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相机，拍下了一个中年女人生命的最后旅途

摄影师王乃功的作品《九儿》去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不同种族、年龄、身份的观看者在这些黑白照片前驻足，许多人看得热泪盈眶。起初，这些场景让王乃功有些惊讶，后来明白了真诚的作品可以穿透外在的标签直抵人心。

九儿是王乃功的一位朋友，三个孩子的母亲，因为九月出生，能饮酒，生得小巧安静，故有“九儿”的名字。2019年，36岁的她确诊肿瘤晚期。2020年，经过十次化疗二十余次放疗，还是被医生宣布，此生进入一年的倒计时。

起初，九儿一家想留一张正式的全家福，而乃攻是发小圈里出了名的发烧友，有暗房，有影棚，玩传统大底片……于是，一组有仪式感的8×10全家福诞生了。后来在一次聊天中，九儿说：“嫂子，你拍的那组《家有考生》我看了，把孩子拍得真好，有几张我都掉眼泪了。我这三个宝贝我也拍，但拍不好。有时间的话也拍拍我吧，我也想把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光留下来……”

九儿的生命，定格在了39岁那一年。在九儿生病期间，王乃功坚持用相机和文字将这段“向死而生”的过程记录了下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记录，在创作的过程里，两个人共同思考着生死这个课题，一起成长一起改变一起思考什么才是对生命的最大敬畏。在九儿辞世后，这些作品荣获了第67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亚洲区长期项目奖（荷赛奖），第 23 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评审委员会大奖等一系列大奖。本期节目，媒体人小熊和本刊记者亚光对话王乃功，听她讲述这段特别经历带给她的启示，欢迎搜索“在川上”完整收听。

《照见：<九儿>摄影手记》

作者: 王乃功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铸刻文化/ 单读

2025年9月

这些图片跨越了人种和肤色，可以让人安安静静在那里凝视

小熊：《照见》这本新书是王老师用了文字和摄影两种语言，记录了自己的一位朋友——九儿，在生活末期几年里“向死而生”的过程。王老师，先说说这本书的缘起吧。

王乃功：我的老公和九儿的老公是发小，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此前都是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所以两家聚会我参与的不多，就是彼此知道对方。2019年我听说九儿病了，我家老孙头说九儿想找我拍大画幅的全家福。在我的生活圈子里头，要求我用这种传统大底片拍仪式感的全家福，这是第一个。到了次年，我听说她的病更严重了，我老头让我继续给她拍些片子，我想那就拍点她喜欢的数码的，选了个周末去她家。那会儿我们还有距离感，更多是同情的情感，试探性的，不知道哪句话会不会伤害到人家，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我之前一直对死亡有思考，其实她找我拍全家福的时候,我已经在评估适不适合找她作为跟拍的对象。等到再见面她主动提出来，而且一共说了三次，我就有点警醒了——上哪儿去找这么恰当的人？正常是你得去求人家。然后在拍的过程里，除了对生死疾病的思考，我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创作，我想更进一步，每个题材都不能看到上一个的影子，我要往前走。

亚光：你在书里提到,一开始想到拍死亡最好那个对象是更“普通”一些，比如可能比九儿的生存状况更贫困一点，但后来你克服了这个想法，开始记录九儿，这里面超越了家庭属性。很多摄影师或者说创作者，会强调自己作品的公共意义，比如要展现死亡，就希望选最有代表性的、最“典型”的人。从摄影的角度来说，摄影师可能希望大家能在这个人身上能看到更多的人。影像有时候是私人的，有时候又是公共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越过的这道坎儿？

王乃功：你就好像是一个大篦子，一搂到最后，搂到根上，所有的那些条件，比如家庭环境，比如这个人做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面对这件事，在这样一种安静的状态里，最后露出来的是这样的东西，这个可以跨越人种和肤色。拿到果实的时候，这些照片在世界各地展览，最震撼的就是即使没有语言的加持，这些图片可以让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那里凝视，然后会掉眼泪。这让我很震撼，我觉得九儿就永生了，我觉得我人生也值了。明天如果宣布或者发生什么我都能接受，我很坦然，我这一生就是这个使命。

亚光：我并没有太多见证别人的死亡过程，也没有太多在病房陪护的经历，但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确实能感受到很真实的触动。因为可能越是私人的影像，往往更有内涵一些，越普遍的情感就最鲜活。而且我觉得选择大画幅黑白照片是双重勇气，对你来说是需要有拍摄的勇气，对九儿来说提出这种请求也很勇敢，尤其到她生命后期，身体逐渐衰微，她还愿意面对镜头。

王乃功拍摄的九儿一家的生活日常。图片选自《照见》。

一个人走了提都不能提，才是对亡者最大的不尊重

王乃功：我想回来谈一下为什么我对死亡这个话题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女同志在家族里从小没有话语权，但是我会有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在家里有时候提到一个去世多年的人，有人说对方当年怎么怎么地，旁边就会有人马上制止，说“人都死了，你还提他干嘛呀？”好像死者为大，就不能说他坏话。这话表面意思是我们要尊重死者，但实际上，他走了我们连提都不能提，不是忘却他了吗？你讨论的时候也是回忆的过程，你都不面对，是尊重他吗？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不尊重。所以我一直想拍一个人的离去。一个人走了怎么就得烧掉他用过的东西，有那么忌讳吗？

小熊：对，儒家文化一直只谈生，却很少谈死这件事情，但是死怎么会不重要呢？每个人最后都要去面对的，你如果都不做准备的话，那你怎么去面对他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王乃功：说回九儿，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爱美爱生活，最开始她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茫然的，这都是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你陪她在病房里的时候，很多人因为疼痛会咒骂，这很正常，但九儿就不吱声，她是个很内敛的人。到后来她跟我交流，她说她先替孩子疼，自己多疼一分，等自己不在了，三个姑娘的疼是不是就能少点儿。慢慢地她觉得她还可以替其他人疼一些，其他人就能解脱一些，她本身是佛教徒，要是不理解她信仰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太拔高了。我是能体会到这一层的。甚至我觉得后期她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好看了。

小熊：是的，一般人到那个阶段肯定是枯萎的。

王乃功：会很狰狞和恐惧。但九儿没有，她那时候可好看了，我相信这种力量。我最后一个人给她拍最后的生命肖像的时候，我当时重点想的是怎么把她有尊严地表现出来，思考呈现方式。我是等到照片洗出来发现怎么有个水印，后来发现每一张都有，然后才发现那是一滴眼泪。她走得很平和，没有痛苦和挣扎。我看到眼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甚至有点遗憾当时应该和她说更多的话。

王乃功拍摄的九儿一家的生活日常。图片选自《照见》。

亚光：我觉得这里面跟王老师记录死亡的媒介形式非常有关系，你提到说很多人在摄影展上驻足，大家会落泪，情绪上有很大的波动。拍最后这段时光的时候，其实你是斟酌过的。我觉得这种大画幅的作品很适合人去凝视，我看这些照片会觉得自己也在和画面里的人对视，会有情感卷入，或者说是某种神性的时刻。王老师能不能谈一谈，比如说你当时在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媒介，去记录这样一个很多人讳莫如深的阶段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王乃功：用大机器拍，是我当时现有且独特的东西，是我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国外很多拍死亡是纪录片，但我要回避这个，我要表达的是我的东西，要用我擅长的方法。我去考量这种方法是否恰当，然后我发现这很恰当。黑白灰可以拉开观看者和被拍摄者的距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过去，当你再从一个拉开的时刻进入状态，就被激活了，这就够了。你看国外那些照片，用F64（"F64"这一术语源于光圈的表达方式，上世纪中期，三位美国摄影师创立了F64小组，他们的作品展现出层次分明、清晰度极高的特点）很真实、尖锐，注重细节。但我要是不用细节的话，虚化，露出来的就是神性的东西。我用了大画幅的一个反方向，用最大画幅呈现虚化效果，恰好是数码做不到的。那种虚化是优美有禅意的，用诗意的质感表现出这个残酷的主题。我在和九儿说的时候，她立马就同意，但她也犹豫了一下，她之前看我的作品是《家有考生》，那是传统纪实，很直接，我咔咔一按，连拍两三张，至少精彩瞬间是搂住了。

小熊：总能碰上一张是吧？

王乃功：对，说实话九儿那个时候看不懂黑白，她又是一个爱美的人，但这样拍很难拍得比本人好看，很容易把脸上的细节扩大。可九儿慢慢就接受了，她后来就说，自己原先追求完美，但后来能接受不完美了，她能看到里面神性的有韵味的东西。甚至她会帮我构想画面，所以到后期我们有很多共同创作。

亚光：我一开始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纪实摄影集，但我后来发现，里面的作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摄影，也有“摆拍”的成分，但即便如此还是能带给我很真实的感觉，也没有说就脱离了日常生活，而是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

王乃功：摆拍不代表不真实，那种情感、情绪关系以及状态是真实的。像她姑娘亲她的场景，不是我设计出来的，就像孩子在另一个屋过家家，突然就想到看看妈妈在干嘛呢，她看到妈妈哭，就上去亲妈妈去了，我咔嚓就赶快按了，就这么一张，这么神奇的一笔就精彩了。作为摄影师要想办法让她进入这个状态，但要说摆拍构建，我不知道什么是真和假，我觉得我就是努力做了这样一件事。

王乃功拍摄的九儿一家的生活日常。图片选自《照见》。

死亡也可以是祥和舒缓的

小熊：书里面有两个部分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提到的无间道的部分，就是病人和家属彼此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谁都不捅破这层纸，我觉得这是中国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对待癌症患者以及其他重症病人，怎么和他们交流，不能高高在上，也不能是轻飘飘的。这两点对大家来说应该蛮有普适价值的，

王乃功：我也没学过心理学，我就是很珍惜和九儿的拍摄机会，所以我唯一衡量的标准就是换位思考，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能不能接受这些事。一个是从心底向外敬畏和尊重这件事，再一个就是换位的能力和深入交流，我会和她谈我自己，谈我过往这么多年的理解和思考。唠我的过程里她也就开了，她会说我说的就是她想说的话，我们就合上拍了。我感觉自己冒冒失失答了这份考卷，我好像答得还可以，但也不是说有标准答案。但在本心上，我问心无愧。

图片选自《照见》。

亚光：今天听王老师谈这个事情的状态，好像很“丝滑”。但其实从书里能看到，整个拍摄过程是很艰辛和波折的。像九儿，很多照片都是在她特别难受的状态下拍的，你书里提到过这种非常特殊的体验：一方面，可能那个九儿最难受的时刻出现的时候，从摄影的角度来说，更容易出作品，但另一方面那是九儿正在经受巨大的痛苦。这个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感受？怎么做选择？

王乃功：我当然是不想拍的，有一张照片是很暗调色，她有点露出青筋，脸上有汗，那是疼痛的状态。但实际上照片拍摄时候她已经缓解了，不是最疼的时候。我曾经跟她说过，最疼的时候来一张，因为模拟的不对。可是真是那时候我下不去手，那枕头都湿了，你让她坐那块，我能吗？我要是干了要受到谴责的，就跟拍《饥饿的苏丹》似的，拍完我得去跳楼。所以真到那会儿的时候，我说我不能干。她说，你不拍就没机会了。我说，那我就不拍了。等她缓解，汗都收了，她说，你拍吧。她那个心是比我迫切的，我说，那就拍一张，我觉得就够了。你要拍那么样干嘛呀？这是摄影的伦理和尊严。包括她走之后我要拍的画面我都和她聊过，我告诉她我要拍什么，想表达什么，我要给她以尊重。

《照见》书封。

亚光：这让我想起之前主持人类学家邓启耀的一次对谈。他是研究巫蛊的，也是一种看似非理性的现象。我就问他怎么进入到对方的文化语境中，他说就一个字——“诚”。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是共通的。艺术追求美，但美学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是艺术最高的追求，比如像拍摄对象处于极度痛苦中的时候，原定计划就可能要放弃。

王乃功：真的，我做梦梦见过好几次拍摄的那个果，我在梦里纠结了多少次，潜意识设计了多少次，可是到了现实里，我觉得我不应该拍，是的。

小熊：这里面会打架吗？还是不打架，就是很笃定。

王乃功：就很笃定，我不后悔。艺术为什么要直击那一点呢？我能够表达我想说明的东西就可以了。

小熊：我觉得你也好，九儿也好，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又会觉得你们也在变化，你刚才也说了，九儿从曾经追求完美的一个人变得也可以接受不那么完美了。你们似乎都往中间的道路上靠了靠。

王乃功：我这几年一直在变化，我很庆幸，拍摄九儿给了我一场关于什么叫死亡的演练。我经历了这些以后，当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处理得也很淡定，没有遗憾。亲人消逝，这个痛是真实存在的，不会随着时间消逝就淡忘，咱们都是有感情的。但你也可以通过吸收这些个体经验，我也希望其他人如果能真正读进去这本书，也能够将来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受用，改变自己的生活。

小熊：我觉得九儿的家庭还是挺了不起的，有几个家庭能说知道妈妈今天要走了，三个孩子还是正常生活正常去上学的？

王乃功：九儿真的很伟大，小时候读语文课本，读到刘胡兰和邱少云故事的时候我还有点不相信。但是经历了九儿这一遭，我太相信了，绝对有这种人，精神上的信仰上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而且还有一点，她不用自己病去拿情绪。九儿走了以后，我也生了一场病，一半的中枢神经疼，疼得我想自杀，整宿睡不了觉，连续几天不睡觉，人会崩溃的。我觉得就是冥冥之中让我感受一把九儿的心，那时候我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九儿是没希望的，她还能不跟家人发脾气，太了不起了，我做不到。

小熊：你们也是彼此成就，九儿后来不是也对你说，在你身上感受到了母爱。你始终想的是怎么能让她更好，你们都认真对待彼此，认真活这一辈子。最后有这本书有得奖这些结果，那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王乃功：对，就是你不管信不信，但这个样本是我看到的，我只是这么如实地端给大家，你可以去参考。当你个体真正的危机来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样本和途径，是祥和、舒缓的。我们传统意识里很容易给死亡定性，如果我说这些照片就是睡着了呢？你就会觉得很正常，为什么说是死亡就接受不了？还是潜意识里把死亡妖魔化了。

亚光：其实我们面对死亡影像的态度，恰似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如果我们都不敢直面有关于死亡的影象，其实也很难去直面死亡本身。像王老师这样一个拍摄的过程，我相信，读者们最后汲取的是生的力量。你首先要面对它，不能回避它，然后接下来你才有可能从死亡里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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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熊 亚光

编辑/刘亚光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