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柏常青：从汉魏至东晋立祠祭祀徐孺子与国家道德工程建构

在江西南昌的繁华深处，有一处静谧之所---十字街徐孺子墓。这里松柏苍翠，祠宇庄严，千百年来香火不绝。

人们在此瞻仰、沉思，追寻一位东汉隐士的精神足迹——他便是徐孺子。

东晋文人孙绰在《孺子墓颂》中以"遐宗有道，思揖遠風"开篇，引领我们穿越时空，而这段追忆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更为悠久的国家祭祀史：公元220年，汉献帝采纳魏王曹丕《旌表状》，将徐孺子列入二十四贤之一，享祀国祭。

这段历史将徐孺子崇拜的时间坐标又向前推进了整整一个世纪，揭示出汉魏之际国家道德体系建构的深层图景。

曹丕《旌表状》的历史语境极富深意。公元220年正值汉魏禅代的关键时刻，曹丕一方面需要为政权更迭寻求合法性，另一方面亟需建立新的道德价值体系。选择徐孺子等二十四贤进行国家祭祀，实为一项精心设计的文化政治工程。

徐孺子"南州高士"的形象兼具多重象征意义：他避世而葆真的行为契合道家理想，恭敬恩义的态度符合儒家伦理，拒绝征召的立场彰显士人风骨。这种道德多元性使徐孺子成为连接不同思想流派的理想符号。特别是徐孺子来自当时的边缘地区豫章（江西），将其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体现了曹魏政权整合地方文化的政治智慧。

孙绰笔下"束帶靈墳，奉瞻祠宇"的庄重场景，正是建立在汉魏国家祭祀基础之上的文化延续。

东晋中期士人对徐孺子的集体敬仰，并非突然产生的地方现象，而是一个世纪以来国家道德工程在地方层面的深化与内化。

从曹丕的二十四贤国家祭祀到孙绰时代的地方祠宇崇拜，徐孺子的形象完成了一次从国家符号到地方认同的转化过程。

这种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构成中国先贤崇拜的独特模式——国家赋予合法性，地方赋予生命力。

徐孺子其人其德，堪称汉末清流士人的精神典范。《后汉书·徐稚传》记载，徐稚（97-168），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贫务农而博学通经，屡辟公府不起，世称"南州高士"。

他的道德魅力体现在"儒道兼综"的立身之道上：既深明经义又不为章句所拘，既避世隐居又不忘人间恩义。这种辩证智慧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尤为珍贵——当党锢之祸使士人群体遭受重创时，徐孺子"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的处世哲学，为士人提供了保全德行而又不直接对抗权力的中间道路。这正是曹丕和孙绰在不同时代都推崇徐孺子的深层原因。

从曹魏到东晋的徐孺子祭祀，反映了汉晋时期国家礼仪与地方认同的复杂互动。

汉代实行"祀有功，报有德"的祭祀政策，对地方先贤的祭祀逐渐制度化。曹魏将徐孺子列入二十四贤，标志着地方先贤进入国家祀典的最高层次。

到东晋时期，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深化，地域文化竞争日益激烈。一个地区能否产生被国家认可的道德典范，直接关系到该地在文化版图中的地位。

江西地区通过徐孺子获得的文化资本不可估量——明代江西学者魏禧"江右之学，肇自徐孺子"的论断，正是对此历史过程的确认。

孙绰文章中"惟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的追思，揭示了中国先贤崇拜的本质特征：通过物质性的祠庙空间与仪式性的祭祀活动，使抽象的道德价值变得可感可触。

墓冢、祠宇、松林这些物质存在，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媒介。谒墓者"徘徊墟壠，仰盼松林"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高尚道德的体验式学习。

这种纪念方式在曹魏时期获得国家礼仪的支撑，在东晋时期发展为地方文化实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传承机制。

从更长的历史视野看，从曹丕到孙绰的徐孺子崇拜，恰逢中国士人精神嬗变的关键期。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士人阶层需要在政治动荡中重新定位自身价值。

徐孺子"避世而不忘世"的态度，为士人提供了理想范型——既保持道德操守，又不直接挑战权威；既隐居修身，又通过道德影响力介入社会。

这种立身之道与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辨深度契合，成为东晋士人"儒玄结合"价值追求的先声。通过持续祭祀徐孺子，汉魏晋士人实际上是在不断重新诠释和建构自身的精神传统。

徐孺子祭祀的持久生命力，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从曹魏国家祭祀到东晋地方崇拜，再到后世千年香火不绝，徐孺子形象跨越了朝代更迭、思想变迁，成为不同时代都能认同的价值符号。

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依赖于多重机制的共同作用：国家礼仪的合法性赋予、地方社会的认同建构、物质空间的记忆固化、仪式活动的反复强化。正是这些机制的协同作用，使抽象的道德观念获得了具体的传承载体。

当代社会重读这段历史，可获得深刻启示。在价值多元的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具象化的道德参照。徐孺子祠及其千年祭祀传统提醒我们，道德建设不仅需要理论说教，更需要物质载体、仪式活动和空间场域的支撑。那些松柏、祠宇、祭祀仪式，构成了一个民族道德记忆的生态系统，使核心价值得以代代相传。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从曹丕《旌表状》到孙绰《孺子墓颂》，这条绵延两百年的徐孺子崇拜之路，映射出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的独特智慧。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道德典范能够超越时代变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持续产生回响。当前我们推动文化传承创新，正需要这种历史意识——既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又要创造性地将其转化为当代价值符号。

徐孺子祠的二千年香火，最终燃烧的是一个民族对高尚道德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跨越时空，永恒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