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1日,武汉军区传出令人惊讶的消息——两位开国少将自尽了。
一位是军区副司令员唐金龙,他从红军时期开始追随贺老总,就在不久前贺老总还准备将他提拔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然而在贺老总被批后,关系亲密的唐金龙也遭到严重冲击,被定为“黑干将”,性格刚烈的唐金龙就用枪口瞄准自己,以这种方式来自证清白。
另一位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他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离开人世。
但吕炳安是四野出来的干部,历史上与贺老总也没有太多的往来,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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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炳安1917年出生于河北深泽,1933年入党。由于华北当时并没有大规模的红军队伍,因此他就做了几年地下工作。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吕炳安才进入正在迅猛扩张的八路军,担任了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连指导员。
再往后的抗战时期,他也主要是在冀中工作,历任第八军分区营教导员、冀中第31团政委等职,多次率部抗击日寇/日伪的“清乡”和“扫荡”。
待日本投降,吕炳安随冀中军区挺进东北,他带领31团一直护卫着上级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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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国民党94军第五师奉命进攻药王庙一带的我热东党政军机关,形势非常危急。
关键时刻,吕炳安率31团承担起掩护任务,虽然自己这个团是普通团、敌军则是美械师,但吕炳安没有畏惧。
他们构筑层层防线,死命抵挡着敌人的狂轰滥炸,等热东机关顺利撤出,他们才结束战斗。
同年4月,31团与兄弟部队合并为辽西支队,吕炳安担任支队副政委,往后他们就一直活跃在热东、辽西,努力发展革命势力的同时,还多次去打击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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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局势推进,吕炳安跟着大部队入关转战,任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南下后就留在了中南地区工作。
1955年大授衔时,吕炳安被授予大校军衔,次年调到了总政工作。他虽然在总政任职时间不长(1957年就再次调动到武汉军区),但后来他被批,主要也是源于这里。
1961年,吕炳安晋升为少将,广义的开国将军指的就是,55年至65年期间被授予或晋升为少将的人,所以吕炳安也称得上开国少将。
大运动时期,许多军以上的单位搞“四大”,军队的领导机关也受到强力冲击,武汉军区属于被影响得很严重的那一批。
大大小小“造反派”整体去军区里闹,尤其是点了唐金龙和吕炳安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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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金龙是贺老总的爱将,那时贺老总在军委的日子也非常不好过,是被小组重点批的对象。
上面如此,武汉军区就被迫召开常委会,要唐金龙、姚喆、杨秀山三人交代贺老总的“问题”,唐金龙很气愤,头也不回地离开会场。
在局势愈演愈烈之后,唐金龙非常悲观,似乎下了某种决心一样说过:我是个军人,就算死,也要死在军营里。
1976年1月20日,贺老总被秘密送往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他的部下都无法再与之取得联系。
也是同一天,唐金龙被小将们狠批,要求向群众做书面检查。心灰意冷的唐金龙在21日凌晨取出当年作战时用过的一把手枪,枪响之后,他的生命定格在了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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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金龙是因为跟贺老总关系匪浅而受牵连,但纵观吕炳安的经历,跟贺老总几乎没有往来,他又是为何呢?这里面就牵扯到了刘志坚。
刘志坚1952年开始到总政工作,与吕炳安共事过,大运动开始后,刘志坚兼任了总政第一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身上的担子非常重。
不同于那些别有用心之辈,刘志坚并不希望各界都乱起来,他为军队做出了若干特殊规定和必要限制,还扣下过几次乱命未发,因而被人当成攻击目标。
1967年1月5日,刘志坚被批后遭到关押,紧接着大会小会不断,11日又重组了“全军小组”,军队里多个机关被迫要跟着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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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炳安当时兼任武汉军区“文革办”主任,又因为跟刘志坚关系不错,被新的“全军小组”要求表态,还要他承认武汉军区也执行了刘志坚的“黑线”。
对此,吕炳安很犹豫,他不想昧着良心去认下子虚乌有的问题,可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也挨了批。
接连多日,吕炳安的身体和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最终他感觉难以承受,便在1967年1月21日吞服过量安眠药自尽。
说起来这一天真的太诡异,除了武汉的这两位少将外,上海的陶勇中将也莫名离世了,实在是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一天。
好在运动结束以后,几位将军的名誉都得到恢复,也算是告慰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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