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第四章 时空的阶层感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日夜兼程

社会学家皮特林・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曾经说过：“人类的生活其实是一场对于时间的无休止竞争，通过各种带有目的和目标的活动展现出来。”①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描述十分精准。时间在商业化的当下具有鲜明的意义生成，不仅其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社会的组织生产中，其结构也变得越来越细。人们对于时间的感知越来越敏感。人类历经奴隶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步入今天的信息社会，加速占有更多时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统治性的生存秩序。在现有平台劳动中，“随选服务”“加速”“及时” 等具有明确时间指向性的词汇已成为日常劳动用语，但是平台劳动的时间性问题之前鲜有研究关注，关于时间与劳动的问题也没有被充分讨论。

在平台化的信息传播和互动关系中，时间成为形塑权力关系的实验场。围绕着平台管理、人口流动和物流运输等一系列社会关系，时间被赋予了鲜明的阶层性和秩序性。时间秩序的建立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社会权力网相互协商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 “博弈生态”，是多方利益集团和社会参与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需要关注时间性（temporality）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关注时间的秩序和逻辑是如何在平台经济的背景下被建构起来的。在平台市场逻辑的语境下，这种权力的体现之一是对忙碌、加班的鼓励和对慵懒、闲暇的鄙夷。

在田野调查中，我经常听到站长对于骑手或 “勤快” 或 “懒散” 的评价。大部分站长秉承 “努力”“勤劳” 的理念，鼓励骑手多加班、多跑单，并在每日的早会上不断地把这样的认知灌输给骑手。年轻的骑手喜欢睡懒觉，站长对此多不以为然。有些站长还会使用 “树典型” 的策略，例如在上一章中提到的骑手刘力敦，站长经常请他给年轻骑手分享自己的经验。他勤快能干、坚持超长待机在平台接单，最终换来了高收入和高资历，这让很多骑手羡慕不已。

第三章中提到，近些年骑手送外卖的工作时长不断增加，已远远超过八小时。由于外卖采用的是按单计价、多劳多得的用工机制，大部分骑手非但不介意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还会自己主动增加劳动时长以谋求更多的收入。这种 “黏性劳动” 在当下十分普遍。或者可以说，劳动者从来都吃苦耐劳，只要能赚钱，他们便愿意慷慨拿出自己的休息时间，日夜兼程或者昼夜颠倒似乎也都不算什么。高收入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

刘良国和吴之峰是好朋友。在吴之峰眼里，老刘是一个勤劳肯干、努力踏实的老大哥。他跑单速度快、体力好、可以 “超长待机”。吴之峰在送单之余喜欢拍短视频，曾经专门给老刘做了他一天送单过程的 Vlog 发在 “抖音” 上。视频一开始，老刘坐在一间低矮的平房木桌前低着头吃早饭。老刘的妻子端来一碗西红柿鸡蛋面，面条蒸腾的水汽把老刘的眼镜弄得模糊发白。吴之峰拿着手机边拍边问：“老刘，请问你的头发为什么这么少？是因为跑单的缘故吗？” 老刘抬起头，扶了扶眼镜，一本正经地说：“那是被风吹得。”

老刘确实是一名 “跑单战士”。下面的表格记录了老刘一天的跑单日程（参见表 6）。细细算来，老刘平均每天有 15 个小时在路上跑单。除去睡觉和吃饭，老刘的生活里只剩下跑单这一项工作。外卖劳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生产时间严重挤压社会再生产时间。上一章已经论述过，在 2021 年的问卷中，六成以上的骑手劳动时间超过 10 小时。成为骑手后，大部分人会表现得十分适应这样一种长时间劳动，认为 “做骑手就是这样”。也许是他们之前的工作就经常加班，也许是他们已经十分习惯这样的劳动模式，朝九晚五、周末、年假等时间概念似乎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只要活着就努力跑单，成为骑手的人生写照。

时间段

活动内容

7:00-8:00

起床洗漱、吃早饭

8:00-12:00

外出跑单

12:00-12:30

骑车回家，吃午饭

12:30-18:30

外出跑单

18:30-19:00

回家换电池并顺带吃饭

19:00-24:00

外出跑单

0:00-0:30

返回家中

0:30-7:00

睡觉

“做骑手就这样，时间灵活，不是说干活少，是一直都在干活。”

“我们这样的人，只能干这个，也没有学问。不好好上学，学不进去，就跑单呗。”

“说不准，状态不好的话，就十来个小时；状态好，一直干，晚上 10 点左右收工，回家吃饭。”

在访谈中，外卖骑手会用 “我们这样的人”“不好好上学” 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在对工作时间的描述中，他们传递了因自己处于社会底层而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工作的自卑和无奈。社会分工的不同使人们对于时间的使用带有鲜明的秩序和等级。作为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没有太多社会资本的真正 “打工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建构如他们的工作一般，是一种 “底层的时间” 或 “非正规时间”，这种时间被排除在 “朝九晚五”“带薪加班” 等正规社会工作时间之外。也正因为他们对于自我时间的 “非正规化” 认知，骑手才会心甘情愿地黏在平台上，并愿意忍受变得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

“我是旁边村上的。现在住在渭南。我爸妈、媳妇、孩子，租的房子，因为付不起首付，买不上。租房一个月 700。一天能跑个四五十单，我干晚班。一单 4 块多一点，一晚上挣不到 300 吧。光运里头有一些店是 24 小时的。晚上一直有单，只要想送。但我一般干不了那么久，到凌晨 3 点就回家睡觉了。还有其他一些花销。一般白天睡觉，下午 5 点左右出来，干到七八点，回家吃饭。”

如果仔细窥探骑手的送餐劳动，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项带有明显 “餐点效应” 的峰谷劳动，即每天的早中晚餐时间成为骑手来回奔波、匆忙送单的高峰期，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则是骑手等单的低谷期。平台扩张，骑手增加，订单稀少，大部分骑手不得不选择持续 “在线等单”。在早餐结束和午饭过后，骑手们会将自己的接单软件调至 “接单模式”，然后找一个小吃店或街边角落，一边吃饭，一边等单。午后的等单时间尤为漫长，有的骑手会去树下倚靠在电动车上小憩（参见图 17），也有的会打游戏、看直播、抽烟或聊天。打游戏的骑手三五成群，他们把手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并不时在线下打招呼。有时候来了订单，他们慌忙地从游戏中 “出逃”，免不了被周边一起打游戏的骑手一通抱怨。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单，就找个凉快地方待着。”

“单子不一定派给谁。有时候一堆人一下午一个单子都没有，有时候都出去送单。”

“这就跟开盲盒差不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单。有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来，没办法就打包了去送单。有时候一下午没有。”

这种劳作状态与布迪厄所分析的时间差序格局如出一辙，“让人等待是社会权力的集中体现”。①的确，在平台服务业中，劳动政治的权力关系越来越体现为时间层面上的分配格局，时间的商业化使一方通过让另一方等待而凸显出 “服务者” 和 “被服务者” 的层级和分界。以外卖员为例，为了获得更多的订单，大部分外卖员每日劳动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 “等待” 状态。必要劳动时间是工人生产必要产品、通过价值交换来维持生计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则是在此之外、不为工人生产任何价值的额外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榨取是资本获利的重要方式。②当雇佣关系被零散的劳动过程和时间分配所取代时，资本的计算更胜一筹。因为按单计价并没有将劳动者 “等待” 的时间计算在内，而是模糊了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再生产时间。这种工作时间的模糊边界和不确定性，反而培养了骑手的 “平台黏性”（platform adhesion）③。学会日夜兼程是一名 “成功” 骑手的必备条件。

加速奔跑

加速的时间感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④在平台经济的运作中，满足顾客的即时需求成为平台运转的首要任务。为了吸引客源，各外卖平台纷纷将时间元素纳入广告语以凸显送餐服务的快速、高效。例如 “xx 外卖，叫啥都快”“高效、品质、安全” 等。或许平台已经做过关于订餐消费人群的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订单都是来自写字楼、办公室的白领，他们在工作中追求效率。所以平台紧紧抓住 “速度” 这一关键词来主打宣传。

事实证明，外卖平台送餐的速度确实在加快。在过去的四年间，我的田野调查发现，外卖平台的配送时间从 50 分钟缩减到了 30 分钟以内。整个外卖业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对于速度的追求，而时间缩短的背后是外卖骑手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与时间赛跑” 正在成为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我曾经试图寻找外卖骑手 “不断加速” 的原因所在，却发现其层次多元且复杂，它映射出了时间感、流动性和劳动过程在技术媒介不断更新迭代的背景下充满张力和冲突的现实。

赵艳是美团众包的外卖员，2019 年我们在北京朝阳区十里河一家餐馆的门口相遇，当时她正气喘吁吁地坐在商店门口的台阶上。我走上前寒暄，她说自己刚跟着师父跑单回来。彼时赵艳刚入职 “美团” 一个月，对于周边商区还不熟悉，时常跑错路。一开始跑单，她只能一单一单地跑，因为要准确地找到楼号和单元号对于她来说十分耗时。一到高峰时段，过量的单子加上顾客的催促经常让她变得十分慌乱：

“太忙了。你一看手机，发现还剩下几分钟就超时了，肯定着急，就得赶紧跑了。有时候看见人家老骑手从身边嗖地穿过去，对路线那么熟悉，我很羡慕，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样。”

赵艳所在的区域有几个大型商场。商场具有写字楼和高档小区的双重属性，其面积大、楼层高，取餐送餐耗时更长。这进一步加剧了她的紧张感。我问她高峰时段怎么办，她说：

“使劲跑，跑，就是跑！一个高峰下来，觉得自己半条命都没了。心脏要跳出来了！”

对于大多数骑手来说，加速奔跑是避免超时的唯一选择，这种 “追赶时间” 的做法会带来大量的体力消耗。赵艳说自己上班的第一周，因为要经常上上下下爬楼梯，腿和膝盖都很疼，“下楼的时候不得不侧着走，哎哟哎哟地往下”。两周之后，可能是身体适应了这样快节奏的体力活动，赵艳的腿慢慢好起来。

如果不想加速奔跑，也不想订单超时，骑手发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 “提前点送达”，即骑手在尚未到达送餐点时点击 “送达”。但是这样的操作风险极高，因为一旦骑手点击 “送达”，系统会自动发送通知给顾客，告知顾客餐品已经被接收。这往往会引起顾客的误解。一旦顾客因反感而投诉，骑手将面临 500 元以上的罚款。赵艳对于 “提前点送达” 十分忌惮，她师父曾经多次嘱咐她，这是一个极大的 “禁忌”，触碰不得：

“除非是特殊情况（我一般不会提前点‘送达’）。被罚了，好几天白干。平台觉得（提前点‘送达’）非常伤害顾客。其实也不是我们不想（快一点）送，你说三四公里怎么能送不到？很多时候是出不来餐，餐厅太慢了。最后超时了，都怪到我们头上。”

由于明确知道 “提前点送达” 对自身不利，多数骑手都会通过努力提高自身送单速度来避免超时。关于骑手的加速问题，我想先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外卖骑手越跑越快？平台的送单时间为什么被不断压缩？调查发现，骑手送餐时间的不断缩短与平台算法对骑手的 “规训” 密不可分。其中的 “奥秘” 在于算法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进化。成长性是人工智能算法最重要的特点。平台算法是一项基于深度学习逻辑而形成的人工智能体系，它的一大特点是自我攫取数据、吸收数据并进行自我训练。在外卖订单的匹配与配送管理中，随着外卖员的订单数不断增加，平台的后台有关送餐信息的数据记录不断增多。相应地，投喂给算法的 “数据养料” 也变得越来越多。有了每日源源不断的 “养料” 作为学习基础，后台的算法可以不断地进行自我训练，从而实现更高效、准确的订单派送和时间管理。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这样的场景：如果一个派单系统一开始设定的送单时长为 50 分钟，超过 50 分钟，骑手将面临配送费的扣除或者其他惩罚。那么，正常的逻辑应该是骑手会提早一点到达，例如他们会花费 45 分钟或者更少的时间把餐品送到。在后台的数据统计中，我们会发现大部分骑手的配送时间都低于 50 分钟。当这些数据被 “投喂” 给算法后，它发现大多数骑手的配送耗时都低于 50 分钟。于是，它做了一个 “明智” 的决定 —— 把配送时间由 50 分钟改为 45 分钟。当配送时间变为 45 分钟后，骑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惩罚，仍旧会提早一点送达。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个人机交互的 “有趣” 矛盾：算法不断缩减配送时间，骑手不得不越跑越快，于是就出现了 “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的恶性循环。①

算法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数据思维而非共情思维。这种数据思维所展现出来的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计算、预测与匹配能力，而且随着数据资源的不断积累，人工智能算法依然在拓展它的应用边界。但是这样的算法思维终究只是一种 “数据主义” 思维，它将所有的人、物、事和关系化约为简单、平面、可计算的理性逻辑，②排除了与人交互的共情感和伦理性。例如，在平台算法的计算逻辑中，并没有包含一种算法素养 —— 这种算法素养能够告知算法系统，骑手的配送时间无法被无限制地压缩。③也是因此，在实际送餐过程中，一些外卖骑手对后台算法的时间管理非常不满。

“众包骑手一旦超时，配送费扣 50%；如果超过 10 分钟，配送费扣 70%。一趟下来，本来就没有几块钱，相当于白跑了！”

“我发现，平台上的秒快，秒针走得快。你知道不？一分钟比咱们平常快一些，一会儿就没了。这样更容易超时。”

类似的关于时间的抱怨我经常能听到。我无从考证平台上的时间计算是否比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更快，但是骑手对于时间体验的不满背后，是平台重建 “消费者 - 骑手” 权力关系的写照。毫无疑问，消费者的实时需求被放在了首要位置 —— 一种消费者需要被 “即时满足” 的逻辑得以建立。在时间的分配和协调中，外卖骑手的时间安排往往需要服从消费者的需求。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认为，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高效、快速的传输成为可能，同时也将一种 “立即执行” 的意识观点带到人们的工作实践中。④当信息传输的速度足够快，人们开始变得不耐烦，对 “即刻享乐” 和 “实时裁决” 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高，而这种 “对于高效的崇拜” 很大程度上成了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主流时间秩序。

对于送外卖这样的随选、按需劳动来说，时间已成为一种十分严苛的管理机制。这里的机制，指的是时间作为一种规训结构如何在与个人、机构、社会交互的过程中明确并强化规则和要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于工人劳动时间的塑造成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具体的实践场景中，对于时间的掌控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互动场景和劳动形态。例如，加里・艾伦・法恩（Gary Alan Fine）在对餐厅厨房的研究中发现，厨房工作人员会根据餐厅制定的上菜流程和实际情况来对工作的节奏、周期、时长和时机进行管理。①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监控时间的诸多手段和工具，如帮助工作人员提高产出效率的 App、上下班的打卡制度、实时追踪产品产出的工作软件等，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人对于时间的具体感知。结构性机制使个人不得不认同并按照结构性时间设置开展社会实践，“同步性”②和 “重新考量” 成了时间机制中不容忽视的存在。

对于骑手来说，一方面，他们需要等待消费者的订单，而订单到来的时间并不确定；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消费者在订单配送过程中对时间的掌握感，平台会向消费者展现订单派送的全流程。外卖员执行接单、到店、送单、送达这四个步骤，都需要通过手机的 App 确认，这种同步性操作确保顾客可以实时查询自己的订餐进度，从而根据订单来安排时间。“即时满足” 是平台对时间使用进行层级划分的结果，利用一部分人的时间去服务另外一部分人而实现 “时间套利” 的盈利逻辑。正如杰森・法尔曼（Jason Farman）所言，关于 “等待” 的技术性更新中内隐着 “谁该等待” 以及 “如何等待” 的文化期许。③外卖员是平台语境下 “该等待” 的人群，他们在时间的支配上看似具有自主权，实则被平台切分成了具有随机性和随时性的存在。这在无形之中建构了骑手与消费者的区隔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