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团长被日军追击，向老农求救，老农却一脚将他踹入水田中

1940年盛夏，大别山脚一声枪响划破午后闷热，张体学猛地收起望远镜，带着警卫员钻进松林。林外的稻田泛着水光，几名日军踏着泥浪紧追。跑出林子，他只看见田埂上孤零零站着一位老汉。顾不上多想，他低声急喊：“大叔，快帮个忙，我是新四军！”

老汉瞥了他一眼，没等话音落地，猛地抬腿，把这位浑身汗泥的新四军团长狠狠踹进水田。冰凉的稀泥瞬间淹到胸口，张体学愣住。紧接着，老汉举着草鞋扯嗓子骂：“逆子，又赌输田地？跪下！”话音粗野，乍听像真恨。几步外的日军小队长挥刀赶来，翻译官皱着鼻子瞄了趴在泥里的张体学，嫌恶地摆手：“脏得要命，滚一边去！”嘻笑声远去，脚步渐散，老汉才把他拽起，低语一句：“往东，过那片竹林，有自己人。”一句普通乡音救下一条命。

这场“踹人戏”看似即兴，实际上和张体学长期经营的群众基础分不开。时间拨回1915年冬，河南新县八里畈檀树湾传来婴儿啼哭，家贫如洗的张家把大儿子取名“体学”，盼其勤学自立。可穷孩子没多少读书机会，他十岁就挑起扁担沿街卖柴，用最瘦的肩膀扛全家的日子。

1931年，红色风暴吹进大别山，16岁的张体学站在儿童团第一排，高声喊口号。没几个月，地方武装急需带头人，他被推为分队长。带着几十个半大孩子，在十几里山道设岗放哨，看似儿戏，却给潢光战役的红二十五军送去关键情报。战后，他被推荐入团，旋即转为党员。17岁穿上红军灰布军装，从此把命交给革命。

红二十五军1933年突围鄂豫边时遭白匪截击，军部被包围，军长徐海东把一包公款塞进张体学怀里。夜色中搏杀血腥，到天亮清点，张体学失踪。第四天薄雾散尽，他背着那包钱追上队伍，连散碎银元都没少。徐海东拍拍他的肩一句：“小张，咱打仗不能丢人品。”这句话，他记了大半生。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四军重建鄂东根据地，鬼子扫荡凶猛。群众怕惹祸，对陌生军装能躲多远躲多远。张体学带着几十号人扎进村庄，帮老乡挑水、割麦、补房檐；看见老人就先唤“大爷”“大娘”。花了三个月，才让乡亲们明白这群人是来打鬼子的。队伍里流传一句顺口溜：“不怕只有枪怕没乡亲帮。”这句土话，远比作战条令好使。

到了1939年底，这支队伍扩编为独立团。山地游击靠速度也靠耳目，张体学给每个排都留“联络户”，送柴送水只是一面，更多是互通消息。军中有规定：不给乡亲添麻烦，多拿一个鸡蛋都得登记。有人私下抱怨过于较真，他回一句：“老百姓的信任用完就没子弹可上膛。”言辞不激，却戳破游击队生死要害。

也正因为这层信任，才有了稻田里那一脚。事后有人问他：“当时真不怕那老汉转身告密？”他笑着摇头：“自己人看眼神就明白。”这并非盲目乐观，而是一种考验多年磨下的群众感情——用脚踹也好，用棍打也好，只要能救命，就是最好的掩护。

抗战胜利，新中国诞生，他由军转政，担任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身份变了，行事没多大差别：开会不耽搁农时，下乡不挑日子。1954年丹江口水利工程动工，施工初期民工住草棚、喝河水，夜里冻得咳嗽不断。他半夜摸黑进工棚，掀被窝摸温度，一声不响记下给养缺口。第二天工程指挥部收到“追踪清单”，从棉被到火炉，逐项标注时间。有人笑他“不像省长像后勤主任”，他摆手：“打江山靠老百姓，建设家园还是这理。”

五宜公路的故事在恩施传了很多年。山民守着莽莽大山，走出县城得三天。张体学实地踏查，一个半月穿烂三双布鞋，回来拉着交通厅连夜画线。公路通了，老汉挑着腊肉糍粑看汽车飞驰，直说“铁疙瘩会跑，稀奇”。对外人是风景，对他却是责任兑现。

“文革”风暴卷来，湖北官场人心惶惶。1966年冬，造反派押着他批斗，逼他宣布省委书记王任重“反革命”。他回应四个字：“无此依据。”一句话，鞭子落下。旁人替他叫屈，他淡淡说道：“嗓子哑了还能好，诬陷同事可翻不了案。”不久他被软禁，周恩来得知后电令护送至京，“务必保证安全”。

1969年，他身陷半闲状态，却仍暗自策划水利开发。那年三月，他带着极少数同事奔宜昌，站在急滩口抛出“葛州坝”设想。有人替他捏汗：批准希望渺茫，万一再惹麻烦怎么办？他只抖了抖泥土：“长江不等人。”年底中央拍板，工程鸣炮，湖北水能布局自此翻页。

1973年8月深夜，他病危。身旁旧部记得他最后一句话：“账本别乱，民工补助一定清。”不是豪言壮语，却像他一生的注脚：把钱、把命都花在该花的地方。遗体沿江东去，码头、路口站满青灰衣裳的农人，他们没有呼口号，只默默摘帽鞠躬。那一幕，比任何悼辞都沉。

有人总结他最闪光的瞬间，是水田里那一脚。其实，那脚背后是几十年与百姓同吃同住换来的信任；而支撑他一辈子的，是早年徐海东的那句“打仗不能丢人品”。在枪林弹雨中保住人品，在权力旋涡里守住底线，已属不易。他却把这两件事合二为一，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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