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要是把人类文明比作一场接力赛,中东文明大概算是起跑很早的那一个,他们早在九世纪就动手把古希腊、波斯、印度的学问一一翻译过来,该有的书、该懂的数、该试的法,差不多都收齐了,可这些玩意儿到了他们手里,就像进了屋就没人再碰,没见谁拿去接着做,没见谁拿去改一改,也没见谁拿去试出点新名堂,时间一长,火苗慢慢就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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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的故事或许能给出一点答案,这位被后人叫作“古典哥白尼”的天文学家,其实更像一个在占星和天文之间来回摇摆的人,他的《占星四书》里满是狮子座天生有王者气运这类说法,而《天文学大成》却全是精确的计算和数据,这种分裂不是偶然,古代社会里,光研究星空没法种地,也没法打仗,占星能说准吉凶,天文只能讲星星在哪,选哪个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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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学者像被绑住手脚的人跳舞,每做一次研究都得先想着怎么用得上,盖伦解剖人体,一边要治病人,一边得用体液说道理,天文学家算星星的位置,一边要推算轨道,一边还得给占卜结果,理论从来不是为了明白道理,只是为了应付眼前的事,所以知识一直停在实用那层,没法往上堆出一套完整的科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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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世纪的转折点,或许就藏在那些看起来荒唐的经院哲学里,巴黎大学的修士们争论天使能不能站在针尖上跳舞,他们其实是在练习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不靠实用,只靠逻辑一步步推下去,这种练习慢慢积累,到伽利略那会儿终于炸开了,像一根压得太久的弹簧突然弹开,反过来看中东的学者,他们手里的知识比谁都多,可总想着知识得马上派上用场,像背着金矿赶路的人,不敢歇一口气。
如今回头看这段历史,最讽刺的不是谁赢了科学革命,而是我们曾经笑过那个“没用”的问题,托勒密在星图上标黄道宫位时,根本没想到,那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天文计算,几百年后在欧洲,竟成了改变世界的那根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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