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从孔府管家到乡村校长:一个晚清文人的“教育救国”路
作者:陈伟
光绪十八(1892)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才刚进十月,鲁西南大地已是寒风凛冽。
曲阜孔府内,青砖黛瓦间落叶纷飞,几个身着破旧棉袄的佃户缩着脖子,在管勾厅外忐忑不安地等候着。
厅内,王锡爵端坐在一张红木案几后,眉头微蹙。他年近四十,面庞清癯,一双眼睛却格外有神,穿着朴素的青布长衫,若非那沉稳的气度,几乎与寻常书生无异。作为孔府六厅中管勾厅的负责人,他掌管着孔府分布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个省的数十县大约百万亩土地,数十万户佃户收租,权柄不可谓不重。
“下一个。”他轻声道。
门帘掀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农颤巍巍走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王大人,小的张老栓,今年秋粮歉收,实在交不起租子啊……”
王锡爵起身绕过案几,亲手扶起老农:“老人家请起,慢慢说。”
“家里六口人,就靠那三亩薄田过活,今年大旱,收成不到往年的四成,连糊口都不够,哪还有粮交租啊!”老农泪眼婆娑,“孔府的规矩俺懂,可、可实在是没办法啊……”
王锡爵沉默片刻,转头问身旁的书吏:“他家的田在何处?今年收成如何?”
“回大人,在城西泗水边,确是旱得最厉害的地方。”书吏翻着账册低声道。
王锡爵看着老农那双布满老茧、冻得通红的手,轻轻叹了口气。他想起自己初到孔府时,老管勾带他巡视田庄时见过的景象——佃户家中徒有四壁,冬日里一家人合盖一条破被,孩童光着身子躲在草堆里取暖。
“这样吧,”王锡爵从袖中取出钱袋,“你的租子,我先替你垫上。来年收成好了,再还不迟。”
老农愣住了,连旁边的书吏也惊讶地抬起头。在孔府当差虽俸禄不薄,但王锡爵家中尚有老小,这般慷慨,实在出人意料。
“大人,这、这怎么使得……”老农连连摆手。
“拿着吧,”王锡爵将钱袋塞进他手中,“快过年了,给孩子们扯块布做身新衣裳。”
老农千恩万谢地离去后,书吏忍不住低声道:“大人,这月已是第三个了。孔府租税,历来严苛,若被衍圣公知道您私下垫付,只怕……”
王锡爵望着窗外萧瑟的庭院,轻声道:“我来自郓城王老虎村,知道百姓的苦。孔府森严旧制,固然不可违,但总要有人给穷苦人一条活路。”
王锡爵记得小时候,村里赵王河因为黄河经常决堤,村里因为漕运发家后,还能够解决温饱,但周边的乡村,家家户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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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府大成殿
光绪十二年他中举后,被荐入孔府任职,从一个小小的书办做起,因勤勉能干,不过八年便升任管勾厅负责人。然而职位越高,他越清楚地看到,在这“天下第一家”的光环下,隐藏着多少贫苦百姓的血泪。
隔日清晨,王锡爵循例前往孔庙巡视。行至鼓楼门前,忽见一群人围着一个乞丐指指点点。那乞丐约莫三十多岁,面黄肌瘦,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却仍紧紧护着怀中的破包袱。
“怎么回事?”王锡爵上前问道。
“回大人,这乞丐在此行乞多日,今早竟想闯入孔庙,被我们拦下了。”守卫恭敬地回答。
那乞丐见王锡爵气度不凡,连忙磕头:“老爷,小的王思翔,从菏泽郓城逃荒来的,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听到熟悉的乡音,王锡爵心头一软:“郓城何处?”
“华家营的。”乞丐抬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那可是离我们王老虎村不远。”王锡爵改用家乡话说道,“为何流落至此?”
王思翔眼眶顿时红了:“家乡大水,房子、田地全淹了,一家老小就剩我一个……一路乞讨到这里,想找个活路。”
王锡爵仔细打量这人,虽衣衫破烂,面容憔悴,但双手粗大,指节突出,一看就是常年干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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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城县衙
“你可会什么手艺?”王锡爵问道。
“小的在老家是做壮馍的,”王思翔忙道,“咱郓城的壮馍,皮脆馅香,当年在集上也是小有名气……”
王锡爵闻言,眼前忽然一亮。他想起曲阜虽小吃众多,却独缺郓城风味的壮馍。沉思片刻,他从怀中取出几两银子:“这些你拿去,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再置办些家伙什,开个郓城王氏壮馍铺子。”
王思翔呆住了,半晌才连连磕头:“恩人!恩人!这、这让我如何报答……”
“不必报答,”王锡爵扶起他,“只盼你重操旧业,好好过日子。过几日我得了空,去尝尝你的手艺。”
一个月后,曲阜城里果然多了一家“郓城王氏壮馍”铺子。王思翔手艺确实不凡,做出的壮馍外酥里嫩,肉香四溢,很快便生意兴隆。王锡爵每次路过,总会买上几个,与厅里的同僚分享。看着这家乡味道在曲阜扎根,他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欣慰。
然而,孔府内的日子并不总是这般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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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勾厅记账
这年腊月,府里接连发生失窃事件,先是厨房少了米面,后是账房丢了几锭银子。众人议论纷纷,却始终抓不到贼人。
一日深夜,王锡爵在厅内处理公文至深夜,忽听后院有异响。他提起灯笼悄悄走出,果然见一个黑影翻墙而入。
“谁?”王锡爵大喝一声。
那黑影一惊,转身欲逃,却被闻声赶来的护院团团围住。灯笼照映下,众人这才看清,原来是个十七八岁的后生,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一双眼睛却格外明亮。
“大胆毛贼,竟敢夜闯孔府!”护院头目厉声喝道。
那后生跪倒在地,连连磕头:“小的知错了,再也不敢了!”
王锡爵见他举止不像惯偷,便命众人退下,独自将他带入厅内问话。
“你叫什么名字?为何行窃?”王锡爵沉声问道。
后生低着头,声音哽咽:“小的叫赵守诚,家住城外赵家庄。父亲早逝,家中唯有老母,如今病重在床,无钱医治,连口粥都喝不上了……”说着,他从怀中掏出偷来的米袋,“小的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王锡爵打量着他,忽然问道:“你翻墙的身手不错,可是练过武?”
赵守诚点点头:“从小跟村里武师学过几年。”
“读过书吗?”
“父亲在世时,上过几年私塾,《论语》《孟子》都念过。”
王锡爵若有所思,从案几上拿起一本《大学》:“背一段我听听。”
赵守诚虽有些紧张,却仍流畅地背诵起来,声音清朗,字正腔圆。
王锡爵听罢,长叹一声:“可惜了啊!你既有文武之才,何不自谋生路,偏要行这鸡鸣狗盗之事?”
赵守诚泪如雨下:“母亲病重,小的实在走投无路。若是母亲有个三长两短,我、我也不想活了……”
王锡爵闻言,心中震动。他想起自己年少时,母亲也是多病,家中常常揭不开锅。若非乡亲们接济,只怕自己也难有今日。
沉默良久,他取出二十两银子:“这些钱你拿去,好生安顿母亲,请医治病。待母亲病愈后,你来管勾厅当差吧。”
赵守诚愣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厅里正缺一个能文能武的随从,”王锡爵解释道,“你既通文墨,又懂武艺,正好随我往各省催收租税。这差事辛苦,但总强过你偷盗为生。”
赵守诚这才回过神来,连连叩首:“大人再造之恩,守诚永世不忘!定当竭尽全力,以报大人!”
果然,赵守诚母亲病愈后,他便来到管勾厅当差。不出半年,就因办事得力,被王锡爵提拔为贴身随从,常随他往来五省催租。这年轻人不仅精明能干,更难得的是心地纯善,常常体恤贫苦佃户,令王锡爵十分欣慰。
然而,时代的洪流正在悄然改变着一切。甲午战后,朝廷越发孱弱,列强欺凌日甚。王锡爵因公务往来各省,亲眼目睹洋人在中华大地耀武扬威,而朝廷却一味妥协退让。他心中忧愤,常常夜不能寐。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王锡爵得知消息,在孔府后院独坐整夜,望着满天星斗长吁短叹。
“大人,夜深了,回去歇息吧。”赵守诚为他披上外衣。
“守诚,你说这大清江山,何以至此啊?”王锡爵喃喃道。
赵守诚沉默片刻,低声道:“小的愚见,朝廷腐败,民智未开,如何能与列强抗衡?”
王锡爵点点头:“你说到点子上了。我常在乡间走动,见十室之邑,识字者不过一二;百人之众,明理者寥寥无几。如此民智,如何强国?”
此后数年,王锡爵越发关注时务。他托人从上海、天津买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新式书刊,每每读到深夜。庚子国难后,他更是痛心疾首,深感不变法不足以图存。
光绪二十九年,王锡爵毅然上书朝廷,写下洋洋万言的《请兴新学以强国体疏》。在奏疏中,他痛陈时弊,力主废科举、兴新学、强体魄,以求培养新民,振兴中华。
奏疏递上后,如石沉大海。王锡爵在曲阜苦等半年,终不见回音。这期间,孔府内对他的非议却日渐增多。有人说他“离经叛道”,有人讥他“不识时务”,连衍圣公也婉转地劝他“安守本分”。
宣统三年(1911年),夏天的一日傍晚,王锡爵独坐厅中,望着那堆积如山的租税账册发呆。赵守诚轻手轻脚地进来,为他添茶。
“守诚,我欲辞官归乡,你作何打算?”王锡爵突然问道。
赵守诚一愣:“大人何出此言?”
王锡爵长叹一声:“我在孔府几十年,虽尽力为百姓做些好事,然终究是杯水车薪。如今国事日非,若不能从根本上开启民智,纵有千百善举,又何补于大局?”
他站起身,踱步到窗前:“我意已决,回郓城老家王老虎村兴办新学,教育乡里子弟。这孔府的差事,不做也罢!”
赵守诚坚定地说:“若大人不弃,守诚愿追随左右!”
次年开春,王锡爵果然辞去孔府管勾之职,带着家人和赵守诚回到郓城王老虎村。回乡后,他倾尽家财,创办了郓城城南第一学府“郓城县王老虎镇小学”。
开学那日,十里八乡的百姓都来看热闹。当看到学堂里不仅有四书五经,还有算学、地理、格致等新式课程,甚至开辟了操场教授体育,不少乡绅都摇头不已。
“王大人这是要干什么?好好的圣贤书不读,学这些奇技淫巧!”
“听说还要学生天天跑步打拳,成何体统!”
面对非议,王锡爵不为所动。他亲自授课,向学生讲述中外大势,教导他们爱国道理。
岁月如梭,转年秋天,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天下震动。王锡爵站在学堂操场上,望着正在跑步的学生们,神情复杂。
“大人,听说南方多个省已宣布独立,大清要亡了!”赵守诚匆匆走来,低声道。
王锡爵沉默良久,才缓缓说道:“守诚,还记得我在孔府时常说的一句话吗?”
“大人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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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讲武堂
“为善者,不在一时一地之善举,而在开启民智,培养新民。如今看来,这大清确实气数已尽,但中国的希望,”他指着操场上朝气蓬勃的学生,“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啊!”
远处,学生们正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体操,朝气蓬勃的口号声回荡在鲁西南广阔的田野上。王锡爵微微一笑,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他知道,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场远比朝代更替更加深刻的变革,正在悄然萌芽。而他,这个从孔府走出来的读书人,终于找到了比征收租税、甚至比个人善举更有意义的道路——为这个古老的国家,培育新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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