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6岁三毛跑新疆，和76岁王洛宾同居，王洛宾拒绝和她同房

1990年，46岁的三毛跑到新疆，和76岁的王洛宾同居，王洛宾拒绝和她同房，三毛一气之下，收拾行李，凌晨飞回台湾，给王洛宾寄了一封绝笔信。
1990年夏天，新疆乌鲁木齐，一位穿着藏族长裙的女人，拖着沉重的箱子，住进了军区干休所里一位老人的房间。
她是三毛，46岁；他是王洛宾，76岁。
三毛是主动来奔赴的，她不是来“探望”，是来“同居”，她想把自己写进王洛宾的歌里，成为那个他年轻时没能抓住的“卓玛”。
她不是来谈恋爱的，她是来延续生命的，王洛宾却没有接住。
三毛爱上的是一个传说，是那个在劳改营里写出《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孤独歌者，是那个不惧命运、用音乐抵抗苦难的男人。
她没爱上王洛宾这个76岁的老人，而是爱上了“西部歌王”这个象征。
而王洛宾，已经活在另一个节奏里，他的热情早已收回，藏进歌里，藏进回忆中。
他习惯了平静，也习惯了被仰望，他不再有力气去承接一个女人突如其来的全部爱意，特别是这个女人叫三毛——一个比他晚熟了三十年的人生浪潮。
他们第一次通信，是1989年底，三毛当时刚从低谷中缓过来，荷西走了十年，她始终没能完全走出来。
她开始寻找新的精神依附，王洛宾，就是她找到的那个“精神彼岸”。
她通过朋友司马中原，拿到了王洛宾的地址，第一封信寄出后，对方很快回了，语气客气温和，像是一个老学者在回应一个崇拜者。
三毛的信越写越深，她不掩饰自己的崇拜，也不掩饰自己的孤独。
她开始在信中倾诉，对荷西的怀念，对生命的疑惑，对“理想爱情”的渴望，王洛宾的回信始终显得克制，像在保持距离。
直到1990年4月，三毛第一次飞到新疆，带着台湾摄制组，要拍摄王洛宾的纪录片。
她一下飞机，像风一样冲向他，给了一个拥抱，那一刻，王洛宾说不出话来。
他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爱慕”，但也感受到了一种“危险”，三毛太真，太急，太满。
他给她唱了一首《高高的白杨树》，三毛听完，哭了，她觉得这就是爱情，是两颗灵魂的共鸣，是命运终于愿意给她新的答案。
可王洛宾唱完那首歌，心里却是复杂的。
三毛很快回了台湾，但她没忍住，四个月后，又一个人飞回新疆，这次，没有摄制组，没有安排。
她穿着藏族服饰，说自己是来过“游牧生活”的，她像一个孩子一样，把厨房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带着王洛宾一起骑车、逛街、买菜。
她试图在这个老人身上重建她想要的家庭生活，但王洛宾的反应，始终冷静，甚至冷淡，他没有明确拒绝，也没有明确接受。
最让三毛崩溃的一次，是王洛宾安排自己的女学生陪她聊天、照顾她，三毛当时愣住了。
她原以为两人已经是“半个恋人”，至少是精神伴侣，她没想到，王洛宾竟然不愿意单独与她相处，还要“安排人”来陪她。
更崩溃的是，她提出想同房被拒绝。
这不是肉体的拒绝，是情感的回避，她明白了，王洛宾根本就没准备接纳她的全部，他欣赏她、尊重她，但没有爱她，至少不是三毛要的那种“燃烧式”的爱。
三毛病倒了，她体质本就虚弱，加上乌鲁木齐的干燥气候和精神打击，很快就高烧不退。
王洛宾请医生、找人照顾她，安排得面面俱到，可三毛觉得，那些关心像是对一个“病人”，不是对一个“爱人”。
她彻底失望了。
1990年某个凌晨，三毛悄悄收拾好行李，拖着箱子，离开了干休所。
回到台湾后，她写了一封信给王洛宾。那封信后来被称为“绝笔信”，因为三毛再没有写信给他，也再没有回信，他也没再写。
三毛离开新疆不到半年，1991年1月4日，她在台北荣总医院的厕所里，自缢身亡，年仅47岁。
王洛宾收到消息时，正在家中练琴，他没说话，琴没弹完，人呆坐了很久。
三毛和王洛宾，像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在1990年那个夏天短暂交汇了一次，三毛以为可以并轨，王洛宾却知道，这只是错车。
三毛要的是现在就燃烧的爱，是要一起生活、睡在一起、看日出；王洛宾要的是安稳的晚年，有人陪他说话、听他唱歌、远远地爱着他就好。
两人都没错，只是节奏不同。
这段关系后来被很多人“美化”，被包装成“晚年爱情”或“灵魂伴侣”，但真相比故事更令人心碎。
它不是爱情的胜利，是爱的错位。
1993年，王洛宾写下了晩年的最后一首歌，《等待》，歌词中写道：“你走了，灵魂还在我身旁，等你一世，也值了。”
这首歌，一直没公开演唱，有人说，那是他写给三毛的“墓志铭”。
可三毛听不到了。
主要信源：
中国新闻网——三毛确曾追求过王洛宾 “西部歌王”一直没答应；
红星新闻——写《半个月亮爬上来》的王洛宾与三毛还有这样一段情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