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96福报”到“空心病”：席卷中国的精神危机, 耗竭年轻一代

电影《灵偶契约》（2016）剧照

你是否常睡够仍觉疲惫？是否拼尽全力却满心空落？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道破了这背后的时代困局 —— 我们从“被禁止”的规训社会，坠入“要更好”的功绩牢笼，困在自我鞭笞的循环里。看似积极自主的我们，正在丧失更多自由。

者：立正妈妈，蓝橡树专栏作者。国家人社部高级儿童情商指导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 儿童阅读推广人。

清晨，城市的地铁里挤满了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每个人都像是被无形的力量驱赶着，奔赴各自的战场。
办公室内，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交织成一曲忙碌的乐章，职场人每日只能顶着黑圈圈，灌着咖啡，埋头苦干。
学校里，漫天飞舞的试卷、堆积如山的书籍，以及课桌上俯首埋头苦耕的学子，为了考试排行榜的名次，拼尽全力。
夜晚，灯火辉煌的城市里，加班的人们仍在为了项目的完成而拼搏，刚下晚自习的学子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还得继续在作业堆里埋头苦干，奋战到凌晨。
“分秒必争”，是这个时代对成功的定义。
快节奏与高压如影随形，每个人都在这场永不停歇的竞赛中拼了命地奔跑，生怕被时代的列车抛下。

这个自我编织的功绩牢笼，最可怕之处在于它的“甜蜜”——我们心甘情愿，甚至引以为傲。
自我剥削，是功绩社会的甜蜜陷阱这是一副奇特又矛盾的时代图景——人们不再是鞭子下的奴隶，却成为了自我鞭策的囚徒。
德国的哲学家韩炳哲博士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到——我们早已从“不许做什么”的规训社会，踏入了“应该做什么”的功绩社会。
规训社会的压抑来自外部禁令，而功绩社会用“自我实现”“效率至上”的积极话语，让我们主动给自己套上枷锁，陷入更隐蔽的束缚：我们不再怕“被惩罚”，而是怕“不够好”，怕“辜负可能性”，怕“自己没价值”。

传统的规训社会，是一个充满否定性的世界。
在工厂里，工人被严格的规章制度束缚，“禁止迟到早退”“必须按照流程操作”，稍有违反便会受到惩罚；在学校，学生被要求“服从师长”“不能随意发表意见”，标准化的教育模式试图将每个人塑造成符合社会规范的模样。
这种否定性的规训，虽然压抑了个体的自由，但也为人们划定了明确的行为边界，人们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在既定的框架内生活。
功绩社会则截然不同，它是一个充满肯定性的社会。
“你能够成功”“你可以做得更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社交媒体上，到处是成功人士的励志故事，他们展示着自己的财富、地位和成就，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职场中，绩效考核、晋升机制成为人们努力的动力源泉；学校里，试卷上的分数、排名榜上的名次，每个人都在为了更上一层楼而悬梁刺股。
在功绩社会里，人们似乎获得了从前没有的自由，少了外在的强制约束，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但这种自由却带来了新的困境，人们陷入了自我剥削的陷阱，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在永无止境的竞争中耗尽了精力。
从“996是福报”的职场文化，到“不能输在起跑线”的教育焦虑，功绩逻辑已渗透到血液中。我们恐惧落后，渴望认可，于是不断加码：学生追求更高的分数，更多的证书；职场人追求晋升，赚钱，做大做强——仿佛永不停歇的陀螺。
优秀，成了更高的要求，也成了更沉重的枷锁。
从前的人，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不断被鞭打，以至于不敢反抗。而现在的人，更像被一根细绳拴在木桩上的大象，自愿画地为牢。
驯兽师说，大象幼时就被铁链锁住，长大后即使力气足以挣脱细绳，也不再尝试。并且无需鞭打，一根香蕉就能让它配合向前走。
我们的困境与此何其相似——束缚我们的，不是外部的锁链，而是内化的“自我奴役”意识。
规训社会里的压抑来自外部权威，可功绩社会里，个体成了自己的剥削者。
那个业绩不佳的职员，那个考砸模考的学生，躲起来痛哭不是因为上级批评、身边人嘲笑，而是无法原谅“没达到自我期待”的自己，不是“不许做什么”，而是“你该做到更好”。
这种精神层面的自我耗尽，比身体劳累更磨人，就像韩炳哲说的——“倦怠是过度积极性导致的疾病”。
停不下来的奋进，其实是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过度积极，带来身心的双重耗竭
越积极，越压抑。
外部的鞭策尚有停息，但内心的鞭策无休无止。
曾经，在规训社会的框架下，人们的反抗有明确的对象，那就是外在的权威和规则。而如今，在功绩社会中，人们找不到可以反抗的其他对象，因为压迫自己的正是自己内心的欲望和对成功的执着追求。
所谓的枷锁，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
就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功绩主体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实际上却在不断地自我压榨，每日被“鹫鹰”啄食肝脏，陷入无尽的倦怠。

周末，去放风筝还是去培训班？孩子一脸无奈却还是选择了后者。
因为“考不上重点初中就没希望了”。
这背后是功绩社会“价值单一化”的逻辑在作祟，功绩社会让个体价值只取决于“我必须做什么”，而非“我想要做什么”。
对这个孩子来说，不是不想玩，而是“放风筝的快乐”毫无价值，“奥数课的成果”才是衡量未来的标尺。过早被卷入“效率至上”的漩涡，剥夺了童年该有的“无目的体验”。
正如韩炳哲博士在《倦怠社会》所描绘的，当感知被功利化了，所有体验都要问“是否有用”。于是纯粹的玩耍成了奢侈，“未来的希望”就成了作茧自缚的枷锁。

同样，高竞争感和高要求，让每一个职场“牛马”都不敢停下，即便身体早已发出预警。周末仍在加班的职场人，不敢挂掉工作电话，怕错过重要信息；不敢拒绝加班，怕被视为“不够努力”；揉着太阳穴仍在强撑，只因内心满是“完不成绩效，就没价值”的自我否定。当绩优社会的逻辑将时间碎片化、功能化，生命最本真的节奏——那些用于发呆、闲聊、无所事事的“浪费”，便被系统性地清除殆尽。
哪怕没有外在的压迫者，仍有自我驱动下的“自由”压榨，自己活成了自己的监工。

韩炳哲博士就提到“智能手机是一种支配工具，就像一串念珠，念的是紧箍咒。”尽管数字技术打破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但也让世界边界越来越模糊，“人”的存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短暂。职场人的手机24小时待命，连吃饭时都可能收到工作消息，他们的“自我剥削”早已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个人价值”“自我实现”“成功”“优秀”等积极话语，让我们主动套上自我奴役的枷锁。积极心理学看似鼓励人“乐观抗压”，实则是在指责倦怠者“不够积极”，进一步强化了自我剥削的循环。
还有“懒人经济”看似解放了双手，实则把我们拖进更深的忙碌。
买了扫地机器人，省下的时间没用来休闲，反而塞进了加班；点了外卖，省出的做饭时间，又给了深夜改方案。我们以为在享受便利，其实是为了买这些解放工具，继续给功绩社会“发电”。
最让人唏嘘的，是情绪的商品化。
在职场里“情绪稳定”成了KPI，在恋爱中“提供情绪价值”成了标准，连心理咨询都变成“快速修复工具”。当情绪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我们最后的精神净土，也被功绩逻辑占领了。
这种从规训到功绩的社会转型，彻底改变了当代人的精神状态。
曾经被奴役的压抑转变为如今自我PUA的焦虑与疲惫，我们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越走越近，也离真正的幸福和自由越来越远。

在奔跑中寻找停顿的勇气
功绩社会的倦怠，从不是田间劳作后可修复的肌肉酸痛，而是“精神世界的耗竭”。它像一层挥之不去的雾，哪怕睡足八小时，醒来仍觉得内心空空。
职场人下班后腿瘫在沙发上，连开电视的力气都没有；学生对着满页习题发呆，曾经的求知欲变成满心抗拒——他们不是“懒”，是精神被榨干了。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种倦怠具有“传染性”。家庭中，焦虑的父母不断给孩子加压；校园里，过度竞争的氛围让友谊变质；职场中，隐形比较让同事难以真正协作。
我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倦怠社会”，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共谋者。

功绩社会的 “正能量” 像个紧箍咒，念得越多，我们越喘不过气。
其实倦怠不是软弱，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该换种活法了。
别再被 “成功标准” 绑架，别再把“忙”当“有价值”。生活不是完成 KPI，是陪家人吃顿热饭，是读一本喜欢的书，是偶尔发呆看云飘 —— 这些无用的瞬间，藏着生命真正的意义。
有人说，“躺平”的走红，从来不是年轻人的消极，而是对“内卷”的无声抗议。
越来越多年轻人认同“躺平”理念，不是不想努力，是努力了也难抵高房价、高竞争的重压，认清了“哪怕我拼尽全力，也只是别人的起点。”
功绩社会的那套PUA，我不上当了。
于是，倦怠了，躺平了，放弃了。

可是，解决倦怠问题，不能只靠个体调整，更需要集体文化转型。
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
当每个孩子都被要求考满分、拿奖项，我们是在培养完整的人，还是在生产标准化产品？或许，我们需要更多鼓励孩子发呆、做梦、探索可能性的空间。
这也挑战着职场文化。
当“奋斗”异化为“透支”，企业是否应该重新定义“成功”，不仅看业绩，也看员工福祉？一些前瞻公司已开始尝试“四天工作制”、“禁止加班”等政策，结果发现效率反而提升。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建多元价值体系。一个人的价值不应仅由成绩、收入、职位定义，还应包括健康、情感、智慧、公益贡献等。正如花园之美不在于树木高低，而在于生态丰富。

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那不是空虚，而是呼吸的空间，是无限可能的孕育地。
在这个崇尚无限可能的时代，或许最大的勇气是承认并拥抱自己的有限性——在奔跑中懂得停顿，在积累功绩的同时不忘滋养灵魂。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倦怠的囚徒，转变为生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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