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初，戴维在北京南苑发现了麋鹿，成为欧美自然科学重大发现

借助《黄埔条约》《北京条约》带来的利益，为法国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内陆活动空间创造了条件。法国政府希望在北京的法籍传教士们能够把握时机尽快开办学校，传播法国文化，以便同英国争夺在中国的影响。拿破仑三世在议会两院宣布：“在世界的尽头，我们刚刚向文明与宗教的进步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帝国。”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M. Étienne，1801-1874年）将在中国北京筹建学校的任务委托给戴维，因为他认为长久以来戴维接受的教育一定能胜任该工作。北京教区穆利（孟振生）主教和艾蒂安总会长认为，传教士应该在神学院和遣使会北京教会学校中讲授欧洲科学知识，虽然讲授科学知识不是传教的首要任务，但这可能会给传教工作带来很大帮助。正因为如此，戴维去北京传教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

北京北海

1862年1月，戴维来到巴黎，接受中文培训，同时联系了先前在中国的梅副主教（M. Vicart）寻求帮助。正式启程前，穆利主教带领戴维前去拜访了时任法国科学院院士、汉学家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年）。朱利安一直在想办法搜集精美的中国制品，得知戴维博物学方面的经历后，便建议他来到中国后为法国学者的研究发挥其专长，多收集自然科学资料。朱利安将戴维引荐给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学家亨利·米勒-爱德华兹（Henri Milne-Edwards，1800年10月23日-1885年7月29日，1864年任馆长）和植物学家艾米利·布兰查德（Émile Blanchard，1819-1900年）。

他们对戴维前往中国充满期待，承诺给戴维提供科研工作资金上的帮助以及科学考察所需的一切物品，戴维也答应尽量满足科学家们对中国动植物标本的要求，因为他坚信“所有聚焦于造物主的科学都会增加造物主的荣耀。去了解事实等于去了解上帝，所以一切科学都值得赞扬，科学的目标也是如此神圣。”当时科学界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受到冰河太大作用影响的国家，中国保存的动植物种类，对欧洲科研人员极具研究价值，对科研人员充满诱惑，戴维的考察让整个欧洲的科学界充满期望。

亨利·米勒-爱德华兹（Henri Milne-Edwards）

戴维在文章中对自己来中国的前因后果是这样写的：“在1860年法英远征之后，我们的政府表示希望北京的传教士应尽快在那里开设法语学校，我们的总长艾蒂安先生想到我，委托我特别照顾为这些机构做准备。我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长，使他相信我适合这项任务，但他没有想过我以后作为一个博物学家会做什么！因此，必须说，我的科学使命是源于环境，也就是说，源于神圣的旨意。方法如下。1864年，我离开了亲爱的意大利，我已抵达巴黎，为这段伟大的旅程做准备，有一天，要离开巴黎前往北京的可敬的穆利主教带我去拜访该研究所的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先生，他习惯于通过传教士获取中国著作的习惯。

我告诉他，我热爱博物学，并且满怀热情地从事它。我们伟大的汉学家，他对与中国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感兴趣，立即向我宣布，他打算利用我的能力为法国科学家造福。因此，他答应把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杰出的同事，这样他们就可以给我佣金了。就这样，我依次与科学院的所有成员Elie de Beaumont先生、de Quatrefages先生、德凯纳（Decaisne）先生、布兰查德（E. Blanchard）先生、亨利·米勒-爱德华兹（E. Milne-Edwards）先生取得了联系，我向他们保证，我会尽我所能满足他们的愿望。我很荣幸能得到这些科学界的杰出人士的建议，当时我除了为他们提供一些概念和一些有用的物品外，别无所求。

我们花了五个月漫长的旅行才到达目的地，因为苏伊士地峡还没有开放。在我们就职于北京后，在学习该国的语言和参与神职工作的同时，我立即开始探索首都的周围环境，与我最喜欢的研究有关，为自然历史柜准备材料，这可能对未来的大学有用。或者根据我的承诺，将报告和收藏品送到我们国家博物馆的植物园。那所伟大机构的教授兼管理人员，特别是米勒-爱德华兹先生（从此以后我一直是其最勤奋的通讯员），很快就看出他们可以利用我的善意。而且，作为对我第一批货物的回报，这批货物已经包括了大量的植物和动物，他们给我送来了最热情的鼓励和金钱补偿，以方便我的研究。

我的角色有可能变得严肃，我打算从事这些特别的工作，我本来只想把这些工作当作一种消遣！事实上，在巴黎取得的成果越来越重要，这让博物馆的教授们相信，中国是博物学家的理想黄金国，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还有很多发现需要做出调查。因此，他们认为向拉撒勒派（lazaristes）的上司请求一个非常特殊的许可是明智的，这样我就可以在几年内，在庞大帝国最不为人知的省份进行伟大的探险。

艾蒂安先生更愿意同意这一请求，因为这是以政府本身的名义向他提出的，政府的善意对于外国使团的利益非常重要。同时，为了更好地关注我的工作，公共教育部授予我的企业科学使命的正式称号，并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支付我的所有费用。这就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博物学家的原因，出于服从和为法国科学服务，以期为宗教的利益服务。我尽我所能，努力间接地利用自己来达到传教士们的共同目标，他们每个人代替我，都可以做得和我一样好。”

1862年2月20日，36岁的戴维身披传教士的长袍，肩负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法国科学院通讯员、英国皇家动物学会通讯员的职责，与北京教区的穆利主教一道在法国从土伦港（Toulon）启程前往中国，踏上了到中国寻找动植物标本的历程。在旅途中，戴维虚心地向穆利主教请教中文和中国的习俗。到了上海，他已经能够说一口较为流利的汉语。在上海休息了几天，戴维开始从上海向北方进行科学田野调查活动。在历经几个月长途跋涉之后，7月5日，戴维抵达北京。他一边在北堂学习中文，一边在北京周边考察。他搜集标本为遣使会教会学校自然历史课程和自然历史珍品收藏橱做准备，同时履行自己的承诺，将报告和收集的标本寄给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北京的两年时间里，戴维先后到北京平原、西山和颐和园附近的北山游历和采集标本。

北京北海

1862年9月，戴维跨过长城，到宣化、崇礼一带游历。并赴遣使会在清廷禁教时期的据点西湾子（今河北崇礼县），到那里参与传教，拜会老领导、老朋友孟振生。戴维在崇礼山区采集到一种特殊的植物，他将标本寄到法国巴黎后，多年后自然博物馆的植物学家弗朗谢把它命名为“冀北翠雀花”（Delphinium siwanense Franch.）。

1863年，戴维考察了北京周边及京西的群山、采集动植物标本。6月1日，他从北京给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寄出了第一批包裹，包括蒙古的24只鸟和6只哺乳动物、中国的83只鸟的标本。亨利·米勒-爱德华兹收到后，立即于9月10日给戴维写信，高度评价这些高质量的标本，并认为有的鸟类标本是科学上的新种。信中说：“您在博物学方面的知识，您对于科学的热情是您研究成功的最可靠的保证。”法国和欧洲的科学家们见到这些标本之后，预感到戴维正在打开一座动植物宝库紧锁的大门。每一位科学家都写信鼓励戴维，都翘首以盼来自中国的更多好消息。

戴维神父

1864年5-11月，戴维考察热河地区（今河北、辽宁和内蒙古的交界地带）。这年在收到戴维寄出的两批标本后，植物学家约瑟夫·德凯纳（Joseph Decaisne， 1807-1882年）于11月4日写信给戴维说：“中国的植物对于我们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兴趣；该国有许多东西，其中气候就同法国气候非常相似，这些植物差不多都可在我们这里引种驯化。无论是经济植物或者观赏植物，还是普通的植物，它们都有明显的用处。”

北京周边的旅行不仅让戴维熟悉了中国状况，还使他收集到了麋鹿、马鹿、梅花鹿、猕猴、槐树、桃树、山桃、欧李和毛樱桃等动植物标本。标本送到法国后，其数量和质量使法国科学家意识到“中国是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对于博物学家来说，中国仍有大量东西需要他们学习和发现”。1865年，戴维发表了《华北自然产物和气候及地质情况观察》，总结了来华三年的考察成果。

戴维在中国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是1865年初在北京南苑发现了麋鹿。北京南苑为元、明、清三代皇家苑囿。元朝始建时称“下马飞放泊”，是贵族打猎的地方。明永乐年间扩大，修以围垣，周长60公里，谓之“南海子”。明隆庆年间，南苑已经很衰败。清代继续经营，修建4处行宫、若干庙宇，清帝多次在此校阅八旗军队。平时南苑严禁平民进入，苑内多獐子、野兔、麋麂，并圈养老虎，作为帝王狩猎之用。

1865年，清同治四年，戴维来到北京南部考察动植物。这一天，戴维走到官兵严加把守的皇家猎苑南苑外面，他隔墙远望，发现里面生活着一种奇异的鹿，这种鹿的角似鹿非鹿，蹄似牛非牛，脸似马非马，尾似驴非驴，勾起了戴维的强烈探奇欲望。戴维认为这是一群陌生的、可能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鹿。其实戴维看到的这种鹿就是麋鹿，俗称“四不像”，为中国独有。麋鹿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瑞兽，在神话传说中是姜子牙的坐骑。

麋鹿体型高大，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狩猎目标，几乎被猎杀殆尽。到了清朝，野生麋鹿已经在中国野外绝迹，仅剩的200多头人工饲养的麋鹿都圈养在北京南苑皇家狩猎场，普通人难得一见。在戴维之前，欧洲人从来没有见过麋鹿。对于这种奇特的动物，戴维志在必得，据说他用了20两银子，买通了皇家猎苑的看守官员，从墙头偷运出两张鹿皮及骨角标本。1866年2月，他将标本从海路运送到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里附着详细的说明书：“第2467号。驯鹿：雄性老鹿，雄性幼鹿，雌性成年鹿，头部分离。我已经在亨利·米勒-爱德华兹先生的好几封信里谈过这种驯鹿，认为它构成一种尚未描述过的物种。”

当年的外文杂志对戴维的报道

很快，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Alphonse Milne-Edwards，1835 年10月13日-1900年4月21日）对标本进行鉴定，他是亨利·米勒-爱德华兹的儿子，也是一位动物学家。经过他的鉴定，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鹿科新种，他将麋鹿拉丁文命名为Elaphurus davidianus，英文俗名称作“戴维神父鹿”（Pere David's deer）。戴维在中国发现麋鹿的消息经过《自然公报》的传播，在欧洲引起轰动，大家纷纷谈论在神秘的东方古国的皇家禁苑中，养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瑞兽“四不像”。各国都非常渴望得到这种珍稀动物。法、英、德、比等国家的驻华公使馆通过戴维或官方渠道，在1866-1876年间，从南海子弄走了几十只麋鹿到本国喂养，以供参观和研究。

1894年，北京突降暴雨，永定河决堤，南苑狩猎场围墙被永定河暴涨的洪水冲塌，100多头麋鹿被冲散，结果被饥民们全部捕杀。当时清政府因为甲午战争闹得焦头烂额，没有精力去管什么麋鹿。1896年7月，李鸿章到欧美五国访学。他在巴黎参观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园时，看到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动物，其中“见麋鹿成群，呦呦虞虞，不类欧洲之产，询之来自上林，则不觉愀然矣”。这是中国官员在欧洲见到麋鹿的首次记载。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德国军队就驻扎在南海子一带，仅存的30来头麋鹿也被德国士兵猎食了，麋鹿自此在中国本土彻底灭绝。

19世纪末，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赫布兰德·阿瑟·罗素（Herbrand Arthur Russell，11th Duke of Bedford，1858年2月19日-1940年8月27日）非常喜欢动物，也一直关注野生动物，1899年他担任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主席。从1894年起，罗素将当时散落在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等地动物园内的18头麋鹿全部买下，先后运回英国，在其家族的沃本修道院庄园（Woburn Abbey）进行散养。沃本修道院是英王爱德华六世在1547年封给大臣约翰·罗素的，经过扩建，就成为后来的贝福特公爵的宅邸。

沃本修道院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北京南苑差不多，气候分明，景色秀丽。由于这里自然环境适宜，放养得法，因此，从巴黎、柏林等地收集来的18头麋鹿开始繁衍，麋鹿的基因才逐渐得以延续，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小种群。1913年，麋鹿的数量增加到75头；以后逐年增多，到1948年沃本修道院庄园里的麋鹿已经有255头。1918年6月中国科学家薛德焴在《博物学会杂志》上发表《四不像之名称及现状》一文：“而中国之四不像，亦竟与清室以俱亡。其幸而免者，受西人保护以延其残喘”。“热心国粹之君子，曷赴欧洲，设法逆输，使其再复旧土。”

1956年沃本修道院庄园以伦敦动物学会名义向北京动物园赠送了两对麋鹿，中国这才又有了麋鹿。1985年沃本修道院庄园又向新成立的北京南海子麋鹿苑提供22头麋鹿。1986年和1987年，新成立的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接收了沃本修道院庄园送来的57头麋鹿。回到中国的麋鹿种群恢复得很快，现在在中国动物园与保护区内已有麋鹿数量一万多头。甚至在野外也已经有了保护区出逃的麋鹿形成了小规模的野外种群。麋鹿在中国经过多次引进和繁育，最终又重新回到大自然，如果不是戴维当年的发现，或许麋鹿早就灭绝了。

同治三年（1864年），穆利（孟振生）主教“复欲于旧北堂（蚕池口教堂）地基起建主教座位之大堂”。1865年5月1日奠基，1866年1月1日落成。戴维在教堂建成时，专门在此创设了一座博物馆，建立自然历史珍品收藏橱——百鸟堂，里面陈列着戴维在北京周边搜集的各种动植物标本。“百鸟堂”是中国最早的博物馆雏形，比韩伯禄（Pierre Heude，1836-1902年）神父1868年在上海徐家汇建立的博物馆还要早。

遣使会会士和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 1837-1905年）记载：“孟（振生）主教由法返华。随来之传教士中，有达味德（华姓谭）者，邃于博物之学。抵华后，遍游名山大川，收集各种花卉鸟兽等物，以备格致。即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内储奇禽计八百余种，虫豸蛱蝶，计三千余种，异兽若干种，植物金石之类，不计其数，皆博物家罕见者。馆开后，王公巨卿，率带眷属，日来玩赏者，随肩结辙。不久名传宫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来观者。”从中可以看出新奇的百鸟堂博物馆对中国王公贵族的吸引力。通过参观百鸟堂博物馆，官员们和传教士得以接触，两者之间关系明显融洽了，传教士在北京传教的阻力也明显减少了。

因为戴维动植物标本采集能力超群，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学家亨利·米勒-爱德华兹于是拜访了当时法国教育部部长迪律伊（Jean Victor Duruy， 1811-1894年），恳请迪律伊请求遣使会总会长艾蒂安把戴维从神职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去这个庞大帝国中还未曾踏足之地进行伟大的探索旅行”。因为请求是以政府的名义发出的，而政府的善意会使遣使会在中国传教工作带来便利，因此艾蒂安同意了迪律伊的请求。为此，戴维不再为传教而劳碌，得以在中国到处考察和搜集珍稀动植物，他整天的工作不是在收集标本，就是在制作标本。从1866年到1874年，戴维先后三次深入中国内地考察。戴维对中国各地动物标本的全面收集对系统动物学的发展，特别是为动物地理学的推进所做出的贡献获得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