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习明个案研究的立场与方法——以《鲁磨路》和《街角社会》为例

王习明

（温州大学）

《鲁磨路》的全称是《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吕德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以武汉市鲁磨路为个案，生动展示了城管和小贩在鲁磨路不断攻防、拉扯的戏剧画面，刻画了城管和小贩的复杂群像，以及他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同角色，揭示了中国城市街头秩序生成的机制；《街角社会》的全称是《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美]威廉·富特·怀特著，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1994）以美国波士顿北区的一个意大利贫民区为个案，记录和分析了街头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帮、俱乐部等）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揭示了美国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两部著作成书的时间虽然相隔80多年（其中《街角社会》的首版于1943年），但都是基于长期的实地调研的个案研究，都是从内部视角来研究且有作者在研究现场的角色介绍和研究过程描述——《鲁磨路》主要集中在第一章，《街角社会》主要集中在附录；经验描述都很生动，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理论分析都很自然，读者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且文风直白，可以当成非虚构的文学作品来阅读。这两部著作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以实地调研进行个案研究的学生和学者的比较好的范本。个案研究也包括根据第二手资料（如档案资料、历史资料）对某个事件或区域所做研究，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和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本文所称的个案研究仅限于在现场实地调研，关于现场实地调研的系统分析可以参看贺雪峰的《在野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和《认识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25年）、吕德文的《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东方出版社，2023年），下面仅从立场、方法两个方面以这两部著作为例做简要分析。

一、研究的立场：有机知识分子

研究的立场既指研究者的站位，即研究出发点和目的；又指研究者的民族（国家）立场、阶级立场。

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大多是使命与兴趣的结合。《鲁磨路》的作者经常用“好玩”来概括，“好玩”不仅指有趣而且指有意义。《鲁磨路》的作者是华中乡土派的重要成员。华中乡土派认为，有意义的研究一定是对认识中国、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有贡献的研究，其问题一定来自田野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只有经常到田野进行实地调研，长期浸泡在田野中，才能形成经验质感，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在一个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那里，处处都是田野，处处都有故事（《认识中国》第221-262页）。

《鲁磨路》以“城管”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当时对城管有许多误解。《街角社会》以贫民区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作者“家庭生活非常幸福”“毫无风险”“从来不必去为任何事情奋斗”，想跳出作者“以前一直所在的那个狭小的社会圈子”“去深入了解那些活动和信仰均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并为贫民区的人办点儿好事（第366-368页）、为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作出贡献（第463页）。

研究者的民族（国家）立场、阶级立场涉及意识形态与研究客观性（即科学性）问题。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绝对超越意识形态、完全价值中立，但好的经验研究也可以在经验与理论的来回穿梭中减少意识形态的影响，揭示社会的内在机制。《鲁磨路》用“有机知识分子”概括自己的立场。“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提出的，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葛兰西认为，每个知识分子都是特定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阶级要取得统治地位都必须有知识分子专门从事思想生产（即意识形态建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早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51、552页）。二是知识分子要与大众结合，即要有底层立场。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争取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仅要教育和启蒙大众，而且要积极参加群众运动，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自身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壮大和提高是与群众运动紧密相连的。《鲁磨路》的“有机知识分子”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含义。它认为，有机知识分子并不讳言其秉持的意识形态在田野工作中受到的困扰，并不试图在参与式调查中保持中立，而是融入经验世界中去，以期更好地把握内中机制（第18页）；有机知识分子不能抽象地为特定组织和群体站台，而是要分析特定组织的功能和性质，识别特定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是和哪一个具体的群体相联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形成公共知识（第19页）；底层立场并不天然摒弃国家视角，国家视角和底层立场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第21-22页）。《街角社会》的作者出身于一个地位牢固的美国中上层阶级家庭，其研究得到了哈佛大学研究员学会颁发的研究员基金的资助（第366-369页）。事实上，两部著作都没有超越国家立场和阶级立场，但都为社会科学作出了贡献，揭示某种社会机制，生产了公共知识。《鲁磨路》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将保障和改善民生视为夯实执政基础现实途径）的理念和制度安排，又展现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在保护弱势群体（小贩）生存发展权利（即进城农民实现“城市梦”）与提高城市化现代化水平（如保障道路畅通和提高快行通道的通行速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揭示了“违规”空间在城管、小贩之间互动过程中形成灰色秩序的机制，为研究中国的街头治理提供了范例。《街角社会》既体现了美国注重民主选举和团体活动的理念，详细地描述了帮、俱乐部等团体的组织机制及其与竞选政治的关系，又揭露了竞选政治和种族歧视对贫民区的不利影响，揭示出贫民区不能向上流动的原因不在于贫民区本身没有组织而在于其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建立在竞选民主基础上的政治社会）的结构融为一体，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成为社区组织研究的基础。

总的来说，立场问题的关键是既要有底层立场，同情弱者；又要有社会科学者的求真务实操守，不死守某个具体意识形态话语，敢于在经验研究中挑战和批判既有意识形态的某个具体结论。如《鲁磨路》认为小贩作为一种职业群体在整体上是弱势群体，值得同情，但并不认为每个小贩都是弱势的，每一个抗拒城管的行动都是合乎情理的。

二、方法：参与式观察法、机制分析法

实地调查的个案研究方法，主要涉及三个环节的方法：一是田野工作环节的方法，即实地调查方法。包括如何选取调研对象（即田野现场）、如何确定调研时间、以何身份或角色进场和在场、如何观察、如何访谈、如何座谈、如何参与等；二是理论提炼环节的方法，即从经验中提炼理论（即一般性结论）的方法；三是表述环节的方法，即研究成果的文本呈现方式。

（一）田野工作方法：参与式观察法

选取调研对象即确定调研现场，既要考虑调研现场的大小，又要考虑调研现场的区域或类型，都要遵循可操作性原则。调研现场可大到一国，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也可小到一个自然村，如林耀华的《金翼》、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关键是调研者能深入进去，调研者可从整体上把握现场的社会结构。华中乡土派认为，研究生或旨在培养经验质感的学者田野调查的最佳单位是村庄。考虑调研现场的区域或类型，就是要考虑调研现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即代表性或典型性。《鲁磨路》的调研现场是武汉市的一条连接城市繁华商业区与乡村的街道，武汉市是中国中部人口最多的城市，于2011年掀起“城管”革命，创新了不少柔性执法方式，其中一些事件就发生在这条街道（第17页），具有典型性；位于作者的工作地点附近，方便作者在单位与调研地点来回；《街角社会》的调研现场是美国波士顿北区的一个意大利贫民区，波士顿是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地区的最大城市，这个贫民区在波士顿人口密度最大，具有典型性；作者的学校——哈佛大学就在波士顿，方便作者回大学宿舍洗澡，作者居住的贫民区洗澡不方便。

调研时间可根据调研主题及调研者实际情况灵活决定。如一般的人类学研究都要超过两年时间（因为要学习当地的语言、熟悉风俗人情），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的田野调研时间只有两个月，因为费孝通已有丰富的调研经验，且江村（开弦弓村）是其家乡，不需要学习语言，对其文化和社会结构也相当熟悉。华中乡土派认为，对村庄的调研时间一般在两周左右。《街角社会》的田野工作时间最初计划为3年，后来又申请延长3年（只批了一年），但实际为3.5年，其原因是作者没有实地调研经验，又要学习意大利语。

实地调研进场和在场的身份和角色问题的核心是研究者要取得研究对象的信任、方便全面和深入地获取现场信息，如果在某个现场的调研时间较长，最好是完全融入现场，被研究对象当成自己人（至少是朋友）。《街角社会》认为，研究者也和被研究者一样，是一个社会动物，也要扮演某种角色，也有个性要求（第364页）。怀特曾试图完全融入研究对象（贫民区街角青年）的生活中去，不仅居住在贫民区，成为所居住家庭的家庭成员、街角青年群体领导人的朋友，而且与他们一起打保龄球、喝酒、争论。后来，怀特认识到，“人们并不希望我和他们一模一样；事实上，只要我对他们很友好，感兴趣，他们见我与他们不一样，反而会感到很有意思，很高兴。”（第392页）《鲁磨路》的作者为了获取内部视角，曾在鲁磨路城管中队挂职（任编外协管员）；也曾带领学生在路边摆摊两周。挂职体验或扮演某种角色，固然是内部视角研究的好方法，但并不适合于每个研究者或有些研究主题。现场研究的学术伦理底线是，所有研究者都要尊重研究对象、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其研究应有利于研究对象的生活改善（至少不伤害研究对象）。两部著作的作者在调研过程中和调研之后，都曾帮助过调研对象，并一直将对研究有过重大帮助的研究对象视为朋友。

观察、访谈、座谈、参与等都是参与式观察法的具体方法，都是为了获得田野的灵感和经验质感，如果在一个现场调研10天以上一般都会用到，两部著作都运用了。关于参与式观察法的操作技术，《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第六章有详细介绍。需要注意的是，在田野现场必须全身心投入，全息研究，调动所有感官，注意力高度集中；既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现场各个要素之间的结构性特征，又要特别关注经验的意外；如果在村庄中调研，最好吃住在农户家，以便全方位观察和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发现经验的意外；个别访谈和少数人座谈都不要预设具体的问题，只提出半结构的话题，不刻意搜集资料和统计数据，鼓励调研对象围绕话题自由发言。

（二）从经验中提炼理论的方法：在经验与理论中来回穿梭

从经验中提炼理论，又称为走出个案，就是从具体的、特殊的个案得出有助于理解社会的一般性结论，能解释类似的个案。《街角社会》认为，“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一致性，这些一致性可以在其他个案中，从实验中和（或）数量上进一步得到检验。此外，个案研究还可以得出一些见解，导致作者或其他人在理论上取得进展。”（第405页）从经验中提炼理论，就是在田野内部提问题、在现象之间找关联、在关联中发现逻辑，切忌用理论套经验、用理论对话代替经验分析；要对已经感知的经验特别是经验意外或经验悖论加以整合、分解，在经验与理论（实为从经验中总结或推理出的机制，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或熟知的常识）中来回穿梭，从丰富复杂的经验现象中提取要素，建立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约束条件，提出有助于理解类似个案的结论。从经验中提炼理论，要在调研的过程中开始，即在经验的现场开始。如果在集体调研，每天晚上的总结讨论就是提炼理论；如果单独调研，每天应有一个思考总结的时间，以便寻找经验现象之间的关联及其逻辑。在离开现场写作调研报告或个案研究论文时，进行理论提炼也要还原现场，在现场的具体场景中进行思考。在经验与理论中来回穿梭，就是将田野现场有条理地描述和再现、大胆地想象（含逻辑推理）和假设、从各个角度对经验进行归纳或演绎、对假设和想象的理论进行验证等融合在一起，并不断重复、不断推进。

（三）研究成果的文本呈现方式：内含因果机制的叙事法

个案成果的文本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其结构既可以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叙述，如林耀华的《金翼》；又可以按构成个案场景的社会要素分别描述，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但不论哪种结构，都要将个案的社会场景特别是能体现重要要素关系的社会结构完整地展现出来，其描述和叙事要内含因果机制。《鲁磨路》以叙事法呈现——依事件序列铺展故事情节，但这一事件却是建立在特定的结构和制度基础上，通过机制分析来实现，内含因果机制的社会过程（第26页）；全书共十章，大体分为场景描述（第一二章）、人物（小贩、城管）刻画（第三四五章）、治理机制展示（第六至十章）三大部分，每章都有事件——小贩与城管在街头互动的过程，都揭示街头秩序生成的机制；每章都有能展现街道布局和小贩与城管关系的示意图。《街角社会》分为三编：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结论，每编都是从人物活动揭示群体内部成员关系（组织结构）及其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两部著作都没有专章或专节的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即使在提炼理论过程中也没有大段的理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