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陈毅回老家，得知表弟被关押，陈拍案而起大怒：你们真是可笑

1959年11月15日清晨，川中的雾还没散，陈毅的汽车从成都南门驶出。前一晚他在省里开完座谈会，刚听到“乐至试验田亩产过千斤”的通报，心里隐隐生出疑问。车轮碾过潮湿的石板，他决定顺道回趟老家，看看那片记忆里的丘陵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道路两旁，新修的宣传牌子写着“放卫星”“亩万斤”。陈毅盯了几秒，忽而抬手敲了敲前挡风玻璃：“司机同志，别急，到了县城先去合作社，不进招待所。”一句轻描淡写，却让随员意识到他要亲自勘查。

车进乐至，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地方干部将大红花往他胸口塞，陈毅笑着推辞，只留下最小的一朵插在孩子手中。短促的寒暄后，他突然提议去看“卫星坡”。众人面面相觑，只好领路。

山坡新修梯田，泥土发灰，稀稀落落几株麦苗。陪同人员滔滔不绝：“这里单产一千二百六十斤！”陈毅俯下身抓起一把土，松得几乎散成粉末。他把泥捻在指尖，轻轻一吹，全飘了。“这土层不及三寸。”他随口算了一笔账：“五亩只顾一亩高产，四亩撂荒，合着总产并没提高。”声音不高，却压得在场的人心里直发凉。

下坡途中，有意思的是，一个乡亲扛着锄头追上来塞了一只红薯。“陈老总，尝尝新收的！”陈毅接过，半截红薯还带泥，他咬了一口：“甜是甜，可惜产量堆出来的。”那名干部张口欲言，被他挥手制止。

午饭安排在县招待所。桌上四荤四素，外加一瓶“剑南春”。陈毅放下筷子问：“公社社员中午吃什么？”一句话，把所有人噎住。最后有人答：“高粱糊糊。”陈毅不再动筷，将菜推至门口站岗的警卫：“端去食堂，给炊事班加餐。”场面尴尬得针落可闻。

饭后拜亲访友，他发觉表弟唐联升迟迟未现身。堂兄支支吾吾：“出门做买卖。”陈毅察觉不对，当夜唤来弟弟陈季让，在老宅灶房问个究竟。火光映红墙壁，季让低声说：“联升被扣在公社牛棚，说他‘地主富农’，怕给您抹黑。”

“荒唐！”陈毅握着火钳猛地一顿，炭火飞溅。片刻后，他恢复平静，却命令警卫连夜去公社。

凌晨一点，牛棚的门被推开，一股潮湿霉味扑面而来。唐联升缩在稻草间，衣衫褴褛。陈毅弯腰轻唤：“联升，认得哥吗？”唐听声抬头，瞪大眼，像孩子一样哽咽：“说您当大官，不敢见。”

陈毅扶他起身，对守夜干事只吐出一句：“放人。”对方支吾：“可、可还有条子……”陈毅抬手拍桌：“条子？连调查都没做就给人扣帽子，你们真是可笑！”干事再不敢言，匆匆开锁。

第二天，陈毅将唐联升安顿在县医院，又找到县委开碰头会。会上，他连提三条：一、立即纠正随意划“地主”问题；二、停止层层加码的高产指标，恢复分级包干；三、取消为干部专设的“膳食灶”。发言平静，却句句打在痛处。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要求撤掉刚落成的“将军桥”匾额，改称“劳动桥”。老石匠王胜藩自告奋勇，拿凿子当场把“将军”两字铲平，众目睽睽，无人再提异议。

停留七天，陈毅跑遍三个生产大队、两所学校、一家丝厂。临走，他只收下乡亲塞进车里的两包辣椒面和十几根桑树苗，叮嘱县里：“蚕桑产业比放‘卫星’靠谱，照顾好技术员，不行就找上海请老师傅。”

列车启动前，他把意见写成八百字简报，发往省委和国务院农业委员会。尾页批注：“实事求是四个字若守不住，什么卫星都会掉下来。”旁边圈了一句话：“群众是最灵的晴雨表。”

1960年春，乐至来信：桑树成活率九成，坡地亩产由百斤升至三百五十斤；被错划的唐联升已回家种田，每逢集市仍替左邻右舍写账簿。信末署名“劳动桥旁全体社员”。

那封信一直挂在陈毅办公室门口。有客来访，总有人指着信封上的红泥章嘀咕：“这事，才叫经得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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