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参军15年成师职干部返乡，家人借住堂叔房子，将200元给母亲

“1950年11月的风真硬，副师长，你这回总算能回家看看了。”警卫员王大山一边捂耳朵，一边冲着车厢里的人喊。李元明点了点头，没有接口，目光死死地盯着窗外甩来的烟雾。距离上一次见母亲，整整十五年。

颠簸了三天两夜，火车在西安换汽车，汽车又在县城被山路拦住，剩下的几十里全靠双脚。走到村口时，暮色压在屋檐上，李元明却被吓了一跳——老屋不见了，母亲和弟妹竟寄住在堂叔东厢的一间土屋。薄木门一推，昏黄油灯下，白发母亲抬头，声音颤抖：“元明？真是你？”这句问话带着试探，更像祈祷。

短促的团圆从炉灶旁开始。几块红薯干、半碗玉米糊糊，算是一顿“接风”。妻子把自带的大米悄悄递给母亲，老太太摇手：“留着路上吃。”李元明把那沓崭新的200元塞进她怀里，小声嘱咐：“买点粮，给弟妹添身棉衣。”母亲攥着票子，眼泪却渗进指缝。要知道，当时乡下一个壮工一天工分也就值三角多，200元是天文数字。

第二天清早，李元明四处查看。破房低矮，四口人挤在八九平方米的地方，窗户用纸糊着，床板下是去年收不满一斗的谷壳。他自幼记得的清贫，如今似乎更凛冽了。三十年代，父亲沾上鸦片，田产房契一夜散尽，母亲靠替人掌灶维持生计，那时候“能吃上野菜就算好日子”并非夸张。母亲曾想把他送去私塾，苦苦求人也只换来“旁听”两字。两年识字结束，他又被拽去裁缝铺当学徒，挨打受骂是常态，学成希望遥不可及。

1934年秋，四川北边的山道上，十七岁的李元明第一次听到“红军”二字。那股劲一钻心窝，他扔下剪刀，趁夜跑去报名。第二年春，参加贺龙部，长征余部在山谷里练枪，他作为新丁却被任命为副班长，只因识字能算。随后南北打转，抗战爆发当了连长。八年烽火，他在晋察冀、太行、冀东之间兜来转去；解放战争又翻过秦岭进西北，从副团长一路干到师参谋长，军功章压得肩膀发麻。

1949年大局已定，部队奉命修建天兰铁路。炸山铺轨的日子不见硝烟，却比攻城还苦。李元明指着测量图，拍桌子嚷过：“要把钢轨拉到黄土崖上去！”因成绩突出，他被正式任命为炮兵副师长。可朝鲜战云逼近，军里电话直通师部：“随时北上。”他争得十来天假，才有这场迟到的探亲。

村里干部听说“出了个副师长”，连夜赶来。寒暄中，李元明只提一件事——给母亲落实住房。县里很快批了旧学堂三间房，瓦虽破，好歹能糊上新纸。看着弟弟爬上房梁换瓦，李元明心里五味杂陈。有意思的是，母亲对儿子的军功只淡淡一句：“保国才是正道。”倒是听说房子批下，她难得露出笑。

时间飞快，十一天眨眼过去。送别那天，母亲在门口递上装着干粮的小包。李元明背手站着，终究还是转身抱了她一下。老太太轻轻拍他后背：“去吧，别惦记家里。”一句话，像铆钉，钉进他的肩章。

随后，他跨过鸭绿江。炮火不讲人情，师部向前挪，又挪。楚山阵地一役，他指挥炮群锁死敌路，赢得军里第一面锦旗。1952年凯旋归国，他被调往东北军区炮兵部，任参谋长兼副司令。三年后授大校衔，1964年晋升少将，又辗转福州，主管沿海炮兵布防。1982年离休，地方志上写下寥寥数语：“李元明，炮兵少将，原福州军区炮兵参谋长。”

乡亲更记得的是另一件事。那年春耕，仍穿旧棉袄的老太太提着油纸伞，到公社门口交公粮。人们问：“您儿子是将军啦，还自己挑担？”她摆手：“粮是自家地里打的，人再有出息，也得守自家规矩。”一句平常话，在雨丝里显得格外硬气。

李元明晚年常把母亲照片放案头，很少言语，只在有人看见时轻轻抚一下相框。200元探亲费是多少？后来物价再翻番，也没人再去细算。可那沓纸币带来的不仅是几顿白米饭，更是一个家庭重新站起来的底气。有人说，战争让一个贫穷少年成为将军；也有人说，是母亲那盏油灯，指了他十五年路。两种说法，或许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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