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县城工作的女性，正在批量逃离

当下，“逃离北上广、回家乡工作”已成为一代青年的集体选择，但对于许多曾在一线城市有过丰富职场经历的女性而言，这种回归往往意味着更复杂的挑战。

她们带着大公司的经验、专业的技能和未熄的野心回到县城，却发现，过去熟悉的职场规则失灵了，专业能力在人情社会中难以施展，同时面对着性别带来的隐形壁垒。

在县城，已婚已育后仍在工作的女性相对较少，大部分女性都会在生育后选择回家相夫教子。因此，职场男性当道，女性常被视为辅助角色，职业天花板更低，身处管理层的女性凤毛麟角，女性的工作能力常存在被低估的状况。

本文作者晓雯和她的两位同事，都曾在经济上行期的大城市、大职场感受过事业当风。但随着家庭的牵挂与行业裁员的浪潮袭来，回到县城成了她们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她们本以为，收拾好履历，回到熟悉的县城，能实现“降维打击”，干出一番新事业，却没料到，等待自己的是有劲没处使，有野心却没跑道，她们所处的职场环境中弥漫着对女性能力的轻慢，而家庭责任更让她们在事业与自我实现之间步履维艰。

人生的十字路口，迷茫与挣扎悄然蔓延。

当专业主义遭遇县城规则

酒店经营一周年的总结回顾会上，大领导冯总难得“敞开”胸襟，让公司业务口的管理层们各抒己见，整理自己发现的问题，能改的，会后他统一整改。

大多数人都说得不痛不痒，性格直爽的财务总监黄姐却充分发挥严谨务实的职业精神，准备了整整三页A4纸，从库房管理到财务流程，从报销制度到资料存放，有理有据地逐一分析问题，提出整改方案。

人力总监楠姐也直言不讳，提出要减轻后台部门的管理压力，落实酒店内部的帮工奖励制度，“请一次外面的小时工，还要80块钱一天，咱们自己的员工帮忙，哪怕给20块，也多少有点动力”。

眼看冯总的脸色越来越差，身为营销经理的我仍决定顶着压力提出建议：“每次办宴会缺服务员，都是我们营销部门的同事无偿帮忙，结束后，大家只能加班完成自己的工作，能否安排加班调休，给予大家合理的补偿？”

接二连三的“谏言”，彻底点燃了冯总的怒火。他没有回应我们的诉求，站起来滔滔不绝、逐一反驳，说我们一个个已“贵为”经理，思想觉悟还是不够，一点不以大局为重，“酒店每个月准点给你们发工资，你们竟然计较起了这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加班是你能力不足，帮工是你不得不去，员工谁有意见谁滚蛋，你们也是！”

后面的意见他没听，发完火，便扬长而去了。偌大的会议室，只剩我们三个中层女员工面面相觑。

晓雯的办公桌

“外行管内行，真要命”，楠姐摇头。她做了十六年财务工作，服务了四家上市公司，说自己没见过这样流程繁琐、管理混乱、领导一拍脑门做决定的企业。黄姐更是忿忿不平，她前两天刚和冯总在办公室大吵一架，吵到整栋楼都能听得见，“老板的决策失误，为什么要员工来买单？”

我叹了口气，感慨钱难挣——上级分工不合理，下属抱怨连连，中层受尽“夹板气”。一线员工流失严重，我们每天还得自掏腰包买零食、请吃饭，哄着下属来上班。

会议室里情绪激荡，大家就差把“不想干了”写在脑门上。我们都是年过三十，已婚已育，有着丰富职场经历的女性。然而，从一线城市回到县城工作后，一切我们曾视为共识的职场准则与做事方法，都不复存在了。

必须回到县城的理由

去年年终汇报时，看到每个人PPT里的自我介绍，我才发现，黄姐、楠姐和我的工作经历高度相似。

我们三人在酒店分管财务、人力和营销，都是本科以上学历，在一线城市和大公司打拼过，前些年因为家庭原因回到这座县城，算是小县城职场难得的“人才”。

过去在一线城市上班时，工作带给我们的感受，大多是忙碌、充实、有价值感的。

黄姐之前在深圳做审计，出差是常态，一个月住酒店的天数比家里多，经常醒来分不清自己在哪个城市。二十五六岁时，她很喜欢这种满世界飞的精英生活，但临近三十岁，她开始觉得疲倦，渴望安定，于是筹谋回老家发展。黄姐很努力，考到了注册会计师的证书，进入了本地国企，后来实在受不了国企的形式主义，才跳槽到了现在这家民营酒店。

我和黄姐的职业轨迹相似。本科毕业后，我留在深圳，先后在上市企业、互联网大厂、新媒体公司工作过，工资随着每一次跳槽大幅增长。那时深圳给我的感觉是新鲜、朝气蓬勃、充满机会，我甚至有宏愿，说不定未来几年能买得起房，在深圳扎根，彼时在老家工作的男朋友想让我回乡发展，而我置若罔闻。

在深圳时工作的写字楼

2019年，深圳被规划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从此房价一路飙涨，我看得上的房子，价格很快涨到我望尘莫及的天文数字。那年年尾，疫情爆发，我从日本旅游回来，被困在深圳出租屋里，体验了一个人过年的孤独滋味。那时我突然领悟，人终归是群居动物，我所幻想的自由、独立的都市丽人生活都是空中楼阁，一大家子在一起热闹作伴，才是我要的安全感。

后来随着公司裁员，绩效越来越难完成，我也厌倦了毫无意义的内卷，终于在一次半夜心跳过度、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无人问津后，我开始认真思考起男友让我回乡发展的建议。

两人恋爱多年，走到了“不结婚就要分手”的岔路口，我不想再花时间和精力重新开始一段感情，要是错过这个结婚对象，说不定就此单身一辈子了。思前想后，我心一沉，买了张回乡的机票，就此结束了深漂生活。

晓雯过去七八年的工作笔记

楠姐大我十岁，在房地产烈火烹油的时候入行，从人力专员一直做到主管、经理、总监，在碧桂园、融创、恒大都待过，工作能力很强，简历非常漂亮。她告诉我，房地产最鼎盛的时候，公司组织团建都是去新加坡旅游，机酒全包；销售们一年能挣六七十万，人手好几套房，售楼处门口的豪华车都是员工的。

而如今回到县城，不光薪资大幅缩水，工作内容也让她挫败感很强。近一年的时间，她只干一件事，裁员。亲手招进来的人又亲手送走，谈不拢撕扯的、闹事的、举报的，不胜枚举。

我是楠姐招进来的，面试时就发现我们共同话题很多。在县城职场，身居管理层的女性很少，我、楠姐和黄姐因此成了“铁三角”，借着每次开完周会的工夫闲聊，发现彼此都难以适应县城的节奏。

职业女性在县城，水土不服

在县城，真正适合女性的岗位并不多。

我们县是中部某省份下面的四线小城，产业以传统能源为主，劳动力多为男性。我的上一份工作在本地一家制造工厂工作，每到饭点，浩浩荡荡的食堂长龙队伍里，我鲜少见到女同事的后脑勺。

县城的女性们，大部分都在家相夫教子、务农、做家务。麻将馆、学校门口和田间地头是她们出没的主要场所。能有份工作，会开车，生完孩子还能回去上班，就已经算是县城标准的职业女性了。尽管在职场，女性们聊的话题也三句话离不开老公、孩子、公婆。

县城附近的村落

这样的氛围里，大家似乎默认了女性只是职场上配合打辅助的角色，并不能担当重任。连酒店这种以女性为主的服务业，管理层也是男多女少。

每当员工发生矛盾，冯总便归因为“女的太多”。开会时，男领导们总是拿女性开涮，开物化女性的玩笑。讨论到菜品定价和配套服务时，有人说，“这菜就像是花钱娶老婆，谁不想找年轻漂亮的？但你只付了这点钱，还指望给你提供免费餐前小吃和高档餐具，那不是痴人说梦吗？”每每听到这种话，我总要隔着桌子和楠姐交换一下白眼。

很多时候，普通人并没有太多选择。百平方公里的县城，看似企业、商户繁多，实则被几个老板垄断。县城的资源被寡头们瓜分着，共享着，外来者很难闯入。

去年和黄姐交流后，我才得知，集团总部近百号员工，只有我们俩是自己应聘进来的，其余人几乎都是各分公司高管们沾亲带故的亲戚。连我们办公室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文员琳琳，也是靠着当书记的大舅进来的。琳琳平日口无遮拦，唯独对这件事三缄其口。我悲凉地认清了县城规则——少数人用血缘、利益交织成了一张细细密密的网，隔绝了外面无门无路的大多数人。

县城一景

县城太小了，小到我的现同事和前同事是同事，前同事和刚离职的同事又成了同事。酒店行业更甚，全城就那么几家，想要跳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几年，我曾应聘过一间本地连锁餐饮老板的助理岗位，没想到，刚坐进办公室，他就热情地和我说，“我和你们林总（我的前任老板）了解过了，说你为人靠谱，能用，放心待着吧”。我听得后脊发凉，庆幸自己离职时没和前任老板撕破脸，否则还不知道是何下场。

精神上的孤独则是另一种苦闷。

我平时喜欢阅读，关心新闻，爱听文化类播客，精神生活仍维持着在深圳上班时的习惯。但我的同事们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而她们感兴趣的直播、购物、美食，我又知之甚少，因此和她们在一起时，我常常陷入没话聊的尴尬境地。刚入职时，我费劲买了几十本酒店相关的书籍放在办公室，希望大家有空读一读，开会时团队一起讨论和学习，至今都没人翻开过一页。

身边聊得来的朋友很少，唯一有共同话题的朋友是本地一名在博物馆做讲解员的姐姐。

她比我大两三岁，前些年在外做导游工作，满世界飞，因结婚生子回到县城，生完孩子后仍保持着工作的惯性，职业性质使然，平时也热爱阅读，喜欢观看文化类节目。我们偶尔会相约吃饭，聊些读书写作的话题，说起县城精神生活的贫瘠，彼此深有同感。但因为她的工作时间大多在周末，因此能碰头的机会也不多。

更多时候，我每天唯一的消遣是和千里之外北京、深圳的朋友们聊天，北上广发生了什么，我比她们还清楚。朋友来时，我自嘲是“精神上的北京人”，背后是说不出的落寞，一颗向往自由的灵魂，生生变成了自己的囚徒。

困局之中，也有新出路

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了县城这个狭小的职场里，一方面不甘于在此磋磨时间，另一方面又贪恋唾手可得的安稳生活。

想辞职出国读博士，但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老家年迈且收入低微的父母，都需要我这份工资养活。

孩子们还小，读博至少要花费四年，四年后我的家庭还在吗？孩子们还认得我吗？我到时会后悔没守在家门口安稳过日子吗？况且现在工作难找，这份工作也有它的好，离家近，食堂有免费员工餐。要是就这样辞职，下一份工作是更好还是更差，也未可知。

家乡美食唾手可得，也是回归县城的一大好处

想再拼一拼，挣得更高的职位，但40岁的黄姐和36岁的楠姐，她俩的处境就是我努力后的样板，从经理升职为总监，工资高出五六千，却要承担更大的压力，职级和幸福似乎并不成正比。

我向两位姐姐倾诉我的苦闷，黄姐表示和我有同感，回县城后，总感觉自己有点“大材小用”了，想做事，却没有做事的土壤；楠姐则安慰我，这就是一份工作，没必要在其中寻求自我价值，“我们这个年纪，在哪儿干不是干，这家公司不好，去到另一家就会更好吗？”

楠姐还劝我，既然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那就把注意力放在家庭上。她自己便是如此，除了上班，其余时间都用于陪伴孩子。县城小，公司离家近，省去了大城市动辄两个小时的通勤时间，的确让人有了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楠姐说，她很享受全家人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光，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孩子的笑脸，因工作而烦闷的心情便一扫而光了。

县城里的公园，是遛娃的好去处

就在我思绪纷飞，每日为职业前途忧心忡忡时，黄姐与楠姐的职业变动却让我发现，想太多也没用，生活自会推着你向前走。

两个月前，黄姐因子宫肌瘤持续出血请了长假。在此之前，她已经向领导提了2次离职，但领导迟迟不愿意放人，如今黄姐身体抱恙，领导不得不接受她即将离职回家休养的事实，只好重新招人，长达半年的僵局就此打破。

我去看了术后的黄姐，问她未来打算。黄姐兴致勃勃地说，她和数字打了十几年交道，已经深感疲倦，正好借此机会转行，学习烘焙，成为厨房里做面点的“白案师傅”，待身体好了再出发。

至于楠姐，不久前，她去新疆休年假，旅游一周后回来，火速提了离职。她告诉我，她的直属领导早就看她不顺眼，已经把她的岗位挂在了智联招聘上，美其名曰“储备人才”，实际上是变相逼着她走。新疆的大好河山让她豁然开朗，与其天天受气，不如趁自己还年轻，多出去走走看看，享受生活。

如今楠姐每天在家照看公婆，抓孩子学习，生活繁忙而有序。我曾略带担忧地问，再不回归职场，万一被县城淘汰了怎么办？她笑笑说，“明明是我淘汰了县城好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