎罪攒功德分，好在官场更进一步。也便不会有劫法场梁山聚义，更不会有受招安兄弟死伤。没有黄文炳的恶意，这首诗不过是浔阳楼上一落寞汉子的臭诗。只因一人恶意多事，凭空多出这些事端。

在传统伦理下，尚有信义的约束。现代法治社会更有明确条款，《民法典》1032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与权利人明示同意。古二曝光的录音，显然不属于以上两种情况。然而公众却津津乐道于“眼镜王”的道德瑕疵，看热闹不怕事大，仿佛揭露了娱乐圈的惊天秘闻。却忽略了他不过是私领域的闲谈，这“瓜”不符合程序正义，吃起来已然变味。

我对这件事如此警惕，不是为了洗白谁，而是这种私下录音曝光的行为很危险。在公共场合谨言慎行已成风气，如果在私下的言论都得不到安全保障，这种人人自危的空气更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