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我出轨了两次，丈夫都假装不知情，如今我瘫痪了

他终于还是承认了。

就在那个阳光好得有些刺眼的午后，他给我擦完身子，掖好被角，坐在床边削苹果，薄薄的皮连成一长串。我看着窗外那棵老樟树的叶子，忽然像着了魔一样，哑着嗓子问他：“建国，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他削苹果的手顿了一下，就那么一下，然后继续，直到最后一圈皮掉落。

三十年来，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就像我们之间一条浅浅的河，看得见对岸，却谁也不愿渡过去。我仗着他的沉默，心安理得地在岸的这边修筑我的人生，为他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我们成了邻里口中的模范夫妻。如今，我瘫在这张床上，动弹不得，他那海洋般的沉默，反而成了支撑我没有溺死的唯一浮木。

可这块浮木，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一切，要从那个同样阳光很好的下午说起，只不过，那时的阳光，是烫在我脸上的。

第1章 一碗温吞的水

瘫痪后的日子，像一碗温吞的水，无波无澜，也尝不出什么滋味。

我的世界被压缩成这间朝南的卧室。窗外的樟树，楼下孩子们的笑闹声，还有陈建国日复一日的脚步声，构成了我全部的感官体验。

每天早上六点，他准时起床，厨房里会传来轻微的锅碗瓢盆声。他做饭总是很安静，像怕吵醒一个易碎的梦。半小时后，他会端着一碗小米粥和一碟切得细碎的咸菜走进来。

“秀兰，吃饭了。”他的声音和这碗粥一样，永远是温的。

他会用勺子舀起一勺，吹一吹，再送到我嘴边。我张开嘴，机械地吞咽。粥很香，但我常常食不知味。我的目光会越过他的肩膀，落在床头柜上那个掉了一块漆的搪瓷缸上，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几个红字，那是我们结婚时厂里发的。缸子用了几十年，缺了口，他用着，舍不得扔。

就像我们的婚姻。

“今天感觉怎么样？腿麻不麻？”他一边喂，一边问，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关切。

我摇摇头，或者含混地“嗯”一声。我们之间的对话，大多如此。他问，我答，像设定好的程序。

儿子陈浩每周会来看我一次，带着孙子。孩子会趴在床边，用稚嫩的小手摸我的脸，喊“奶奶”。每到这时，建国的脸上才会露出一点真切的笑意。他会抱起孙子，颠一颠，说：“让你奶奶歇会儿，她累。”

我累吗？我不知道。身体是麻木的，心也是。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能听到他睡在旁边小床上，翻身的叹息声。那叹息很轻，却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敲在我的心上。

我常常会想，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为我翻身，擦洗，处理大小便，没有一丝一毫的嫌恶。他的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社区的护工来过两次，都被他客客气气地请走了。他说：“自己家的事，不麻烦别人。”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心里。自己家的事。

什么是自己家的事？是我年轻时犯下的那些错吗？是他用三十年的沉默粉饰的太平吗？

有一次，我发烧，烧得迷迷糊糊，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冰窟窿里。朦胧中，我感觉一双粗糙温暖的大手在不停地给我擦拭额头和手心。我费力地睁开眼，看到建国布满红血丝的眼睛。

“水……”我艰难地吐出一个字。

他立刻起身，倒了温水，用棉签一点点沾湿我的嘴唇。

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哭。我想问他，陈建国，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恨不恨我？你装了这么多年，累不累？

可话到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我怕，我怕一旦问出口，连这碗温吞水一样的日子，都会被打翻。

瘫痪之前，我是个要强的女人。在纺织厂当车间小组长，嗓门大，性子急。家里家外，我说一不二。建国在机修车间，是个闷葫芦，一天也说不了十句话。我们俩的结合，当初很多人都不看好，说是一团火配了一块冰，早晚要出事。

可我们偏偏就这么过下来了。他从不和我吵架，我发脾气，他就闷头抽烟，等我火气消了，他再默默地把摔在地上的东西收拾好。

那时候，我以为这是他的懦弱，是他的没脾气。我甚至有些瞧不上他这份“窝囊”。我觉得生活就该是热烈鲜活的，像我衣柜里那件红色的确良衬衫。而他，就是那件穿了多年，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安全，却也乏味。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如今躺在这里，我才发现，那件蓝色工装，才是最贴身，最挡风的。只是，这代价太大了。

第22章 风吹过的衬衫

第一次犯错，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那年我二十六岁，陈浩刚上幼儿园。厂里效益好，加班是常事。车间里闷热得像个蒸笼，汗水浸湿了工装，黏在身上。下了班，我蹬着自行车，浑身像散了架。

路过厂门口新开的舞厅，震耳欲聋的音乐和旋转的霓虹灯，像另一个世界。我从未进去过，只是每次路过，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那天，吴斌叫住了我。

吴斌是厂办的宣传干事，会写诗，会画画，白衬衫永远洗得干干净净。他不像车间里的男人们，身上总有一股机油味。他身上，是好闻的肥皂香。

“林组长，下班了？”他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我点点头，有些局促地捏着车把。

“看你累的，进去喝杯汽水，歇歇脚？”他指了指舞厅。

我犹豫了。家里，建国肯定已经做好了饭，正等着我。可那天，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舞厅里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和廉价香水混合的味道。吴斌给我点了一瓶橘子汽水，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浇熄了我一天的燥热。他很会说话，聊厂里的趣闻，聊新上映的电影，聊他最近写的一首诗。

我听着，感觉自己像是被风吹起来的一片叶子，轻飘飘的，脱离了原来沉闷的轨道。

后来，他邀请我跳舞。我不会，被他拉着手，笨拙地踩着他的脚。他靠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衬衫上更清晰的肥皂味，和他温热的呼吸。我的心跳得很快，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那晚，我回家很晚。

推开门，建国正坐在饭桌旁，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他没问我为什么回来晚了，只是站起身，把饭菜端去厨房热。

“吃饭吧。”他把热好的饭菜重新端上来，语气和往常一样。

我心里发虚，不敢看他的眼睛，低着头扒饭。他给我夹了一筷子我最爱吃的红烧肉，说：“今天买的五花肉好，你多吃点。”

我“嗯”了一声，眼泪差点掉进碗里。

那之后，我和吴斌又见过几次。我们没有做过更出格的事，最多就是在公园没人的角落里，他会牵我的手。每一次，我都像个偷东西的小偷，既紧张又兴奋。

我开始更频繁地晚归，理由总是加班。建国从不追问，只是默默地为我留一盏灯，一碗热饭。

他的沉默，像一张无形的网。我以为我挣脱了，其实一直被笼罩在其中。

有一次，我换上一件新买的碎花连衣裙，那是吴斌说好看的款式。我在镜子前转了半天，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

出门时，建ou国正在院子里修自行车。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挺好看的。”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料子薄，晚上凉，带件外套。”

我愣住了。我以为他会问我穿这么漂亮去哪儿，或者至少会有些不一样的反应。可他没有，他的关心，还是那么平淡，那么……理所当然。

那天晚上，我没有去找吴斌。我去了电影院，一个人看了一场不知所云的电影。回家的路上，夜风格外凉，我裹紧了建国让我带上的外套，忽然觉得无比疲惫。

那件碎花连衣裙，我再也没穿过。和吴斌的联系，也渐渐淡了。他后来调去了市里，我们成了两条不再相交的平行线。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像一阵风吹过，了无痕迹。

可我忘了，风吹过，衬衫会动。看见的人，怎么会不知道起风了呢？

第3章 那本书和一截烟头

第二次，是在我三十五岁那年。

我已经当上了车间副主任，工作更忙了。陈浩上了初中，正是叛逆的时候，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建国还是老样子，在机修车间里敲敲打打，回家就侍弄他那些花花草草。我们的日子，像一台运转多年的旧机器，平稳，但也充满了单调的噪音。

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工作上的竞争，儿子的教育问题，都像一座座大山压在我身上。我和建国的交流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了几句话。他不懂我工作上的烦恼，我也不想跟他多说。我觉得他给不了我任何建议，只会说“别太累了”。

这时，李学明出现了。

他是厂里新来的技术顾问，大学教授，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温文尔雅。我们因为一个技术改造项目，接触频繁起来。他很欣赏我的工作能力，常常在会上公开表扬我。

和他聊天，是一种享受。他懂我的抱负，理解我的困境。他会给我分析项目里的技术难点，也会给我推荐一些书，聊一些我从未接触过的领域。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轻姑娘。

我们开始一起出差。在陌生的城市里，我们白天一起开会，晚上会找个安静的小馆子吃饭，聊工作，聊生活，聊理想。那种感觉很微妙，像是知己，又超越了知己。

有一次在苏州出差，晚饭后，我们沿着古运河散步。他说：“秀兰，你是个很有能力的女人，不该只被困在那个小小的车间里。”

他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看着河面倒映的灯火，心里百感交集。

那天晚上，他送我到酒店房间门口。他没有走，只是看着我。气氛有些暧昧。我心里很乱，最后还是说了一句“晚安”，关上了门。

靠在门上，我能听到自己如雷的心跳。

那次出差回来，他送了我一本书，是本诗集。扉页上，他写了一句：赠予秀兰，愿你的内心永远有诗和远方。

我把书带回家，藏在了衣柜深处，像藏着一个秘密。

可秘密，是藏不住的。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提前下班回家，想给衣柜换换季。打开柜门，我一眼就看到那本书被放在了最上面，旁边还放着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樟脑丸纸包。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我知道，建国肯定看到了。他有给衣柜放樟脑丸的习惯。

我拿着那本书，手脚冰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该主动坦白，还是继续装傻？我坐在床边，等他回来，心里演练了无数种对话的可能。

傍晚，建国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块豆腐。他看到我坐在那里，愣了一下，问：“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他的目光从我脸上，落到我手里的书上，然后又迅速移开。他把豆腐放进厨房，走出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对我说：“晚上给你做麻婆豆腐，你不是爱吃吗？”

那一刻，我所有的质问、解释、辩白，全都堵在了喉咙里。

他看到了，他什么都看到了。但他选择了视而不见。

那天晚上，我们沉默地吃完了那顿饭。他做的麻婆豆腐，味道很好，可我吃在嘴里，却像在嚼蜡。

深夜，我睡不着，悄悄起身去阳台。我看到建国一个人蹲在阳台的角落里抽烟，脚边，已经有好几个烟头。他抽烟抽得很凶，一口接一口，明灭的火光照亮了他紧锁的眉和疲惫的脸。

他从不把烟带进屋里，这是他第一次在阳台抽这么多烟。

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悄悄退回房间，躺在床上，一夜无眠。

从那以后，李学明再约我，我都有理由拒绝了。那个项目结束后，我们便再无交集。那本书，也被我扔进了单位的垃圾桶。

我以为，只要我停下来，一切就能回到原点。

可我错了。有些裂痕，一旦出现，就永远无法弥合。它只是被建国用沉默的泥土，小心翼翼地糊了起来。外面看着平整，可内里，早已千疮百孔。

第4章 一张旧照片

日子就这样，在建国不动声色的维护下，又过了十几年。

我们都老了，陈浩也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建国退休后，就专心在家养花种菜，侍弄他的小院子。我也退了二线，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我们的话，比以前多了些，聊的都是儿孙的琐事，菜市场的菜价。

那两次错误，像是上辈子的事，被我深埋在记忆的角落里，我甚至快要说服自己，那只是两场不真实的梦。

直到我摔倒。

那天，我去阳台收衣服，脚下一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人已经在医院，医生说我中风了，下半身失去了知觉。

天，就这么塌了。

出院回家后，我的世界就只剩下这间卧室。建国成了我的手和脚。他比以前更沉默了，只是做事。喂饭，擦身，按摩，倒尿盆……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那么自然，仿佛我们生来就该是这个样子。

他的好，像一根根细密的绳索，将我捆绑在巨大的愧疚里。我宁愿他骂我，打我，也比这样无声的照顾要好受。

矛盾的爆发，是因为一张旧照片。

那天，儿子陈浩带着儿媳和孙子来看我。儿媳妇说想找找陈浩小时候的照片给孩子看。建国便去书房翻箱倒柜。

“爸，这是什么？”陈浩从一个旧铁盒里翻出一张照片，照片已经泛黄。

我躺在床上，看不真切。

“哦，是年轻时候，在厂里得奖状的照片。”建国随口说。

陈浩拿着照片走过来，递到我眼前，笑着说：“妈，你那时候可真精神。咦，旁边这个人是谁？看着有点眼熟。”

我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滞了。

照片上，二十几岁的我，穿着的确良衬衫，梳着两条大辫子，胸前戴着大红花，笑得灿烂。而在我身边，同样笑着，鼓着掌的，是吴斌。那张照片，是厂里的宣传干事拍的，后来吴斌送给了我一张。我当时随手夹在了一本书里，后来怎么会到这个铁盒里，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一个同事吧，不记得了。”我含糊地回答，心跳得厉害。

陈浩“哦”了一声，没再多问，随手把照片放在了我的床头柜上。

儿媳妇又翻出了别的相册，一家人围着说说笑笑，没人注意到我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

送走儿子一家，房间里又恢复了安静。

建国走进来，收拾桌上的果皮。他的目光，落在了床头柜那张照片上。他拿起照片，静静地看了几秒钟。

那几秒钟，对我来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以为他会质问我，或者至少会说点什么。

可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拉开抽屉，把照片放了进去，然后关上抽屉，端起果皮盘，转身走出了房间。

整个过程，他没有看我一眼。

那扇被关上的抽屉门，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一直都知道。他把所有我以为已经消失的证据，都替我收藏了起来，藏在一个我看不见，却一直存在的角落里。

这个认知，比任何指责和打骂，都让我感到绝望。

第5章 被揭开的伤疤

那张照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恐慌。

夜里，我开始做噩梦。梦里，我一会儿回到和吴斌跳舞的那个夜晚，一会儿又看到建国蹲在阳台抽烟的落寞背影。我从梦中惊醒，冷汗湿透了睡衣，心脏狂跳不止。

建国会被我的动静吵醒，他会起身，给我倒一杯温水，然后默默地坐在一旁，等我平复下来。

“做噩幕了？”他问。

我不敢看他，只是点点头。

“别怕，就是个梦。”他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

他的安慰，对我来说，却是更大的折磨。

我开始变得烦躁，易怒。他喂我吃饭，我会嫌烫或者嫌凉；他给我按摩，我会说他力气太大弄疼了我。我用这种幼稚的方式，发泄着内心的恐慌和愧疚，企图激起他的一点反应。

可他，始终如一。我发脾气，他就不说话，等我安静下来，再继续做他该做的事。他像一块海绵，吸收了我所有的负面情绪，却从不反弹。

我快要被他的沉默逼疯了。

终于，在一个雨天，我崩溃了。

窗外阴雨连绵，房间里也显得格外压抑。建国端着午饭进来，是我最不爱吃的面条。

“怎么又是面条？我不想吃！”我猛地挥手，打翻了他手里的碗。

“啪”的一声，碗摔在地上，碎了。面条和汤汁溅得到处都是，也溅了建国一身。

他愣住了，站在那里，看着一地的狼藉，又看看我。

我以为他会发火，至少会皱一下眉头。

但他没有。他只是沉默地转身，去拿扫帚和拖把。他蹲下身，一点一点地把碎片扫起来，再用拖把把地拖干净。他的背影，在阴沉的光线下，显得那么苍老，那么佝偻。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陈建国！”我歇斯底里地喊道，“你为什么不骂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吵一架？你打我一顿也行啊！”

他收拾的动作停住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瘫了，活该？你是不是在心里笑话我？你是不是觉得这是我的报应？”我哭喊着，把所有积压在心里的恶毒揣测，都吼了出来。

他慢慢地站起身，转过来，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疲惫、伤痛和无奈的眼神。

“秀兰，”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厉害，“你闹够了没有？”

这是他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

“我没闹！”我还在嘴硬，眼泪却流得更凶了，“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告诉我！你别再这么不阴不阳地折磨我了！”

他走到床边，拉过椅子坐下，静静地看着我哭了很久。

等我的哭声渐渐小了，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在房间里抽烟。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有些模糊。

“你是不是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吐出。

我的心，猛地一揪。

“第一次，你和那个姓吴的干事，你以为我不知道？”他自嘲地笑了一下，“你回来的那天晚上，衬衫上有一股不属于你的肥皂味。你骗我说加班，可你们车间的王姐，下午就在菜市场碰到我，说你们今天不加班。”

我浑身冰冷，像被扔进了冰窖。

“第二次，那个李教授，”他弹了弹烟灰，“那本书，我看到了。扉页上的字，我也看到了。那天晚上，我在阳台，抽了一整包烟。我在想，这个家，是不是要散了。”

我的嘴唇在颤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不是不知道，秀兰，”他看着我，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泪光，“我是不敢知道。我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跟你大吵一闹，然后离婚？让浩浩在单亲家庭里长大？让厂里所有人都看我们家的笑话？”

“一个家，就像一间老房子。住久了，总会漏雨，墙上也会有裂缝。你是选择把它推倒重建，还是找点泥巴，把它糊上，继续住下去？”

他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

“我选择了糊泥巴。为了浩浩，也为了……这个家。”

“我以为，只要我不说，你不提，这道坎，我们就能迈过去。日子久了，墙上的裂缝，也就看不见了。”

“可我没想到，”他抬起头，深深地看着我，“这裂缝，一直在你心里。它没愈合，反而烂了，化脓了，把你折磨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终于还是承认了。

就在那个阴雨绵冷的下午，他亲手揭开了那道我们共同维护了几十年的伤疤，露出了里面血肉模糊的真相。

第6章 迟到了三十年的对不起

那场摊牌之后，我和建国之间，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安静。

不再是过去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而是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秘密被说破，脓包被挤出，虽然疼，但似乎也预示着伤口有了愈合的可能。

他不再刻意回避我的眼神，我也不再用暴躁来伪装自己。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彼此。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在旁边的小床上，而是搬了张躺椅，在阳台上睡了一夜。我知道，他需要空间，我也需要。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夜未眠。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

原来，我自以为是的聪明和隐瞒，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场拙劣的独角戏。他不是观众，他是那个默默为我收拾残局的后台。

我一直以为他懦弱，没脾气，可现在我才明白，那不是懦弱，那是一种选择。一种为了保全一个家的完整，而选择牺牲自己尊严和情感的，悲壮的选择。

他选择“糊泥巴”，而我，就是那个不停在墙上凿洞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走进来，眼圈是黑的，胡子也没刮。他像往常一样给我端来早饭，只是没再喂我，把碗放在了床头柜上。

“你自己能吃吗？”他问。

我的右手，还有一些力气，只是动作很慢。我点点头。

他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我用颤抖的右手，拿起勺子，一勺一勺地把粥送进嘴里。粥还是温的，可我的眼泪，却一滴一滴地掉进了碗里，咸的。

那一天，我们没有说一句话。

他照常给我翻身，擦洗，但动作间，少了一丝往日的温情，多了一分公事公办的疏离。我知道，他在等，等我的一个态度。

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洒在房间里，给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边。

建国走进来，给我掖了掖被子。

“建国，”我终于鼓起勇气，叫住了他。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沙哑。

他停下脚步，背对着我。

“对不起。”

这三个字，我欠了他三十年。说出口的那一刻，我感觉压在心口的那块巨石，终于被撬动了一丝缝隙。

他的肩膀，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他没有回头，只是站在那里，很久很久。

“吃饭吧。”最后，他只说了这三个字，便走出了房间。

我没有再哭。我知道，有些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三十年的委屈和隐忍，又岂是三个字就能偿还的？

但至少，这是一个开始。

从那天起，我们的相处模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他依然照顾我，但会给我留出一些空间。他会把水杯和遥控器放在我右手能够到的地方，会问我想吃什么，而不是自作主张。

我也不再抗拒他的照顾，开始试着主动和他说话。

“今天天气不错。”

“浩浩打电话来了吗？”

“你养的那盆君子兰，好像要开花了。”

他会“嗯”一声，或者简单地回答一两句。虽然还是很简短，但至少，我们之间的空气，开始流通了。

有一次，陈浩来看我，说起他小时候的事。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不敢回家。是爸找到我，没骂我，还背着我回家，然后去给人家赔礼道歉。”陈浩笑着说，“我爸这人，就是这样，天大的事，他都自己扛着。”

我听着，心里一阵酸楚。

是啊，他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是打碎的玻璃，还是我破碎的忠诚，他都选择了一个人扛。

等陈浩走了，我看着正在给我按摩小腿的建国，轻声说：“建国，这些年，辛苦你了。”

他按摩的手顿了顿，没有抬头，只是低低地“嗯”了一声。

我看到，有一滴东西，掉在了被子上，迅速地晕开，不见了踪迹。

第7章 阳光下的白发

日子，就在这样不咸不淡的交流中，一天天过去。

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过去那些事，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一天下午，建国推着轮椅，带我到楼下的小花园里晒太阳。这是我瘫痪后，第一次出门。

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很舒服。花园里有几个老邻居在聊天，看到我们，都热情地打招呼。

“老陈，带秀兰出来晒太阳啊？你可真是模范丈夫！”

“是啊，秀兰有福气，找了你这么个知道疼人的。”

建国只是憨厚地笑笑，并不答话。

我坐在轮椅上，听着这些夸赞，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却异常平静。我曾经最在意的面子和虚荣，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早已变得无足轻重。

我看着身旁推着轮椅的建国，阳光照在他的头发上，那些我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白发，根根分明，刺得我眼睛生疼。他的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有些驼了。脸上，也刻满了岁月的沟壑。

这个男人，用他的一生，为我搭建了一个看似坚固的避风港。而我，却在港湾里，向往着外面的风浪。如今风浪把我打翻了，最终还是他，把我从水里捞了起来。

“建国，”我仰起头，看着他，“我们结婚，多少年了？”

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他想了想，说：“四十年了。上个月刚过的结婚纪念日。”

四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

我忽然想起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住在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平房里。冬天没有暖气，他会提前把被窝给我焐热；夏天没有风扇，他会拿着蒲扇给我扇一整夜。那时候，他也是这样沉默寡言，可我却能感觉到他笨拙的爱意。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把他的好，当成了理所当然，甚至当成了乏味呢？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离婚？”我还是问出了这个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

他沉默了。一阵风吹过，花园里的樟树叶沙沙作响。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很轻，像是怕被风吹散。

“离了，你去哪儿呢？”

他说，“你性子要强，又爱面子。离了婚，带着个孩子，厂里的人怎么看你？你娘家那边，你又怎么交代？我想来想去，你除了我这儿，没地方可去。”

“所以，我就想，算了吧。”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只要你还在这个家里，只要浩浩每天还能叫一声‘妈’，就行了。”

他的话，没有一句指责，没有一句抱怨，却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地割着我的心。

原来，在他做出那个艰难决定的时刻，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背叛和伤痛，而是我的处境和退路。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任由眼泪，无声地滑落。

他好像感觉到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洗得发白的手帕，弯下腰，轻轻地替我擦去眼泪。他的动作，很笨拙，就像四十年前，他第一次牵我的手那样。

“都过去了。”他轻声说，“别想了。”

我点点头，握住他那只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他的手很粗糙，却很温暖。

我抬起头，看着他。阳光下，他眼角的皱纹里，似乎也盛满了温柔。

我不知道我的身体还能不能好起来，也不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

但我想，剩下的日子里，我会用尽全力，去回应这份迟到了太久的深情。

床头柜上那个掉了漆的搪瓷缸，依然在那里。它缺了口，不再完美，但只要我们愿意，它依然可以，为我们盛满一辈子的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