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平｜诗话禾城之一：苏轼的“赠马券帖”石碑

诗话禾城之一：苏轼的“赠马券帖”石碑

嘉兴市文史馆 嘉兴教育学院 徐志平

在南湖烟雨楼岛上，保留着苏轼“赠马券”的碑帖。说起这几块碑帖，有着动人的故事，它不仅见证着北宋大文豪苏轼与嘉兴的历史渊源，也反映出苏轼重友谊、助贫困、好诙谐的豪放旷达品性。

苏轼《赠李方叔马券文》全文如下：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赐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复沾此赐。东南例乘肩舆，得一马足矣。而李方叔未有马，故以赠之。又恐方叔别获嘉马，不免卖此，故出公据。四年四月十五日轼书。

李方叔，即苏轼的学生李廌（zhì），字方叔，6岁而孤，能发奋自学，受到苏轼赏识，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中年应举落第，绝意仕进，其个性与苏轼相似，故苏轼与他十分投契，诗文间互相唱和不客套，随意亲和。“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元祐元年是公元1086年，宋哲宗初登基，年纪还小，由太后及太皇太后掌权。哲宗父亲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苏轼因与变法派有不同看法，曾离开朝廷外放，后又经历“乌台诗案”，历尽坎坷。宋神宗死后，太皇太后反对变法，任用旧党司马光，苏轼也因此而得到重用，回到朝廷，入翰林院，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所以有赐马之恩遇。

文中先交待自己初登朝堂，得到皇帝的赏识宠幸，被赐一匹良马。“玉堂”，唐宋后称翰林院为玉堂。“玉鼻骍（xīng）”，鼻子边白色、身上是红色的马。苏轼得到重用，与司马光等旧党又发生矛盾。苏轼并未完全反对变法，他主张缓行“渐进”，反对王安石的急进；而对司马光的全部废弃新法，也表示反对，所以又离开了朝廷，到杭州任太守，这是元祐四年（1089）的事。奉命到杭州为太守，又将得到一匹马。因为南方少骑马，多用肩抬的轿子（肩舆），所以这匹马派不了用场，而李廌未有马，因此苏轼决定把此马送给他。但又担心李廌得到更好的马后，要卖掉此马，所以郑重其事地写下一券（契据、凭证）。这当然带有玩笑的成分。因此引起当时文人的兴趣，纷纷写诗文以记其事。

首先是苏轼的弟弟苏辙写下一诗：

小床卧客笑元龙，弹铗无舆下舍中。

五马不辞分后乘，轻裘初许弊诸公。

随人射虎气终在，徒步白头心颇同。

遥想据鞍横槊处，新诗一一建安风。

诗的首联用典故赞扬李廌虽贫穷却有大志才略。三国时陈登（字元龙）深沉有大志，不屑屑于个人私利，从而受到许汜、刘备赞扬；《战国策》中策士冯谖投靠孟尝君恃才而“三弹其铗”。典故中隐含为苏轼、李廌壮志难酬、仕途不遇而鸣不平之意。颔联则是写苏轼送马，赞扬苏轼爱惜处于下层的人才、扶贫济困的侠义精神。“五马”，太守所骑的标志，代指苏轼（任杭州太守）。“轻裘”句用白居易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的典，白居易新制了一件裘衣，由此他想到贫士：“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颈联赞扬苏轼与其弟子虽身处下层却气概不凡，心心相通。“随人射虎”，用西汉李广善射之典，指李廌跟随苏轼学诗文。“徒步”，写李廌因贫穷而缺少坐骑，只能徒步。但他们之间心心相印，伴随终生。“苏门六君子”，是苏轼的得意门生，他们也因苏轼的政见不同受压而受到影响，其他的弟子如黄庭坚、秦观等也仕途坎坷。尾联以当年曹操与“建安七子”的关系赞扬苏轼与弟子开创了宋代新的文风诗风。“横槊赋诗”，指曹操于戎马倥偬间吟诗作文。苏轼《前赤壁赋》中描写曹操：“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的诗文形成“建安风骨”，为后世所称颂，而曹操也自然成为“建安诗歌”的首领。苏轼是北宋中后期文坛领袖，诗中以此赞颂苏轼和苏门弟子在文学诗歌史上的地位。

苏轼的另一弟子黄庭坚也写了一篇小文记载此事，并赠予李廌，此文成为书法珍品而留传至今。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江西修水人，其学问文章受知于苏轼，其诗与苏轼并称“苏黄”。作为北宋书法大家，黄庭坚擅行、草书，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据报道，黄庭坚手笔的《书苏东坡马券贴后赠李方叔真迹卷》，有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等宫廷内府收藏印，引首有张大千作水墨仙并赞辞，并有汪迟云、梁启超、罗振玉、汪大燮、陈衡恪、徐乃昌、黄宾虹、王国维、郑孝胥、王己千等名家的题跋及印鉴。它为纽约的一位旅居海外四十多年的老华侨所珍藏，前几年在拍卖会上引起轰动。

这以后，历代文人如明代“前七子”首领王世贞，清代乾隆年间学者青浦王昶，嘉兴的张庭济、沈曾植及曾任嘉兴知府的许瑶光等都有关于马券石的诗文留下。

那么这块石碑为什么为在嘉兴留下？说起来更是话长。据吴藕汀先生《烟雨楼史话》中介绍，具体来历已经很难考证。据记载，这四块碑石在明代正德年间放置在嘉兴灵光坊陆宣公（中唐宰相陆贽）祠堂，嘉靖年间祠堂迁址改建于报忠坊，又移到这里。清初清兵攻打嘉兴，祠堂被毁，四块碑帖也散失。后陆宣公后人访得，重新放置在新建的祠堂。后又失散不知去向。直到乾隆年间，才又被陆续发现，且还发现黄庭坚的碑刻，就置放于嘉兴县学的流虹亭中。咸丰末年太平军占领嘉兴，流虹亭被毁，碑石又遭失散。同治三年（1864），许瑶光来到嘉兴任知府，百废待举，寻找这四块碑石，虽找到，已遭破坏，经修复，放置在重建的流虹亭中。1931年，流虹亭年久倒塌，又失去一块，遗存的三块放置在原嘉兴图书馆。1946年，又找到失散的一块，四石遂放置烟雨楼。文革中，被作为四旧而推入南湖中。1980年，打捞上来，只有三块，即今天见到的。此石碑真是历尽劫难，能保存至今，实乃奇事。更何况现苏轼集中不见此短文，能补充苏轼佚散著作，弥足珍贵。马券文碑石在苏轼家乡四川眉山也有，为什么在嘉兴也有，已经很难考证。不过，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杭州太守时，几次来过嘉兴，在南湖留下“煮茶亭”，到过三塔茶禅寺，更给后世留下名声的是到大运河边的本觉寺，留下“三过”之诗。嘉兴运河边的“三过堂”也有许多碑刻，将苏轼和文长老的“三过”诗刻碑留念，为嘉兴运河留下千古佳话。“三过”诗反映出苏轼不屈服任何强权势力、坚持独立自由的人品及用佛道思想诠释人生世事、俯视功名富贵的透彻通达的处世态度，而马券书又反映出苏轼仁慈宽厚、风趣幽默、调侃人生的乐观生活态度，这为历代文人贯注了精神力量，增添了人生勇气，也赢得了历代嘉兴士人的敬仰和韵羡。而中唐贤相陆贽也是嘉兴历代文人仰慕的对象，所以，在陆贽祠堂中刻下苏轼的碑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苏轼与嘉兴的历史文化现象，也为嘉兴与南湖增添了文化历史的内涵。

张廷济在为马券碑石题诗中有“此券此碑八百载，真友真情长不坏”之句，八百多年来，它始终昭示着人间的真情至情。许瑶光在诗中则从碑文显示苏轼重友谊、助贫困的品性及保存古代文化遗迹、传承古代文化的角度来阐述其重要的意义。嘉兴幸运地得到了刻写两位文豪真迹的石碑，经过战火浩劫，重见天日，并镇守在南湖边，为南湖添辉增色，使后人从石碑中感受宋代文豪的高风亮节，这是值得嘉兴百姓庆贺的。

（黄庭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