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和陈明仁闲聊时，为何突然翻脸：我们中国人怎么总是吹外国？

1946年2月初，东风还带着寒意，四平城南的一栋日式两层洋楼里，军调部的招待酒会刚刚散场。灯光未灭，两位湖南醴陵籍军人坐在圆桌旁，一个是时任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的陈明仁，另一个是刚从北平赶来的中共代表耿飚。几分钟前，寒暄还算融洽，如今气氛骤冷。

双方本想借老乡身份缓和尴尬，可一句“洋面比苞谷面香”成了导火索。陈明仁举杯随口夸了几句外国货，耿飚听完脸色一沉，放下酒盅：“整天崇洋，算怎么回事？”场面瞬间僵住。几名随行军官以为只是酒劲上头，没想到话越说越硬。

耿飚为何反应如此强烈？要弄清缘由，还得把镜头往前拨几天。1月底，北平刚签完“停战令”，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三方代表摆出姿态，试图把战火暂时按住。耿飚奉命加入中共小组，原本只带一只皮箱，半夜便登机北上。

停战令墨迹未干，蒋介石已令精锐扑向东北根据地。铁岭、四平接连告急。军调部如果真的跑到前线查勘，无疑会掣肘国民党行动。于是，陈明仁接到“就地控制共方代表”的指令。

耿飚等人2月3日抵四平，下车不到两小时就被带进这幢洋楼。外院荷枪实弹，里屋三道铁锁。陈明仁表面客气，实际上软禁。耿飚连夜向其追问，“为何限制自由？”陈只回一句：“军令难违。”

被困三日，耿飚没闲着。他注意到负责联络的少校刘建义同样操湘音，便以“乡里口味辣不辣”打开局面。几次闲聊，就探明大规模进攻的确切时间。情报必须送出，他让机要员把电文译成密电，托美方军调人员发往北平。

很快，延安收到消息，命令辽东守军机动撤离，避免与国民党重兵硬拼。四平攻防随即拉开，耿飚的情报救下大批有生力量。此时软禁已成鸡肋，蒋介石批示：“放人。”陈明仁只得摆宴赔罪，这才有后面的“吹外国”插曲。

宴席上，陈明仁略显得意。美式火腿、法国产红酒端上桌，他顺口感慨：“跟老蒋混，东西好得很。”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并不稀奇，洋物件象征地位。耿飚听着心里发堵。长征时他嚼过半生的皮带，冬夜裹过补丁棉衣，对“洋气”二字自然无好感。

耿飚当场抛出一句：“老百姓能吃上几口洋面？我们打仗到底是为谁？”这话砸得陈明仁无言。有人回忆，桌边的军官端着酒盅立在原地，连劝都不敢劝。沉默持续了足足一分钟。

不得不说，陈明仁并非顽固之辈。黄埔出身的他崇尚武器和后勤现代化，却也清楚民意所向。耿飚那句质问像石子落水，一圈圈涟漪在他心里扩散。

1947年秋，陈调往华中，见识到多场围剿失败。他写给友人的信中罕见地提到，“长沙城墙靠洋枪守不住人心。”字数不多，却能看出动摇。

1949年8月，和平解放长沙尘埃落定，中南电台播出陈明仁、程潜联合起义公告。资料显示，当晚陈在军部会客室里提到四平一役，低声说：“若早些想明白，也许少死许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耿飚与陈明仁公开场合交集不多。1960年代，耿飚任外事口要职，被问及旧事，他只淡淡回了句：“陈明仁算得上爱国。”随后再无评价。

这段往事被披露，是八十年代中期。军史研究员梳理军调部档案，才让大众知道“喝洋酒的宴会上一场短暂的翻脸”。

四平的洋楼早已不存，但那句“总是吹外国”仍能敲击耳膜。物质匮乏年代，洋货确有诱惑，可若因此失去立场，再先进的卡其布也遮不住人心的裂口。

陈明仁的选择，未必完全由那次争执决定，却无法否认耿飚当面一问触动了他。大道理听得多，人到关键时刻，有时只靠一句直白的提醒。

今天回看那张宴会名单，国民党方面许多人已渐被遗忘，而耿、陈二人一个成为共和国外交将领，一个在解放长沙时立下功劳。历史走向常因一瞬间的沙砾而改变。

自信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用行动证明。四平城的深夜里，几声质问穿过酒香，也穿过旗帜颜色，留给后来人一份清醒：崇洋并非原罪，盲目崇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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