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个德国姑娘进入生命之泉，感受了深深的羞耻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0年春天，德国南部的山里还透着寒意。

巴伐利亚州一个驻军医院的走廊尽头，传出一阵婴儿的啼哭。

阳光透过白色窗帘照进病房，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一个女孩坐在床边，脸色苍白，脖颈处挂着一枚铁十字勋章。

她没有哭，连眼泪都没有。

只是低头看着那块勋章，好像在看一块从身体里长出来的伤疤。

她叫英格丽。

这不是故事的开始。

也不是结尾。

但很多事情，就是从她没能“完成任务”开始被记住的。

说起来有点令人唏嘘。

那时候的德国，已经不是十年前那个经济崩溃、街头混乱的国家。

希特勒上台后，国家机器开足马力，各种“帝国计划”接连推行，工厂运转，军队扩张，宣传机器日夜轰鸣。

可就在这钢铁与火药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隐秘的计划，也在悄悄进行。

官方称它叫“生命之泉”。

表面上看是福利机构，提供孕期照护和儿童抚养。

可再往深看，才知道它是纳粹种族政策的延伸部分。

由党卫队直接管理，主导人就是希姆莱。

他们要做的，是人工干预人口繁衍，筛选“优质雅利安人”，制造下一代“纯种日耳曼人”。

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其实全都是真的。

英格丽当时只有16岁，是个从小在巴伐利亚长大的姑娘，家世清白，外貌“标准”：金发碧眼，身材匀称，没什么家族病史。

她在部队里做通讯兵，平时负责收发电报。

安安静静的，基本不惹事。

后来，她的上级注意到她，递交了一份推荐信，说她“具备繁衍帝国未来的最佳条件”。

没多久，她就接到了通知，说要“参加一项荣誉任务”。

那会儿没人敢问太多。

她被送到一个“特别场所”，说是疗养院，其实外面有岗哨，进门要出示证件，楼道里全是穿白大褂的医生，还有穿制服的军官。

第一天，她被带到浴室做了全身清洁消毒，换上医院发的白色长袍。

然后进了一间布置得像旅馆客房的病房，里面有床、有柜子、有窗帘，但窗户打不开，门从外面锁着。

她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是听说，这里是为帝国“孕育新生命”的地方。

她被告知，只需要“配合工作”，不需要做任何其他事。

“你只需要躺着，”一个女医生说，“其他的交给我们。”

她以为是抽血检查，或者做身体评估。

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门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一名年轻军官进了房间，脱下外套挂在门边的铁钩上，没有说话。

女医生站在门口看了下表，点头。

“开始。”

就是那一刻，英格丽终于明白了自己“被选中”的意义。

那段日子，她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男人。

有的是军官，有的是党卫队成员。

他们都接受过“优生政策”的筛查，身高、体型、血统、政治背景，层层审核，像选配种种公一样。

有人冷漠得像石头，有人会在结束后给她塞块糖，说“这是你应得的奖励”。

有个年纪稍轻的少尉，完事后坐在床边突然哭了，说他妹妹前一年也被送进了另一个“特殊机构”，后来就再也没回来。

“对不起。”他说，“我不该来。”

英格丽没有说话。

她只是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痕发呆。

那三个月，她的编号是“097”。

每天早上医生会在走廊里念号，谁的号被叫到，就得准备“工作”。

她从一开始的紧张，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的崩溃，整个过程没有人关心。

有一次，她在房间里偷偷写了几行字，想夹在枕头底下带走。

但护士发现了，撕得粉碎。

“这是帝国的场所，不是你们表达感情的地方。”

她从来没有怀孕。

医生最后说她“体质偏冷，可能不适合繁殖”。

这句话本来应该是个医学判断，但在那个场合，却像个宣判。

她不再是被选中的人了，而是“失败者”。

她被送回原部队，临走时收到一枚铁十字勋章。

上面刻着她的名字和编号。

她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仿佛一夜之间老了三岁。

那枚勋章在锁骨上垂着，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回到部队后，她再没提过“生命之泉”的事。

大家只知道她“完成了重要任务”，没人问她细节。

她也不说。

只是每次路过医院，总是下意识低头。

战争结束后，“生命之泉”的档案被联军接管。

这些机构在德国和挪威一共建了19家。

德国本土10家，挪威9家。

据统计，仅在挪威，就有超过1.2万名女性和德军士兵生下孩子。

在德国本土，这一数字大约是8000名婴儿。

这些孩子被称为“希特勒的孩子”，母亲们大多在战后遭到社会排斥。

英格丽没有留下孩子。

但她也没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她的身上，仿佛一直贴着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标签。

她换了几次工作，都待不久。

晚年时，她搬到一个偏远小镇，几乎不跟人来往。

直到快80岁那年，有媒体找到她，想采访“生命之泉”的亲历者。

她犹豫了很久，终于开口了。

“那不是荣耀，是一场羞辱。

不是生育，是被利用。

那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自由的人。”

她说这话时，手里还是攥着那枚铁十字勋章。

几十年过去了，铁已经氧化，边缘起了锈。

可她还是把它留着。

可能是因为，那段经历太难抹去。

后来她去世时，邻居整理遗物，在她床头柜里发现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装着那枚勋章，还有一张纸，上面写了八个字：

“不是我不想，是我不能。”

参考资料：

Gisela Heidenreich，《Das endlose Jahr：Die langsame Entdeckung der eigenen Biografie》，Rowohlt Verlag，2007年。

Georg Lilienthal，《Der Lebensborn e.V.》，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7年。

BBC纪录片《The Lebensborn Program》，2002年。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Lebensborn”，https：//encyclopedia.ushmm.org/

Spiegel International，”Germany’s Forgotten Children of the Lebensborn”，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