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作言院士：旧有利益集团抵制转基因

转基因争议背后：一场跨越技术与利益的全球博弈

“转基因原本是技术问题。”作为长期深耕转基因领域的资深专家，黄大昉在谈及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复杂态度时，语气平和却观点鲜明。在他看来，一项颠覆传统种植模式、触及食品安全核心的新技术出现时，人们产生疑问、抱有顾虑是完全正常的反应——毕竟，它关乎每个人的餐桌安全，也挑战着大众对“自然培育”的固有认知。从实验室里的基因编辑到田间地头的规模化种植，再到最终端的食品消费，转基因技术的每一步推进，都难免遭遇审视的目光，这种初始的疑问，本质上是公众对技术安全性的合理诉求。

“这个担心是从外面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深耕生命科学领域数十年，见证了全球转基因技术发展与争议的全过程，他向记者坦言，如今国内部分公众对转基因的担忧，并非本土原生的焦虑，而是在全球舆论场的相互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回溯历史，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率先进入商业化种植阶段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争议浪潮：上世纪90年代，转基因大豆、玉米在美国开始规模化种植，消费者上街抗议、环保组织发起抵制运动的新闻屡见不鲜，关于“基因改造食品是否致癌”“是否会破坏生态”的讨论，一度占据主流媒体版面。这种源于技术革新初期的普遍焦虑，随着时间推移、科学数据的积累以及监管体系的完善，在多数国家逐渐趋于理性，但相关争议并未完全消散，反而随着全球化的传播，影响了更多国家的公众认知。

深入探究全球转基因反对声浪的根源，会发现其背后并非单一的认知差异，而是多重力量交织的复杂博弈，至少存在四种核心反对势力，各自带着不同的立场与诉求。

其一，是极端环保人士的强烈抵制。在他们的认知中，转基因技术是人类对自然秩序的“粗暴干预”——通过人工手段将一个物种的基因片段转入另一个物种，打破了自然界亿万年形成的物种隔离与生态平衡，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他们担忧，抗虫转基因作物可能会误伤蜜蜂、蝴蝶等非靶标生物，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会引发杂草抗性增强，进而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甚至可能催生“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对整个生态链造成不可逆的影响。这种担忧源于对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认知，但往往忽略了转基因技术在减少农药使用、降低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缺乏对“可控试验”与“生态风险评估”的全面了解。

其二，是宗教人士的伦理质疑。在部分宗教教义中，“万物皆由上帝创造”是核心信念之一，人类被赋予的是守护自然、利用自然的角色，而非改变自然本质的“创造者”。转基因技术通过人工编辑基因来改造生物性状，在他们看来，这逾越了人类的本分，违背了神圣的自然法则。这种反对并非基于科学层面的安全论证，而是源于宗教信仰层面的伦理坚守——他们认为，每一种生物的基因序列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擅自修改基因，相当于挑战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权威，这种伦理层面的抵触，往往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坚定性，难以通过科学数据来调和。

其三，是贸易战争背景下的农业保护壁垒。这一因素在西欧与北美的农业博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是全球转基因技术最发达、应用最广泛的国家，其70%—80%的食品中都含有转基因成分，转基因大豆、玉米、棉花等农产品产量巨大、成本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强的价格竞争力。而西欧多数国家农业以小规模种植为主，生产成本较高，若完全开放转基因农产品市场，美国廉价的转基因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本土农业造成致命冲击。因此，部分西欧国家选择以“食品安全”“生态保护”为借口，对转基因农产品设置严格的进口限制，甚至推行“非转基因标签”制度，本质上是通过抵制转基因来构建贸易壁垒，保护本土农业产业与农民利益。这种基于贸易竞争的反对，与技术本身的安全性无关，而是纯粹的利益博弈。

其四，是旧有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维护。传统产业在面对新技术带来的变革时，往往会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发起抵制，转基因技术的推广也不例外。最典型的案例便是转基因三文鱼的商业化争议：野生三文鱼长期依赖海洋捕捞，价格高昂且供给有限，而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培育的转基因三文鱼，生长速度更快、饲料转化率更高，人工养殖成本大幅降低，一旦大规模上市，必将拉低三文鱼整体市场价格，严重冲击传统海洋捕捞业的利益。为此，传统渔业集团纷纷发起反对，抛出“养殖鱼近亲交配导致遗传性丧失”“养殖鱼与野生三文鱼杂交破坏野外种群基因纯度”等理由。这些说法看似关乎生物多样性与物种保护，实则是为了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科学研究早已证明，通过规范的养殖管理与隔离措施，这些风险完全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其实，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着遗传基因突变，比转基因可能带来的突变概率还要大。”朱作言院士无奈地表示，从遗传学角度来看，反对者的诸多理由往往站不住脚。在自然环境中，宇宙射线、紫外线照射、化学物质影响等因素，都会导致生物基因发生随机突变，这种突变毫无规律可言，既可能产生有益性状，也可能带来有害变异，其发生概率远高于转基因技术中精准定位的基因编辑。转基因技术的核心优势正在于“精准可控”——科研人员能够明确知道转入的基因片段具有何种功能，能够精准预测生物性状的改变，并且会经过多轮严格的安全性试验，确保其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无不良影响。“真正懂遗传学的人觉得这些都是歪理，而公众却未必都能认识到。”朱作言坦言，专业的遗传学知识具有一定的门槛，公众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舆论信息时，很难分辨哪些是科学事实，哪些是利益相关方的片面之词，这也使得转基因争议始终难以彻底平息。

转基因技术的争议，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范畴，演变成一场涉及科学认知、伦理信仰、贸易利益、产业格局的全球博弈。解开这场博弈的关键，既需要科研人员用更多扎实的科学数据证明技术的安全性，也需要监管部门建立透明、严格的监管体系，更需要全社会搭建有效的科普沟通平台——唯有让公众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看清争议背后的利益纠葛，才能让转基因技术在理性的氛围中，真正发挥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