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去世后，有人劝他35岁的妻子改嫁，张越霞：那博古孩子怎么办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下午三点，延安城的雨点细得像针。机场跑道旁，张越霞抱着六岁的秦铁，目光死死盯着低沉云层。她听见螺旋桨的轰鸣一阵又一阵，却始终不见熟悉的机身。又冷又湿，孩子在怀里发抖，她却纹丝不动。毛主席没说话，只让警卫连着去电西安。半小时后，回电一句“该机未返”。四个字像石头砸进水里，没有声响，却让所有人心口发凉。

天黑之前，噩耗传来——飞往延安的飞机撞毁在黑茶山，机上十七人无人生还。张越霞跪倒在泥地，放声痛哭。哭声粗粝，连风都带着呜咽。有人伸手去扶，她摇头，像木偶一样站起，把泪擦干。第二天，她照旧出现在机关，整理博古遗留的文件。短短一夜，嗓子哑得只剩沙沙气音。

时间倒回十多年。张越霞，一九〇九年出生在江西一户中农人家。十四岁那年，她因在课堂上朗读《妇女解放》而被校方开除。她不服气，干脆去了上海。靠抄写账本糊口，白天写字，晚上读《向导》《新青年》。一九二八年，她秘密入党，随后被安排到交通站做联络。那座小阁楼里，油灯昏暗，墙上钉着一张路线图——从苏州河到英租界，每一条弄堂都刻在她脑子里。

“张同志，日子难，总不能饿着。”交通站负责人给她塞来一张介绍信，让她找张纪恩。张纪恩三十一岁，高个，说话慢。张越霞临别问他：“还有危险吗？”张纪恩笑：“危险天天都有，看谁先眨眼。”半年后，两人成了夫妻。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深夜，巡捕房的枪托砸开房门。张纪恩被五花大绑，张越霞也被拖走。审讯室灯泡晃得眼疼，她装作听不懂上海话，只不停念叨“乡下女人，听不懂”。敌方一筹莫展，把她关了四个月后放出。出狱那天，她得知年幼的女儿死在孤儿院。那晚，她削短了发辫，对张纪恩道别：“组织需要隐蔽，你我暂分。”语气平静，像在说天气。

一九三七年冬，她被营救出南京看守所，随后被调往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第一次见博古，是在一间堆满文件的小屋。博古刚从窑洞里赶来，眼圈熬得通红，仍耐心听她汇报。张越霞的口音带着江南软调，他却毫不费力地捕捉要点。两人办事处里并肩三月，情愫悄然生根。延安窑洞的简单婚礼，半截蜡烛、一碗小米粥作见证。彼时他们都相信，前途再险，只要并肩，总能闯过去。

延安整风期间，博古在大礼堂念检讨稿，声线低沉。夜深，他常独坐油灯前翻译《苏联经济概论》。张越霞扫完院子，从身后轻唤：“歇会儿吧。”博古抬头笑，说：“再看一章。”话音落下，她只能端来一碗盐开水，放到书页旁。这样的夜晚，多得数不清。

抗战胜利后，博古被任命为宪草审议代表，赴渝。临行前，他揽着张越霞的肩，只说一句：“事情多，顾不上家，你辛苦。”张越霞笑：“顾家是我的阵地，你放心。”平淡对话，如今想起却满是刀口。

噩耗之后，张越霞不过三十五岁。机关里的同志劝她改嫁，“你还年轻，生活得继续”。她听完，只抛出一句话：“那博古的孩子怎么办？”声音依然沙哑。围观者一时语塞，再无人开口。

解放后，她向中央递交申请：寻找并抚养博古所有子女。散落在江西、上海、延安的孩子们陆续来到北京小羊圈胡同那座灰墙旧院。门口总挂一串风铃，冬天风大，叮当一夜不停。六个孩子，年龄差八岁，口味不同，脾气各异。张越霞定下规矩：早饭一律高粱米配咸菜，晚饭可以加菜，但每周只能有一次肉。孩子们不懂，她轻轻拍桌：“先吃饱再想别的。”

有人质疑她养不起六个半大娃。她私下把唯一的一条玉镯卖了，换回一沓粮票。夜里数票根数到手抖，却从不在人前示弱。秦吉玛十五岁时叛逆，摔门吼道：“我不认识什么革命家！”张越霞没追，只在屋里自言：“要是你父亲在，该怎么管你？”声音低，却被女孩听得一清二楚，泪水当场决堤。

六个孩子成年后，各有去处。秦铁参军，后来在装甲兵学院做教官；秦吉玛留校任教，业余写散文。提到母亲，他们口径出奇一致：“她眼神里总带股倔劲，像钉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张越霞因心肌梗塞倒在北医三院急救室门口。意识模糊时，她攥着护士袖口喃喃：“飞机……黑茶山……”随后再无声息。送别那天，北京细雨，和三十三年前如出一辙。孩子们把她骨灰盒摆在灵车前座，车窗没关。风吹过，铃声轻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却听不清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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