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东北,天寒地冻,战火纷飞,无数无名的英雄正默默抗争。
在黑龙江的汤原县,一地主面对日军威胁,选择为他们引路。
可他却将300日军骗至深山老林里,导致这些日军全部冻成冰雕。
他到底是谁?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诱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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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面投敌
1937年腊月,天未全亮,汤原县的打谷场上却已枪声四起。
一队日军端着枪,将村民一个接一个从家中拽出。
黄有在人群中站着,棉衣领子竖起,双手藏进袖口,看似与众人无异。
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在送妻子回村的途中,路遇鬼子进村,匆匆将妻子藏进山林便独自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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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站着的那个日军军官,身材矮壮,手持马刀,腰间别着一把黑漆短枪。
他的话由旁边的汉奸翻译:“只要你们说出抗联的下落,赏五百大洋,带路者赏一千!但若是不说。”
话音未落,便是一声枪响,地上顿时多了一滩血。
村民们一声不吭,脸上的血色褪尽,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句:“我知道抗联的去向!”
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那个说话的人身上,黄有,黄家屯的大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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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里,他是那个年年开仓放粮、在灾年救人一命的“黄善人”。
可如今,这个被村民尊敬多年的地主,竟主动站出来,向日军“告密”?
有人骂他“汉奸”,有人唾他“叛徒”,有人气得捶胸顿足,可他却低着头,快步走到那名军官面前。
“我不骗您,我真知道,他们的藏身地我去过,那时候被抓去送过粮食。”黄有低声细语,连话语中都透着奴颜婢膝的讨好。
汉奸冷哼一声,将枪口对准他的额头:“说错一个字,你就得脑袋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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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的,不会的!”黄有一面连连点头,一面还学着汉奸的样子躬身作揖。
军官皱了皱眉,低声吩咐身边翻译:“带他走,让他带路。”
村民们目睹着这一切,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他们不懂,这个昔日口碑极好的地主,怎会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做日军的鹰犬?
可若有人在此刻能看见黄有藏在袖口的那只紧握的拳头,便能明白,那张谄媚的脸只是伪装,那低声下气的腔调只是表演。
他清楚,若不出面,村子会被屠,百姓会流血,他愿意背上骂名,只为换取村子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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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敌深入
山林里的一条小道上,黄有走在最前面,一步步将身后的日军引入那片茫茫林海。
日军军官骑在高头大马上,披着厚重的棉军服,身后是一整队人马,翻译官不时上前催促:
“快点,再快点,你不是说前面就是抗联的营地吗?”
黄有回过头,脸上带着讨好的笑,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
“咱这条路是小路,虽难走,但隐蔽,抗联的人最忌讳大路,他们的营地建在深林里,不易被发现,咱们从这边绕过去,一定能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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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听起来合情合理,军官便也压下疑心,继续催促前进。
林子越走越深,直到第三天清晨,黄有忽然停下脚步,用力一挥手指着前方:“看,前头就是抗联的营地了!”
一众日军顿时精神一震。几个先头部队拔枪冲了上去,推开木栅,踹开门扉,里头却只有一地积雪与烧过火的炉灰。
军官的脸一沉,翻译脸色发青,拔枪对准黄有:“你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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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双腿一软,立马跪下边磕头边求饶:“不敢不敢!这里确实是他们的老营地,他们可能是前天晚上刚撤的!一定没走远,再往前十里地,有片山谷,那里是他们的新据点!”
日军军官狠狠地吐了口痰,把手枪收了回去,他的理智还在,知道黄有一路同行,根本没机会通风报信。
他更怕耽搁得越久,抗联的人跑得越远,只得按捺怒火,继续催促前进。
黄有偷偷松了口气,眼神却不见一丝慌乱,继续带着日军往密林深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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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降临,雪下得更大,黄有再次指着前方的山脚:“到了,再往前就是山谷口,我们今晚在这歇一歇,明早再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日军疲惫不堪,几个士兵已经脸色发青、指甲发紫,身上的棉衣早已被汗水与风霜交替浸透,像裹着冰的麻袋。
军官望着这片林中营地,几排旧木屋、火炉已冷、炉灰尚在,他点了点头,命人扎营,准备休整一晚。
黄有借着打水的名义,悄悄绕到了林子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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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兽难逃
夜深了,雪还在下,黄有靠在一棵苍老的冷杉树下,喘着粗气,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撑在树干上,努力稳住快要冻僵的身躯。
身后那片黑黢黢的林子里,正是他三天三夜“亲自引导”日军所驻之地,而他已在深夜里悄悄脱离,翻过了山梁,来到了阳面的坡地。
日军们所在的那片地带,是典型的北向背阴山谷,阳光无法照射,积雪厚至膝盖,树木遮天蔽日,白天难见天光,夜里则冷得能把人骨头冻碎。
黄有在引导他们时早已算计好方位和气候变化,故意选在寒潮将至的几日将人引入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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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山那边的日军营地死一般寂静,帐篷早已搭不起,木屋也没有防寒之能。
军官吼叫着让士兵生火,却发现干柴早已被冻成石头,火柴也潮得打不出一点火星。
每个人的呼吸都成了白雾,凝结在鼻翼、眉毛上,形成一层霜雪的外壳。
他们的食物已经耗尽,脚下是冰封的土地,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白雪与树影。
他们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僵硬,先是指尖,然后是手掌、脸颊、脚踝,直到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却再也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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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士兵尝试摸黑逃走,却在林中迷路,四周的景象早已无从辨别方向,除了脚下嘎吱嘎吱的积雪,耳边只有风声怒号。
他们像被困进一个看不见的冰牢里,挣扎、爬行、跌倒、再挣扎,最后倒在一棵枯树旁,手握着步枪,眼睛却再也睁不开。
风越来越大,雪下得越发密了,整个山谷像是一口沉寂的棺材,埋葬着那300名日军。
几日之后,抗联的部队终于赶到,战士们翻过山梁,看到的不是一场交战之后的废墟,而是被冻成冰雕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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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殒命
当抗联战士们找到被冻成冰雕的日军时,黄有还在翻越小兴安岭的山梁。
风依旧紧,雪仍未停,他瘫倒在山坡的松林间,四肢早已失去知觉。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从怀里摸出一块干粮,靠在树根下,手指僵硬地掰下一角放入口中。
那是他三天前藏起来的一小块玉米饼,本想留着带妻子回村后再吃,如今却成了他与死神之间的最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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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知道,几个时辰后,抗联的战士会循着他留下的痕迹找到他,此刻他已经陷入昏迷。
黄有醒来时,已是第二天傍晚,他躺在一张干草铺成的木板床上,身上盖着厚棉被,旁边是一脸焦急的抗联战士。
有人喊道:“他醒了!快去叫队长!”
队长赶来,一把握住他的手,声音哽咽:“黄有同志,我们找到了你!你做得太好了,你一个人救了我们全村,也救了整个密营!”
黄有艰难地笑了笑,嘴唇龟裂,连话都说不出来,随后,抗联战士请来医生为他做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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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检查后神情凝重:黄有的四肢严重冻伤,尤其是双脚,几乎全黑;手指已开始溃烂,鼻端和耳垂也冻裂化脓。
若在条件齐全的医院,还有一线希望,但在这深山密林、药品匮乏的前线营地,做手术救治就是天方夜谭。
有人提议将他送下山就医,可黄有微微摇头:“下去,就会连累别人,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
队长沉默了,他明白黄有说的是实情,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轮流照顾他。
他们把仅剩的药粉留给他,把最暖的棉被给他盖着,把最稀罕的罐头汤喂给他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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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黄有最终还是没挺过去,那天有人推门进去,只见黄有平静地躺着,双眼微闭,神情安详。
那天之后,战士们为他在林间高岗挖了一个坟穴,用石头垒成三尺高的墓堆。
黄有死后,村里人并不知真相,有人讥他是“叛徒死得其所”,也有人唾骂他“带鬼子进山”。
唯有极少数知情者,始终守口如瓶,黄有的名字,被永远掩埋在那年大雪中。
黄有用一场看似“叛变”的演出,为抗联赢得宝贵时间,也为全村换来一线生机。
他的名字,或许不曾写进史册,但他用生命,在大雪中写下了“英雄”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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