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达芬奇”造指南车看呆曹操，正史上没传记，为啥史书不写他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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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翻《三国志》时，我总爱停在《杜夔传》那页，不是为了看杜夔的音乐故事，而是注文里藏着个被正史漏掉的大人物。裴松之写得直白：“马先生钧，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

可就是这个天下名巧，在陈寿的正史上连独立传记都没有，只在别人的故事里当了回背景板。

这太冤了。他造的翻车（龙骨水车），复原的指南车和织机等等，在当时都是非常先进的。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三国机械鬼才，看看他的发明有多牛，又为啥被历史冷落了呢？

龙骨水车：让浇水变小孩游戏

马钧的第一个神作，始于一场生活麻烦。

他住在洛阳时，家里有块空地想种园子，可没水浇。换普通人可能就放弃了，可马钧是技术狂，盯着地琢磨了三天，做了个“翻车”。

根据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的《马钧传》记载：“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功百倍于常。”

翻译过来就是：这玩意儿让小孩转个把手，水就自己流进园子，循环往复，效率比原来高一百倍。

我小时候见过王爷爷用翻车，印象特别深：木头做的长槽，里面串着像龙骨一样的木片，一头放进井里，转把手时，木片顺着槽把水刮上来，流进旁边的菜地里。

王爷爷说：这东西比抽水机好用，不用电，还不挑地形，山沟里的地，抽水机进不去，翻车能扛进去。

指南车：解决张衡没搞定的难题

马钧的第二个发明，更颠覆认知，他复原了传说中的指南车。

咱们都听过黄帝战蚩尤的故事：蚩尤放迷雾，黄帝用指南车辨方向，才打赢了仗。可这只是传说，直到东汉张衡，都没人能造出真正的指南车，张衡画了图纸，可“虽有其说，莫有能成者”。

马钧偏不信邪，《马钧传》里记录：“于是使钧作之，其指南车成”。短短一句话，可背后的难度可想而知。要让车子不管怎么转，上面的指向标都指着南方，得用齿轮传动啊！

可那时候没有现代机械理论，全靠马钧试错：锯木头做齿轮，咬不合适就改大小，轴歪了就调角度，试坏了不知道多少根木头，才做出这么个神器。

据说魏明帝曹叡专门召见他，让他在朝堂上演示。当马钧推着车子转了三圈，上面的木人始终指着南方时，满朝文武都看傻了，这不是传说里的神物吗？居然真的做出来了！

后来，指南车成了皇家仪仗队的标配，皇帝出行，前面推辆指南车，既气派又实用（防止队伍走歪）。可没人记得，这背后是马钧熬了无数个夜的试错。

能飞的木鸟：比热气球早1700年的飞行梦

最让我觉得科幻的，是马钧的木鸟。

《马钧传》里说他“尝作木鸟，置机枢于内，能飞数里”，把机关藏在木鸟肚子里，能飞好几里地！这是什么概念？1800年前啊，连飞行都还是传说，马钧居然做了个会飞的木头！

我想象过那个场景：洛阳城的空地上，马钧把木鸟放在地上，拧了拧肚子上的机关，木鸟的翅膀扑棱扇起来，越飞越高，最后飞到邙山上。围观的人喊着快看！木鸟飞了！，小孩追着跑，大人踮着脚看，连路过的官员都停下马车，这不是神仙法术吗？

可惜的是，木鸟没流传下来。有人说材料不行（木头太重），有人说马钧没传图纸（工匠靠手口相传），但就算这样，马钧的飞行梦也够超前了，比蒙哥尔费兄弟的热气球（1783年）早了1700年！

织机大瘦身：从六十蹑到十二蹑

马钧的第三个发明，直接改变了丝织业的天花板。

三国时的绫机，有多麻烦？五十综（经线的分组）就得用五十蹑（踏板），六十综就得六十蹑。妇女织绫时，脚要踩六十个踏板，手还要扯经线，一天下来腿酸得抬不起来，也织不了几尺绫。马钧看了直摇头：这也太费时间了！

他把绫机改成了十二蹑，不管多少综，都用十二个踏板控制。《马钧传》说“其功百倍于常，其实不止”。根据后来的计算，效率至少提了十倍！

这一改，直接让曹魏的丝织业爆火。当时洛阳的丝绸店，全摆着用新织机织的魏绫，花纹更密，手感更软，价格还比以前便宜。吴蜀的商人挤破头来买，连孙权都派人偷偷买了几匹，说比吴绫还好用。

为什么马钧没掀起工业革命？

马钧的齿轮转得再快，也没法追上时代的脚步。

他的这些能解决问题的巧思，终究没能像西方工业革命那样，把中国推进机器替代人力的时代。不是他不够聪明，是他撞在了三道时代的墙上：技术的天花板、社会的地板，还有认知的围墙。

每一道墙都像一块浸了水的棉花，把工业革命的火苗捂得严严实实，连烟都没冒出来。

第一堵墙：技术的单点聪明

马钧的发明，本质是手工木作的极致，所有零件都是木头雕的，齿轮是木齿，转轴是木轴，连指南车的差动装置都是木片拼的。

这不是他不想用更好的材料，是三国时期的冶金技术，撑不起机械的耐用性。当时最结实的钢是百炼钢，但那是用来做宝剑的（比如曹操的孟德剑），没人会把钢材浪费在织机的踏板或水车的齿轮上。木齿轮转个几百圈就会磨得齿牙松动，龙骨水车的木板泡在水里半年就会腐烂。

马钧的巧，全耗在修修补补上了。《马钧传》里提过他的指南车：“运转自如，然木齿易损，每旬日需修一次”，连皇帝的宝贝玩意儿都得十天修一回，更别说农民用的水车了。

更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生产。马钧的织机是量身定制的：给张三家的女工改一台，得调整踏板的位置；给李四家的织坊改一台，得换绳子的长短。

他没法像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工匠那样，画一张图纸就能批量造一千个一模一样的齿轮。所有巧都藏在他的手指缝里，他死了，技术就断了。

就像今天你发明了一台手工版智能电饭煲，好用是好用，但没法批量生产，也没法修。这样的发明，顶多让邻居夸你手巧，绝不可能引发家电革命。

第二堵墙：社会的生存焦虑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规模化生产，而规模化的前提，是社会有多余的需求。比如大家不再满足于自己种粮自己吃，而是想种更多粮卖钱，不再满足于自己织布自己穿，而是想织更多布换衣服。

但三国时期的中国，连吃饱饭都成问题。

《晋书・地理志》里有组扎心的数据：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全国还有约5000万人口；到三国末年（280年），只剩1600万，三分之二的人没熬过失乱。

洛阳城外的荒地比农田多，农民种一亩地得防着兵匪抢，女工织一匹绫得藏着怕征税。马钧的龙骨水车再好，农民顶多用来多浇半亩地，不会想着开个农场种十亩地。他的十二蹑织机再快，女工顶多多织一匹绫，不会想着开个织坊雇十个人。

当整个社会都在求生存，提高效率就成了奢侈品。就像你在沙漠里快渴死了，有人给你一瓶超好用的自动饮水机，但你最想要的，其实是一口能喝的水。不是饮水机不好，是时代没给它有用的机会。

第三堵墙：认知的奇技淫巧

马钧最委屈的，不是他的发明没人用，是没人认为他的发明有价值。

当时的名士圈里，机械是旁门左道。裴秀（西晋地图学家，当时是曹魏的尚书）跟马钧争论指南车，直截了当地说：你这是不急之务，皇帝要打刘备、防孙权，谁在乎能不能不迷路？

曹羲（曹爽的弟弟，当时的中领军）更直白：“马氏之巧，虽能动人，然无益于国用”。意思是：你做的东西再好玩，能帮皇帝打胜仗吗？能让国家多收税吗？

连替他说话的傅玄，都得先道歉：“马先生的巧，不是奇技淫巧，是能让老百姓少费力的巧啊！”（《马钧传》载傅玄语：“马先生之巧，乃天下之公器，非私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你看，连辩护都得先撇清奇技淫巧的帽子。

在士农工商的排序里，工是最末等的。马钧一辈子只当过博士（闲职，负责教学生），连个工部郎中之类的技术官职都没捞着。不是他没能力，是社会认为读书当官才是正途，做机器是没出息。

就像今天你发明了一个超好用的自动收快递机，但大家都觉得程序员才是体面工作，做快递机的是蓝领。不是你的发明不好，是社会的认知，把技术的价值踩在了脚底下。

老达子说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马钧生在现代，会是什么样？他可能是个顶级工程师，在创客空间做发明。也可能在做自媒体写专栏，讲古代机械的那些事儿，还有可能被邀请上《开讲啦》，跟年轻人聊工匠精神。

可他生在三国，生在一个重文轻技的时代，生在一个工匠没地位的时代。历史没给他留多少笔墨，可他的发明，却留在了地里、留在了织机上、留在了老百姓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