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去世，以见证抵抗遗忘

在北京深秋那抹斜照进书房的晨光里，泛黄信纸上歪斜却用力的字迹，仿佛在默默诉说着一段段沉重而又充满力量的故事。一封来自武汉的信，承载着韩籍 “慰安妇” 洪爱珍对童增深深的感恩，“童先生，您是我们的大恩人……” 2025 年 10 月 23 日，童增，这位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奠基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 69 岁，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如同一根深深钉进历史的桩，难以磨灭。

1990 年，本在安稳生活中的童增，因一篇关于韩国 “慰安妇” 向日本索赔的报道，内心掀起了波澜，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他凭借对国际法文献的钻研，发表了《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首次系统区分 “战争赔偿” 与 “民间赔偿”，宛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点燃了民间正义的呼声。尽管起初投稿大多石沉大海，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摘发，让他收到了如雪片般的信件，信中满是受害者们被强征、奴役与伤害的悲惨往事，以及那句共同的追问：“我们还能讨回公道吗？” 童增没有退缩，他将这些信件整理成《童增书简》，为揭露日军侵华暴行提供了第一手铁证。

让那些沉默半生的老人开口，是童增面临的巨大挑战。许多 “慰安妇” 受害者因伤痛太深，起初拒绝露面，甚至不敢提及往事。童增带着志愿者一次次登门，用陪伴与倾听给予她们温暖与力量。就像那位浙江老人回忆的，在潮湿闷热的梅雨时节，童增汗湿衬衫，静静听完她那段不堪回首的囚禁经历。他的坚持，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让历史从档案走向证言，从被遗忘的角落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之中。

然而，童增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有人质疑他 “激化中日矛盾”，还有学者认为民间索赔 “缺乏国际法支持”。1995 年后，日本法院受理的多起中国受害者诉讼，大多以 “个人无索赔权”“诉讼时效已过” 为由驳回，舆论也一度认为这场运动 “徒劳”。但童增坚信，输赢并非唯一标准，重要的是让世界听到中国受害者的哭声。他积极推动历史取证与国际发声，组织受害者赴日作证，联络日本律师团，每年致函日本首相要求就南京大屠杀正式谢罪，在民间积累起了不可磨灭的道德压力。

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童增并不孤单。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继承土屋公献遗志，二十多年持续代理重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诉讼，尽管日本最高法院多次驳回赔偿请求，仍坚持调查取证。中国学者刘世龙、金明等人在幕后整理大轰炸档案，计划在国内重启诉讼。他们的行动，与童增的理念高度重合，都是在以不同方式用法律程序承载历史正义，以跨国合作对抗国家沉默。

童增晚年身体渐衰，却依旧坚持出席每一场受害者聚会。2024 年冬，北京下雪，他穿着旧棉袄，仔细翻看细菌战遗属的病历与家书，即便有人劝他休息，他也只是摆摆手，说 “我还能动，就不能让他们白来” 。直至离世前三天，他的工作室里还保留着未寄出的致日本首相的信稿。

童增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那些曾被尘封的记忆再次被唤醒。在浙江丽水的一个小山村里，92岁的陈阿婆颤巍巍地从木箱底层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二十多封泛黄的信件——每一封都是童增当年走访后寄来的回信。"他总说'阿婆要好好活着，活着就是见证'"，老人浑浊的眼泪滴在信纸上晕开水痕，就像当年童增听她讲述被强征经历时，落在记事本上的那滴汗。

东京地方法院门前，中国留学生自发举着"历史真相永不沉默"的标语。人群中有个穿黑色西装的日本老人格外醒目，他是曾与童增并肩作战三十年的律师佐藤昭治。"童先生教会我们，败诉不等于失败。"他指着法院台阶上一处凹陷，"2007年我们在这里宣读南京大屠杀证词时，有个右翼分子推倒扩音器砸出的痕迹还在。但你看——"他翻开公文包，里面是刚整理好的731部队新证据，"我们还在继续。"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陈列着童增用了二十年的公文包。磨损的皮质表面还留着1998年赴日作证时的行李标签，内袋插着半盒未用完的止疼药。参观人群中有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突然举手："老师，这个叔叔的包为什么比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还旧？"讲解员蹲下身轻声回答："因为有些路要走很久很久，久到背包都磨破了，才能走到正义的那天。"

童增走了，但他的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致函日本政府要求就强征劳工问题正式谢罪，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后代筹备在国内提起新诉，日本律师团继续收集证据准备新一轮国际呼吁。历史不会因一人的离去而停步，却因像童增这样坚持的人而发生改变。

童增或许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但他无疑是一位不肯闭眼的见证者。他用一生见证了那段惨痛的历史，以见证这种方式，抵抗着时间对真相的掩埋，对正义的消磨。他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的精神，将激励着更多人去追寻历史的真相，捍卫正义的尊严。大家对童增的事迹有什么感触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让我们一起铭记这段历史，传承这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