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催的刘禹锡

北宋有个人叫钱易，本来应该是个人生赢家。为啥？因为他祖爷爷叫钱镠，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的开国之君。再往后他爷爷钱元瓘、他爹钱倧都是吴越王。所以在正常情况下，钱易打一出生就是吴越国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可谓是天生贵胄。

结果情况突然就不正常了——开运四年（947年）因权臣胡进思跋扈凌主，钱倧就打算弄死他。结果还没等他动手，胡进思先发制人发动宫变，不但把钱倧给废了，还没让钱易提前上岗，而是拥戴钱倧之弟、钱易之叔钱俶登上了王位。

当然我们都知道钱俶是吴越末主，后来纳土归宋。而且我们还知道赵家老二不是个好东西，最喜欢在亡国之君寿辰时送其归西，让人家以后生日忌日一起过——李煜、钱俶都是受害者。不过对其家人，就犯不上用这种难堪的手段对待了，一般还挺优待，基本都能给个官当当。

但钱易毕竟差点当上了吴越王。赵老二可能觉得他不一般，所以整个老钱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都混到了个官身，唯独钱一毛都没有。

小钱简直要气死了——明明俺是太子，是吴越国未来的王。结果当不成也就算了，毕竟顶了他位置的叔叔背上了亡国之君的千古骂名嘛。可归顺大宋，人人有官做，偏偏不给俺，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憋着这口恶气，钱易开始发愤图强，发誓要科举入官。非得看看瞧不起他的那些家伙们，到时候是个什么嘴脸。

雍熙二年（985年）十七岁的钱易第一次应科举就考中了进士。结果在殿试时面对高坐皇位上的赵老二，他新仇旧恨涌上心头，顿时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仅用时不到半天就完美的答完所有的试题，第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交了卷。

要知道那时候的殿试是一考一天，只要在半夜前交卷就行。钱易一个弱冠少年，表现如此出挑，确实让人惊叹，也足够让他得意。不过这个倒霉蛋却忘了一件事——赵老二不仅是总考官，还是皇帝。这世间的规矩都是他制定出来约束别人，而其本人则可以为所欲为……

看着这个明显带着异样情绪的小家伙，赵炅自然不喜。于是他在钱易的卷子上写下了“轻俊”的批语，不但黜落之，连进士资格亦被免去。

要知道殿试不黜落，是赵老二的孙子在位时才有的规矩。所以钱易就这么倒霉透顶地落榜了。

在消沉了十几年后，钱易终于在咸平二年（999年）鼓足勇气（也可能是因为赵老二挂了）再战科场，并一举高中了第二名。这本来是件大好事，可钱易的公子哥脾气不改，非认为考官不公，自己该拿状元。他不仅因此上书鸣冤，还洋洋洒洒写下一篇雄文《朽索之驭六马赋》，把朝廷里的兖兖诸公讥讽了个遍。

这下可把宋真宗赵恒给气坏了。于是他大笔一挥，把钱易的名次从第二降到了第三，官品也从正八品掉到了从八品，得辛辛苦苦磨勘好几年才能补回来……

钱易虽然挺倒霉，但入仕后就比较顺风顺水了。最终累迁官至左司郎中、翰林学士，好歹也是个六品官。可别觉得六品官小——北宋不是明清，官品可贵重着呢，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迈不过七品官的坎儿。六品官，还是翰林学士，正常情况下足够进东西二府当宰相了。

而钱易之所以没当上宰相，跟才能无关。关键是身份太敏感，赵家皇帝只要脑子没进水，压根就不会考虑他。

相比钱易，刘禹锡才是纯纯大冤种，天生倒霉蛋。

01

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分别代表了我国历史上成就最高的几种文学体裁。其中唐诗毫无疑问是传播最广也最受欢迎的一种，几乎没有之一。

成书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全唐诗》，就收录了2873位诗人的49403首作品。要知道此时距离唐亡已经过去了800多年，而《全唐诗》的编纂者仅有10人、历时一年半便告功成，未及广检群书，故缺漏甚多。比如在《李太白集》中就收录了李白的诗作1010首，《杜工部集》收录了杜甫的诗作1465首，而在《全唐诗》中两人的作品仅有894首和1146首。

让人高山仰止的李杜尚且如此，那些才名不及者成为遗珠之憾的更不知凡几。如果《全唐诗》能在唐时编纂，扩容个几倍、十几倍恐怕都不在话下。

而就唐诗中的地位而言，李杜毫无疑问是独一档的存在。能一附诗仙、诗圣之骥尾的，也就白居易、王维有这个资格。再往后排，差不多就是刘禹锡、李商隐、杜牧这种晚唐诗坛三杰了，相比之下王昌龄、孟浩然、韦应物、李贺、元稹等人的作品无论在质量上和影响力上，都要稍逊一筹。

不过唐朝诗人中官运亨通的不多。也就张九龄、李绅、元稹曾经拜相，白居易官居二品，高适因军功封侯等寥寥数人而已。余者如贺知章、韦庄、韦应物、李益是三品官，王维、韩愈、岑参、杜牧、柳宗元、罗隐四品或五品，起码混上了被朱佩紫……

再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官场失意人。最惨的如孟浩然，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官，可惜科举屡试不第，犹不死心就去找宰相张说求推荐。本来老张都答应了，老孟满眼星星的在家等着，结果却等来了张说犯事遭贬出外的噩耗；既然老张不靠谱，孟浩然又去找吏部侍郎韩思复帮忙，后者也答应了，谁知没几天人家就病死了……最后老孟找到好友王维，俩人正在后者的办公室聊推荐的事呢，谁知唐玄宗李隆基竟鬼使神差的溜达进来了……

没见过世面的老孟吓得直接钻桌子底下去了，但李隆基并未怪罪，反倒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非常感兴趣，并请教他的作品。话说此时甭管孟浩然拿出的是《春晓》、《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还是《宿建德江》、《过故人庄》这样的代表作，打动皇帝不在话下，得官轻而易举。谁知他不知道咋回事脑子一抽，居然吟诵了一首《岁暮归南山》。

李隆基一听就不乐意了——你抱怨什么“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朕今天才是第一次见到你，啥时候弃过？完全是无病呻吟嘛！算了，你也甭指望做官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

虽然像孟浩然这么倒霉的仅是个例，但仕途不顺却是唐朝诗人的普遍特征。其实也不奇怪，悲愤出诗人嘛，要是大家都顺风顺水、都忙活正经事去了，哪还有功夫写诗？

当不上官或是仕途不顺，心情肯定好不到哪儿去。所以以诗为载体的各种吐槽、牢骚以及愤世嫉俗的发泄情绪在唐诗中数不胜数。即便是诗圣杜甫也不能免俗，典型如那首《登高》中的“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即便豁达乐观如李白，也有“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时候，以及“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似的愤懑。

而刘禹锡，堪称是中唐一朝灿若繁星般的诗人群体中的一朵奇葩。具体的表现就是无论身处何等逆境、遭遇过多少挫折、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依旧豪气俨然，壮志不改。

要不人家怎么叫诗豪？

别人在悲春伤秋，刘禹锡的笔下则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别人在自怨自艾，刘禹锡则坚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别人在指天骂地，刘禹锡已在憧憬“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别人在因循守旧，刘禹锡早破门而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别人在嫉贤妒能，刘禹锡却在用一种气死人不偿命的语气宣告“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样的刘禹锡，值得我们反复品读，一定会受益良多。

02

刘禹锡是荥阳人，祖籍洛阳，却生在嘉兴，据说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跟那位大耳朵皇叔还能攀上点亲戚关系。

甭管是否有乱认祖宗的嫌疑，但从北魏起，刘家就世代官宦。刘禹锡之父刘绪，官至殿内侍御史，也算是个官二代。因此他自幼衣食无忧，自然也读得起书，而且天分很高，在年轻一代的士人中很有名气。

贞元九年（793年），21岁的刘禹锡初试科举，就一举进士及第，又登博学鸿词科，授官太子校书，随后丁忧归乡。直到贞元十八年（802年），刘禹锡才再度复职并很快升迁为监察御史，不但与韩愈、柳宗元做起了同僚，还结成了好友，当然也成了他霉运沾身的起点。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李诵继位，随即重用潜邸亲信王伾，王叔文。而王叔文又与刘禹锡、柳宗元交好，连同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人结为一党，试图革新国政。

话说要是别的朝代栽进了安史之乱这么个大坑，就算不一命呜呼也该四分五裂了。也就是唐朝，靠着祖宗余荫，再加上或被动或主动的默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用更简单的话说就是蛋糕分得足够慷慨，足以喂饱各路野心家的胃口，李氏江山才得以苟延残喘下来。

到李诵继位，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此时的大唐，内有阉宦乱政、朋党之争，外有藩镇跋扈、赃官残民，国势一片颓唐。不说皇命不出长安，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李诵是个有想法、有勇气也有一定担当的皇帝，非常想改变现状。早在当太子时他就在泾原兵变中亲自督战，打赢了奉天（今陕西乾县）保卫战，也算是颇具威望。但单就能力而言，李诵只能算一般。

有大志却缺乏相应的手段，往往比一个直接躺平的庸才更加危险，无论于人于事皆是如此。所以这场由李诵主导、王伾和王叔文执行、刘禹锡以及柳宗元等人为前驱的改革治政的运动，其实根本没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按照计划，革新派先要从阉宦手中夺取兵权，然后整顿吏治、财政，加大对地方的控制。最后待国势有所起色后挟大势抑制甚至是消灭藩镇，重建中央集权。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异常骨感——革新派兴冲冲斩下的第一刀、即用范希朝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的尝试就宣告失败。这当头一棒，让本就色厉内荏的革新派慌了手脚，内部出现分裂，大宦官俱文珍趁机逼迫李诵禅位给太子李纯。

于是这场看起来很热血也很热闹的永贞革新，最终没掀起任何波澜，仅历时八个月就闹剧般的偃旗息鼓了。

而作为这场风波中“罪魁”之一，刘禹锡连同王伾、王叔文、柳宗元等统统被贬黜偏远州县。又因为刘、柳等八人统统被贬官为州司马，因此又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03

刘禹锡被贬官的地方，是朗州，州治在今湖南常德。

话说古代官员政争失败或犯罪，又罪不至死，遭到的处置往往是“远窜边州”。而这个“边州”在唐宋时往往就是专指南方。

今天的南方，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不过在一千多年前，除了江南等个别地区外，南方的大部分处于半开发或未开发状态。森林密布，人烟稀少，烟瘴横行，老虎鳄鱼遍地跑，再加上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得大部分是北方人的遭贬官员，在当地遇到个三灾两病简直是太正常了。能囫囵着熬过任期重返北方的，反倒是少数。

因此所谓贬官，往往与死缓无异。遭贬的倒霉蛋上任前基本都如丧考妣，少不了要交代好后事、处置好财产，跟上刑场区别不大。

刘禹锡要去的朗州，差不多也是这种状况。即便到了二百多年后，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一开篇，也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巴陵就是今天的岳阳，跟刘禹锡当年的待遇基本大差不差。

人家上路时都是一脸的苦大仇深，唯独刘禹锡不同，人家还兴致勃勃的赋诗了一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其一》）

满腹的豪情，溢于言表的豁达乐观——这哪像是刚经历了一场人生最大的失败，险些丢掉性命的样子？不知道还以为这厮是升官发财娶新媳妇了呢。

在朗州的冷板凳上，刘禹锡一坐就是近十年。期间新帝李纯励精图治，任贤用能，整顿财政，遂能内慑阉宦，外惩藩镇，一时竟有“唐室中兴”的迹象，史称元和中兴。

在这样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下，再加上白居易、韩愈等一干旧友的大力举荐，到元和九年（815年）的时候，刘禹锡终于奉诏还京。

苦尽甘来，难免让人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感。意气风发的刘禹锡进了长安城，路过一个叫玄都观的道观，一时兴起便又赋诗一首：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玄都观以桃花闻名，刘禹锡触景生情，看上去也是顺理成章。起码以我粗浅的诗文水平，肯定看不出来这首诗有什么隐含的寓意。但只要我们稍稍了解一下当时长安的ZZ生态，就会知道老刘的嘴到底有多大了。

要知道元和年间朝廷变动很大，重臣贵官几乎换了一茬。就拿刘禹锡还京时来说，哪怕贵为宰相的李吉甫、裴度在永贞革新时，要么默默无闻要么正远窜边州。要是在那时他们想求见正意气风发的刘禹锡，估计就是排队十天半个月都未必能如愿。可如今呢，情况正好倒过来了，老刘的前途命运全操在人家手里，也得去排队求见了，人家还未必愿意搭理他。

所以怎么能不心生感慨？而且一时没搂住火，还给写成诗，这下麻烦就大了。

唐人爱诗喜诗，每有佳作现世，没几天就能传遍长安、洛阳等巨城大邑，就跟现在的流行歌似的。偏偏刘禹锡诗名远播，与如日中天的白居易并称，相当于十几年前周杰伦、林俊杰那样的咖位。所以他的这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刚一面世，没几天就风靡于世，水井边皆有小儿传唱。

尽是刘郎去后栽！

啥意思？不就是嘲讽当时朝堂上的兖兖诸公，都是在他老刘被排挤出外的这十年里才有机会被提拔重用的吗？要是“二王八司马”俱在，哪轮得到尔等小人得志！

靠一首诗暗戳戳群嘲了整个朝廷的，唐有刘禹锡，宋有苏东坡，真是让人不服都不行。

结果可想而知。本来刘禹锡这次是要留京任用的，结果到头来不但继续“远窜边州”，还连累了好友柳宗元也被打发去了柳州，并最终客死他乡。

对此，刘禹锡极为内疚，尤其是得知柳宗元死讯时，竟至“惊号大叫，如得狂病”（《祭柳员外文》）。

但柳宗元之死，未必不是种解脱。比如刘禹锡，先是被报复性的贬去险恶的播州（今贵州遵义），简直就是摆明了想要他的命。幸亏在裴度、柳宗元等人的帮助下改为了连州（今广东连州）。在连州呆了五年以后，刘禹锡因母丧返回洛阳，丁忧期满又先后被打发去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和州（今安徽和县）

直到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才奉调返回洛阳。从初次被贬到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23年，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04

在元和十年的刘禹锡赋诗群嘲事件中，最为恼羞成怒的就是权相武元衡，为啥嘞？因为这厮跟“二王八司马”是死仇，所以当年革新派春风得意时，被一再贬官。等到革新派倒霉后，他才连连升官，最终官至宰相，权赫一时。

所以刘禹锡和柳宗元奉调还京时，武元衡就非常不高兴，可惜没拦住。等到刘禹锡管不住大嘴巴自己撞上了枪口，他哪还能放过？不但一脚把老刘踹去了广东，连带着柳宗元等一大堆好不容易熬出头的革新派也统统跟着倒了霉。

其实刘禹锡管不着自己的大嘴巴也不是多大的事——只要他晚张嘴半个月就好。为啥？因为半个月后武元衡就被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人给暗杀了。那时候别说刘禹锡赋诗暗讽了，就是指着武元衡的鼻子破口大骂，估计都没谁来管闲事。

都是倒霉催的。

但对一向乐观豁达的刘禹锡来说，颓丧悔恨之类的负面情绪根本不可能存在于他的脑海。当友人以及敌人都以为这厮会在凄风冷雨的穷山恶水中怨天尤人，殊不知年过五旬的诗人正在苦心揣摩的，却是二八年华的少女让人难以琢磨的初恋心情。

而且还描画得惟妙惟肖，让人拍案叫绝：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二首·其一》）

这样不为外物所扰的心境，既难得，也让人无法理解并与之共情。

宝历二年（826年），终于结束了贬黜生涯的刘禹锡再次奉诏回京。归途千里，疲累不堪，可他进入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颠颠的又跑去了玄都观。

可惜十年过去，玄都观千树万树桃花开的景象早已不再，甚至连桃树都被统统砍掉，桃园变成了菜地。毕竟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天下一点都不太平，光是大唐的皇帝就换了四个。虽然著名的“长安六陷，天子九迁”侥幸没有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但国内战事频仍，地方送至长安的供奉不仅少了，还时断时续，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能愉悦耳目心灵的桃林，只能让位给能填饱肚子的蔬菜。

可甭管桃花菜花，都架不住老刘的嘴花……十年前的旧账他怎能不翻：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前度刘郎今又来！

如果说前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是暗戳戳的群嘲，这回的《再游玄都观》就是直接贴脸开大——无论李纯也好，武元衡也罢，当初再怎么嚣张又如何？如今还不是坟头草都黄绿了不知多少个寒暑！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倒炕。果然是活得久的，才是真正的赢家。而刘禹锡，就把这一点演绎得淋漓尽致。

所以遭贬黜二十三载又何如，看上去一辈子霉运缠身又如何，哪怕到最后也只做到太子宾客这么个虚职又如何呢？

只要我开心，管他别人死不死！

所以当与老友白居易在扬州相逢，后者赠诗感慨“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时，刘禹锡唱合回去的，是豁达到足以一首足以名动青史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就不足为奇了：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