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投资要有效，消费无条件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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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CFIC导读

◆李迅雷表示当前关注宏观政策的眼光不能短期化，应把国家发改委、各部委下半年陆续出台的各类政策加总考虑，四季度仍可能推出增量措施，但政策见效需时间累积。

原标题：专访李迅雷：投资要有效，消费无条件优先

10月20—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具体来看，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

结合最新消费数据，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5877亿元，增长4.5%。其中，商品零售额增长4.6%，餐饮收入增长3.3%。9月份，社消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0%，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3%，餐饮收入增长0.9%。

如何看待内需新引擎，怎样形成提振消费、有效投资的良性循环？当前市场的最新动向是什么，如何看待四季度的增量政策？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围绕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在他看来，大力提振消费是下一阶段宏观政策最核心任务，发展服务业可大规模吸纳就业。当前关注宏观政策的眼光不能短期化，应把国家发改委、各部委下半年陆续出台的各类政策加总考虑，四季度仍可能推出增量措施，但政策见效需时间累积。

消费无条件优先

记者：全会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你如何判断中国提振消费所处的关键时期，其时间窗口期有多紧迫？

李迅雷：前三季度，我国服务消费增长快于商品消费，但9月份餐饮收入增速为0.9%、网约车订单下滑，说明国内大循环还不畅，CPI、PPI尚未转正，核心症结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要把内需堵点打通，就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需要比较大的提振消费力度才能够实现，用新需求带动新供给，用新供给再创造新需求。

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消费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未来要把钱真正投到人、投到服务场景，让服务消费占比继续提高，才有足够动能把国内大循环转起来。

记者：如何看待大力提振消费和扩大有效投资的关系？

李迅雷：四中全会把“大力提振消费”写进公报，却没有“大力提振投资”的提法，差别就在“有效”二字：投资必须有效，消费则无条件优先。

现在提消除“内卷”，就是要解决全国统一大市场里卡点堵点的外显问题，使价格实现合理回升。这些具体要求的背后，其实反映出目前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要把卡点拆掉、让货和人顺畅流动，消费和投资也才算真正循环起来。

何为有效投资？例如，当前AI算力要跑起来，背后必须是持续扩大的电力供给，新基建一大核心是保障电力，算力中心、新型电力系统这些投资未来会持续增加。

同时，公路、铁路等传统基建前三季度投资明显下滑，就要顺势把规模、增速降下来。四中全会强调的“有效投资”，就是把有限资金从传统基建转到电力、算力等新基建，支持高科技突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新基建要看市场真实需求

记者：你曾以日本为例，指出基建投资需警惕边际效用递减和人口流向的趋势。结合中国实际，你认为在新基建中，如何确保资源优先配置于能真正提升经济密度、促进要素畅通循环的关键节点？

李迅雷：网络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它流动的速度要更加快捷。我们现在进入AI时代，算力需求就非常大，基础设施也要根据每个地区的资源禀赋来实现，和人流、物流相匹配。

例如，西部有绿电就让它多做计算，东部有需求就远程调用，这就是东数西算。用能源禀赋决定算力布局，用网络速度替代长途物流，节点自然往经济密度高的地方集中。

项目筛选如何匹配？一是看市场真实需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二是明确债务红线，看建设新基建有没有现金流，有效市场出价、有为政府划线，统筹资源的优先流向，让新基建项目的通道和节点进一步顺畅。

记者：今年四季度落地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固定投资拉动、整体经济影响会是怎样的？和2022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相比，有什么不同？

李迅雷：这5000亿元政策性工具，也就是政策性开发银行发行的这种金融债，可以看成财政的增量政策，是一个广义财政，在财政一般预算之外再补充一笔资金。

政策性开发银行发债筹来的这5000亿，主要投向新基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用来托底，不至于让投资增速继续下滑。与2022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不同，这次几乎没有传统基建份额，项目清单里就是数字经济、绿色低碳、重大科技安全这一类，重点投向硬科技节点。

兜牢民生底线，大力发展服务业

记者：全会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公共消费支出如何才能有效撬动私人消费？如何有效地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李迅雷：二十届四中全会十分注重民生。我的理解是，“十五五”期间，中国还处在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有研究团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从2022年至2031年十年间，中国将迎来“退休潮”，每年有2000万人退休。据我们测算，财政补养老金缺口占比已从2015年的4%提升到2024年的9%，“十五五”期间可能会自然抬到12%左右。

这笔财政支出是刚性的、直达民生的公共消费。未来，要把养老、育幼、生育补贴这些底线兜牢，居民才敢把当期收入转去消费。因此，公共消费的规模只会刚性扩张，方向就是补社保、补育儿、补基本公共服务。

在提升居民收入方面，全会公报给了一些原则，还没有列出具体举措。目前看，发展高科技、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

例如，今年增强了税收征管的力度，把该依法缴纳的税收征缴上来，是一种缩小差距的共同富裕。更大力度的包括，提供低保、育幼、生育补贴，逐步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把居民和职工的养老缺口补平，社保扩面，让民营企业也全员参保，提高社会的最低保障度。

记者：全会还提出，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当前，实现高质量就业，发挥“人才红利”的关键突破口是什么？

李迅雷：随着传统产业越来越智能化、数字化，很多企业都变成了无人工厂，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压力。我的建议就是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包括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为吸纳就业提供非常好的空间。

一些可以放开的领域，可以逐步去放松管控，例如游艇经济、低空经济、外资体检、高端康养，像游艇经济比低空经济的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在国外也是成熟业态。

目前我国尚未征收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等国际普遍的三大基本税种。如果现在不能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不如让他们先在国内消费。在国内放开高端医疗、游艇这些供给，让高收入人群把钱留在国内花，既能满足其消费需求，又能把配套的就业和税收一起留在国内。

记者：如何看待四季度的增量政策预期？

李迅雷：如果PPI、CPI这两项关键指标转正，意味着我们的需求会上升，企业盈利也能增长，市场就步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央行继续降息是关键，宏观政策力度可以更大一些。四中全会提出，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市场对四季度增量政策关注不能短期化，国家发改委等国家部委那些看似非标配的政策正在累积，也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力量，慢变量也要算进去。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柳宁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