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决心戒鸦片，第一天毫无痛苦，杜月笙看出猫腻：请换张新床

1933年3月12日清晨，上海连着下了三天的小雨，刚刚“下野”的张学良踏进宁海西路一栋花园洋房。屋外帮派探子盯得密不透风，屋内只摆一张小圆桌，一壶碧螺春，一叠新鲜报纸。主人杜月笙寒暄两句，便把话题岔到“养生”上，显得漫不经心，却又句句紧扣少帅的旧习。

张学良的烟枪故事，外界风传已久。最早能追溯到1910年代奉天军械所，那年他才二十出头，跟父亲张作霖试枪却误闻鸦片香，起初只是猎奇。到了1925年郭松龄倒戈，兄弟兵刃相见，他彻夜守电台，终于靠“大烟”压住神经，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打仗怕死，不如抽烟怕苦。”这是张学良当年对参谋说过的半句牢骚。可惜成瘾后，怕苦反成日常：四肢冰冷、脊背抽搐，稍晚一炷香便冒冷汗。1928年父丧，他想强戒，命人烧光烟具，仍撑不过三天，于凤至只得飞奔辽沈找日本医生，结果改吸吗啡，毒瘾更深。

热河失守后，少帅带着随行医官、卫队二百余人抵沪。杜月笙心知：握枪的瘾君子，若不把毒根拔掉，永远成不了能左右时局的棋子。于是好酒好菜过后，他抛出一位叫米勒的德裔医生：“此人手里有一套七日冲击疗法，苦是苦，能保命。”张学良点头如捣蒜。

条件提得苛刻——床铺由杜家提供，张府的私人医生必须暂时撤离，连于凤至与赵一荻也要一并治疗，否则“枕边风”会把人吹回老路。张学良全数答应，当夜即被五花大绑在一张楠木床上，米勒先灌肠，再下镇静剂。

神奇的是，第一宿他睡得香甜，既不呕吐也不抽搐，连护卫都觉诧异。米勒暗暗摇头：“不合常理。”他把疑惑告诉杜月笙。杜月笙掸掉烟灰，轻声一句：“请换张新床。”

原来，张府医官临走前在床板夹层塞满了丸剂，床单、枕芯也藏着小瓶，浓度足够让少帅悄悄“补药”。床一撤，真正的苦刑才算开场。

第二天午后，屋里传出压抑的闷吼，手指抓破绑带，汗湿被褥，一会儿发冷一会儿灼热。米勒按照流程反复灌肠、抽腐血、注射自体皮下液。毒素排一批再回输一批，折腾十来回，张学良形容枯槁，仍被死死绑着。

第三日凌晨，他忽然大喊：“给我一枪，我受够了！”侍从咬牙不敢松手，只得用凉水往脸上浇。米勒不为所动，观察瞳孔后继续加大排毒剂量。此刻屋外的杜月笙也皱眉，却仍守在廊下——他懂，临门一脚必须狠。

七天过去，痉挛、呕吐与幻视逐渐消退，体温终于稳定。米勒解开束缚，让卫兵把人扶到落地镜前。镜子里的张学良脸色蜡黄，双颊凹陷，但眼睛透出十年来少见的清亮。他喃喃一句：“真干净了。”嗓音沙哑，却透出说不出的轻快。

于凤至与赵一荻也同步完成治疗，她们毒瘾浅，痛苦小得多。米勒留下饮食与锻炼计划便告辞，诊费高得惊人，杜月笙却替少帅埋了单。临别他拍拍张学良肩膀：“汉卿，枪还在你腰上，别让烟枪再缠你。”一句话，说得云淡，却把生死账清清楚楚写在了门槛外。

养了半月，张学良体重回升六公斤。卫士们重新看到那位马靴锃亮、扣子扣到最上面的司令。遗憾的是，东北已被日军踩在脚下，山海关外只剩狼烟。毒瘾除去了，他却再无家乡可归。

多年后，张学良在台北对友人提及此事，仍敬杜月笙三分：“若非他一句‘换张新床’，我怕是一辈子栽在烟枪上。”对方笑问过程多痛，他只挥挥手：“疼，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