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刘高锋：犯意联络是认定共同犯罪的核心

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刘高锋：犯意联络是认定共同犯罪的核心

共同犯罪故意有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是事前达成一致意见，这个就不用推定，而是直接认定，有意思联络。但问题的难点在于，事前没有意思联络，如何认定呢？

第二就是事中意思联络，这种也算。但请注意，犯罪意思联络在事中完成，此前的行为是单独犯罪，此后才能按照共同犯罪处理。

这些都属于犯罪意思联络能够直接证明的情况。

复杂的情况是，如何证明犯罪意思联络存在和完成呢？

证据，当然是证据。

第一类是言词证据。就是各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这些证据往往是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事实。

但是，言词证据往往具有不稳定性和主观性强的特点，尤其是存在利害关系的言词证据，采用时应当慎重。

第二类是客观证据。这些证据有的是直接证据，比如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直接证明事实。有些属于间接证据，比如行为人确实参与了某些犯罪活动的证据，但该类证据不属于意思联络的直接证据。为此，就需要根据这些证据对被告人的主观意识和共同联络意思进行推定。

请注意，此时的主观故意包括被告人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这是单独犯罪的问题。但同时又需要证明存在意思联络。

意思联络为什么重要？因为没有意思联络就不可能构成犯罪，共同犯罪本身是一系列行为的集合体。这些行为应当是在一个共同目标的指挥下完成的，否则就是各自为战，即便最后凑成了犯罪，也不属于共同犯罪。

道理很简单，但证明非常难。

意思联络不仅仅是通报一声，而是对于整个犯罪内容的知悉程度达到了犯罪构成要件的标准。比如，在骗取出口退税案件中，仅仅提供相应单据（包括外贸订单等）的行为，对于他人使用单据采取何种行为不清楚的，就没有达到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标准。

即便客观上确实存在帮助行为，但意思联络不存在，或者意思联络的内容没有达到该罪犯罪构成要件的，就不能按照共同犯罪处理。

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要求明确知道的内容包括“买单配票”“低值高报”等骗税方式。如果意思联络没有达到此种标准，笔者的意见是应当慎重处理，不按照犯罪论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避免客观归罪。

当然，如果认定提供外贸单据等行为存在不合理情况，其情节应当属于“但书”的情况，不按照犯罪处理最妥当。如果确实需要处理的，依据行政法相关规定处理即可。

共同犯罪中，包括共同的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但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根据规定认定，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而且应当着重审查犯罪意思联络的存在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