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女的悖论：当反抗被招安，我们赢得了什么？

「我们追求的，是打碎一切非人性的模板，拥抱一个容得下所有选择、宽广的世界。在那里，女性，以及所有的人，都能作为一个完整而非完美的个体，自由地呼吸与生长。」

“好女人得到名声，坏女人得到一切。”

《许我耀眼》剧宣的一句口号，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舆论场中激荡起层层涟漪，在互联网上获得了超乎想象的传播与模仿。赵露思饰演的这位小镇女生，以其毫不掩饰的野心、精心伪造的家世和精于算计的手段，撕开了都市丛林生存法则的残酷一隅，也让她迅速成为当代“恶女”形象的新晋代言人。

（抖音平台“好女人得到名声 坏女人得到一切”话题挑战）

从《甄嬛传》中的安陵容到《黑暗荣耀》中的文东恩，从《血观音》里的棠夫人到《雁回时》中的庄寒雁，“恶女”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复杂度占据着我们的视野。她们不再是为衬托主角光环而存在的扁平反派，而是有血有肉、有动机有挣扎的叙事中心。我们为她们的“黑化”拍手称快，欣赏、推崇、甚至崇拜她们的野心与手段、独立与强大。

这似乎是一场女性意识的全面胜利——我们终于告别了“傻白甜”的童话，拥抱了拥有真实欲望与力量的女性形象。然而，当我们为之欢呼时，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浮出水面：这场来势汹汹的“恶女”风潮，是否只是一场“失败的胜利”？我们在为她们的个体成功喝彩时，是否无意中，巩固了我们本想推翻的权力高墙？

父权制本质上是一套将男性特质和男性经验作为普遍标准的社会体系。在这套规则下，理性、算计、野心和争夺权力被视为属于男性能力者的特质。事实上，这些特征并非是男性天生的、专属的，而是由社会规范与标准塑造的。

一项比较研究揭示了这种竞争意愿的性别差异并非天生：在坦桑尼亚的父权制马赛社会，男性选择竞争的意愿是女性的两倍；而在印度母系社会的卡西人中，女性则比男性更倾向于竞争，甚至比马赛男性更频繁地选择竞争环境。

这表明，竞争意愿的性别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规范塑造的。在父权社会中，男性被期待表现得有竞争性，而女性则相反。因此，当女性如许妍般展现出这些特质时，便触犯了父权制关于性别分工的潜规则。她们的“恶”，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性别规训的越界。也因此，“恶女”的流行被大众视为女性主义的一次崛起与成功。

（相关研究论文截图）

哲学家福柯曾深刻地指出，权力最有效的方式并非压制，而是塑造。它塑造出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规则和“成功”的样板。

在《许我耀眼》中，许妍通过伪造高知家庭背景嫁入豪门，并在婚姻与职场中利用男性权力者的欲望与弱点为自己铺路。事实上，许妍的行为逻辑是高度内化了父权社会的竞争法则——在这个零和博弈的世界中，权力与成功必须通过争斗、算计与剥削来获取。

许妍模仿着既有的成功模板获得了自己人生中游戏的胜利。然而，许妍的成功并不是女性群体的成功。在系统层面，她非但没有推翻当下的游戏规则，反而用自己的成功案例，再次证明了这套父权逻辑的“有效性”。

（《许我耀眼》台词截图）

今天，我们看似在为“恶女”平反，但倘若我们赞美的只是属于“恶女”的胜利，那么我们并未真正挑战游戏规则本身。我们不过是从渴望被旧体系认可的“好女人”，变成了渴望在旧体系中“赢麻了”的“坏女人”。我们挥舞着父权赐予的剑，砍向的，却只是另一个想夺剑的女人，而那铸剑的炉火，依旧熊熊燃烧。

“恶女”热潮的另一重悖论，在于其与资本的暧昧合谋。当一种反抗性的文化符号开始流行，它便迅速被资本的目光锁定，被收编、被消毒，然后作为一件精美的商品，重新贩卖给我们。

“恶女”形象，在当下已成为毋庸置疑的流量密码和商业爆款。正如日本学者铃木凉美在《恶女书架》中所探讨的，女性在成长中对于性、金钱及自由的探索，极易被消费主义巧妙地规训。资本将“恶女”所代表的真实、痛苦且充满矛盾的反抗，从具体的生存困境中抽离出来，简化并包装成一种“独立女性”的时尚配饰。

（ <恶女书架> 日·铃木凉美）

于是，我们看到了市场上涌现的“恶女色”口红，广告语宣称它能赋予你“生人勿近”的气场；“姐系”香水，标榜着“又美又狠”的复杂香调；“大女主”同款职业装，承诺让你在职场“大杀四方”。这些商品向我们兜售一种便捷的幻觉：购买它、使用它，你就能瞬间获得“恶女”的力量与不羁。

这是一种典型的“赋权的消费品”。它让我们误以为，通过消费行为本身，我们就已完成了一种姿态性的反抗。然而，真正的反抗——那些关乎改变社会结构、挑战性别分工、争取系统性公平的艰难实践——因其不具直接的“商业价值”而被巧妙地悬置了。

（时尚品牌“大女主穿搭”营销宣传）

资本温柔地抚慰着我们的焦虑与愤怒，并将这种情绪转化为无尽的消费欲望。最终，“恶女”精神中最尖锐的批判性被磨平，它不再是一种刺痛现实的力量，而变成了一种安全且有利可图的风格。我们从反抗者，变成了风格的消费者。这场看似激进的文化运动，最终在购物车里安然落幕。

“恶女”叙事的盛行，看似为我们打通了“女人可以强大”的新路径，实际上却为无数女性扣上了另一重无形的枷锁。

过去的社会需要“好女人”——美丽、温顺、无私……如今，一种新的“独立女性”模板正在形成，它要求我们“服强役”——你必须强大、精明、拎得清、情绪稳定、永不下牌桌。在这种转变下，过去“温柔贤惠”“不喜争斗”的“好女人”，今天却可能在“恶女”当道的舆论场中，感到自己是个“失败的女性”，不得不被迫审视自我：我是不是不够强大？为什么不敢去争？——这种因不符合新模板而产生的焦虑与自我怀疑，与旧式规训带来的困扰，在本质上何其相似。

诗人奥黛丽·洛德曾犀利地指出：“主人的工具永远无法拆除主人的房子。”当我们简单地用“强大”取代“温柔”，用“独立”否定“贤惠”，我们只是在用一套新的二元对立取代旧的二元对立，而未能真正挑战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本身。

（网友对于对女性的夸奖的讨论）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揭示了女性作为“他者”的处境。而今天，我们似乎正急于从“被凝视的他者”转变为“模仿主体的他者”。如果我们只是从一种服役（美役）跳入另一种服役（强役），那么真正的自由依然遥遥无期。

真正的自由，理应包含“成为弱者”的权利。它意味着一个女性可以自由选择是成为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还是成为与世无争的普通职员；她可以勇敢地展现野心，也可以坦然地承认脆弱；她可以精明算计，也可以偶尔“拎不清”。她不应因任何一项选择而受到道德谴责或被视为“背叛”。

《黑暗荣耀》中的文东恩之所以引发广泛共情，恰恰在于她的“恶”是有明确指向和限度的。她的复仇计划周密冷酷，但她内心始终保有对善良之人的温柔与底线。观众欣赏的，并非是“恶”本身，而是她在极致的不公下，以“恶”为手段，最终追寻正义与自我救赎的复杂人性。

（《黑暗荣耀》海报）

为“恶女”鼓掌，本身并非问题。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鼓掌这一步，而放弃了对背后权力结构与商业逻辑的警惕，那么这场盛宴，终将只是幻影。

“恶女”的流行，是女性意识觉醒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却也是过渡性的阶段。它帮助我们打破了“真善美”的单一牢笼，证明了女性力量的多元与复杂。但它的终点，不应是树立一个新的、名为“强大”的神像。

（网友对“好女人得到名声 坏女人得到一切”的讨论贴）

我们最终追求的，不是从一个牢笼，逃往另一个牢笼。我们追求的，是打碎一切非人性的模板，拥抱一个容得下所有选择的、宽广的世界。在那里，女性，以及所有的人，都能作为一个完整而非完美的个体，自由地呼吸与生长。那时的我们，或许将不再需要“恶女”这枚带着刺的勋章，因为我们本身，就已获得了不被简单定义的自由。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