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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市政府。刘虎 摄 )
当权力成为一种可交易的符号,骗子不过是模仿者;当公安成为一种程序性的机器,正义不过是装饰品。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
1、诈骗的高级阶段,是懂政治的诈骗
中国的诈骗,从电话到“批项目”,是一个进化史。初级阶段靠话术,中级阶段靠包装,高级阶段靠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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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报道详见微信自媒体《法与情》)
到了“神木1.65亿批项目案”,它已经进入第四阶段——骗子懂政治、官员懂暗示、投资人懂规矩。
王和平,一个打算认真干点实业的民企老板,结果在这个三懂世界里,一懂不通。
他不懂“批项目”的门道,以为投资得靠方案,没想到靠“关系”;他不懂领导的节奏,以为汇报得靠公文,没想到靠捐款;他不懂体制的含蓄,以为要盖章,没想到要敬酒。
这就像带着算盘去赌场——
你算得清账,却算不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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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和平汇款统计,总计1.65亿元。图片来自微信自媒体《法与情》)
神木,这个煤炭神话的原产地,本该是生产财富的地方,如今却成了生产骗局的良田。
诈骗犯高志强,一个府谷人,满嘴“国家政策、部委支持”,语气比发改委还稳重。
他不骗“草根”,他专骗懂规矩的老板;不讲行骗,他讲“思路”;不说钱,他说“走动关系”。
而他最大的本事,不是编。
而是能带人去见“领导”。
这领导还真不假: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富国——这牌面,比骗子想象力还大。
王和平掏出200万给扶贫协会,又给胡书记老家小学捐了40万电脑。这不是诈骗,这是“以德服人”。
他坚信,钱不是白给的,是给关系上了保险。
结果保险没保住项目,保住了骗子的底气。
2、行骗的诀窍,是模仿体制的语气
有时候,权力叙事是诈骗的最佳模板。
骗子不需要多聪明,只要模仿政府文件的节奏——“国家有政策”“上面很重视”“已经在推进”。
加上:“请你配合”“保持低调”“别走程序”,整个诈骗就天然带有一种庄重与保密。
王和平就这样被语气杀死。
他在朝阳区的亮马餐厅,六年间吃了同一个谎言套餐——每次“已经在办理”,配一碗“别着急”,加一盘“关系都打通了”。
直到项目批给别人,他才明白,骗子的最大技能是模仿体制的稳定感。
而这类骗局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不是骗子单方面的行为,而是一场社会默契的表演。
体制暗示,民企领会,骗子穿针引线。
在这个循环里,谁也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参与一个“合法腐败”的幻想。
于是,诈骗变成了一场模拟官场的体验课:
捐点钱叫“献爱心”;
送钱打点叫“铺路子”;
不走程序叫“灵活”;
被忽悠叫“太实在”;
六年没结果叫“工作推进缓慢”。
讽刺的是,王和平被骗1.65亿,却几乎没引起系统任何震动。反而像是一场“被允许的诈骗”——权力面带微笑,程序保持沉默。
3、公安:所有正义的最后缓冲垫,塌了
后来,王和平报案。
神木公安、榆林公安、北京公安三地接力。
然而,接力的不是侦查,而是沉默。
从2017年到2024年,报案、笔录、立案、撤案,过程标准、结论荒唐:
“无犯罪事实”。
这是中国警方的经典句式。
它比任何判决都具诗意。
它像一个哲学命题:
什么叫“没有犯罪事实”?
是骗子不存在,还是被骗不成立?
在这个系统里,只要不立案,犯罪就自动失效;只要不追查,真相就自我消化。
更离奇的是,神木公安到最后告诉王和平——系统里没有你的报案记录。
这是另一种高科技:删档式执法。
人可以去,案可以谈,钱可以没了,但“系统没有记录”,一切就没发生。
而北京朝阳公安干脆给了一个收尾——
立案四年后撤案。
解释是:没犯罪事实。
这种逻辑堪称司法版“薛定谔的猫”——
案既存在,又不存在。
一个人被骗1.65亿,骗子仍在招摇过市,公安却在忙着核对“报案格式是否规范”。
制度的冷漠已经进化成艺术:
它不需要压迫,只需让你疲惫。
不拒绝你维权,只是永远不办结。
让你自己耗尽,再慢慢放弃。
4、骗局的真正受害者,不止一个王和平
在神木这类故事里,受害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被骗的是王和平,失灵的是体制,被羞辱的是规则。
当诈骗与审批、捐款与关系、警察与沉默共同组成一个循环时,整个社会就在帮骗子“维稳”。
中国的骗子,不怕没钱,就怕没体制感。
只要他们能和官场保持一种“既远又近”的暧昧,就永远有市场。这自然不是简单的刑事诈骗,而是政治化的骗术。
它骗的不只是钱,还骗走了制度的合法性。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权力的象征比法律的效力更可信。骗子带你见了副主席,你就觉得安全;警察给你一纸回执,你就觉得有希望。
可最后你发现,副主席只是被“合影利用”,公安只是“流程走完”,唯一走心的,只有骗子的剧本。
而那些本该代表正义的系统,却在一张张公函和回执之间,逐渐学会了“装死”。
法律的失效,并非因无能,而是因为太懂人情。
5、合法的荒诞最危险
这起神木诈骗案的荒谬之处,不在于骗子多高明,而在于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法、那么合理。
有公司注册,有合同签署,有捐赠凭证,有领导合影,有公安回执。
每个环节都完美衔接,唯一缺的,是真相。这似乎也不是骗局,而是制度性幻觉的实景演出。
当权力成为一种可交易的符号,骗子不过是模仿者;当公安成为一种程序性的机器,正义不过是装饰品。
王和平被骗的1.65亿,是中国社会信任成本的标价。这个价格不止属于他,也属于每一个还在幻想“打点关系能通天”的人。
在体制的阴影下,骗局不是意外,而是一种风格。
于是我们见怪不怪:
诈骗犯说“领导点头”;
公安说“没犯罪事实”;
媒体说“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而老百姓说:“算了。”
这就是当代荒诞:
没有人犯错,只是所有人都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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