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一个香港富婆包养了我，她说：只要你听话，我什么都给你

二十年后，我站在自己公司的落地窗前，俯瞰着深圳湾对面那片璀璨的香港，才终于明白，方佩雯当年对我说的“什么都给你”，唯独缺了一样我最想要的东西。

那东西，叫做尊重。

从1994年到2004年，整整十年，我像一只被养在华丽鸟笼里的金丝雀，拥有精致的食水、温暖的居所，甚至被教会了旁人艳羡的歌喉。我以为那就是全世界，是她给予我的恩赐。直到我决然地撞开笼门，用一身的伤痕和十年的血汗，在笼外的风雨中为自己筑起一个简陋但坚实的巢，我才真正读懂了那句承诺背后，她未曾说出口的潜台词——“只要你听话”。

我用了十年时间去依赖她，又用了十年时间去摆脱她。

而那一切，都要从1994年那个潮湿闷热的夏天，我在香港一家高级酒楼的后厨，满身油污地第一次见到她开始说起。

第1章 后厨的相遇

1994年的香港，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混合气息。一边是维多利亚港吹来的咸湿海风，带着国际都市的繁华与疏离；另一边，则是街头巷尾蒸笼里冒出的食物香气，滚烫而又具体，充满了市井的人间烟火。

对于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我，陈宇来说，香港的味道，更多的是后厨里那股永远散不去的、混杂着油烟、汗水和洗洁精的气味。

我跟着父亲一个远房亲戚的关系来到香港，揣着全家凑出来的几万块钱，本想跟着老乡做点转口贸易的小生意。结果不到三个月，那个信誓旦旦的“生意伙伴”卷款跑路，我和父亲不仅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债。父亲受不住打击，病倒后被我送回了老家惠州，而我，一个连粤语都说不利索的内地青年，就这样被困在了这座流光溢彩的孤岛上。

为了生存，为了给家里寄钱，我什么活都干。最终，在一家名为“御品轩”的高级粤菜馆里，找了份打杂的活，每天在后厨闷热的环境里，与砧板、水槽和成堆的碗碟为伍。

我的手，本是用来握笔的。在老家，我成绩不算顶尖，但也考上了大专，算是个知识青年。可在这里，这双手每天要处理上百斤的食材，被滚油烫出过水泡，被冰冷的冻鱼划破过口子，厚厚的茧子让指关节都变得粗大。

那天下午，餐厅里格外忙碌。一个学徒失手打翻了一盅刚刚炖好的佛跳墙，滚烫的汤汁泼洒出来，眼看就要溅到路过的一位客人身上。我当时离得最近，几乎是本能反应，一步跨过去，用自己的胳膊挡在了客人身前。

“嘶——”

一阵钻心的灼痛从我左臂传来，汤汁顺着我的胳膊流下，瞬间红了一大片。

“你没事吧？”一个清冷又带着一丝威严的女声在我头顶响起。

我顾不上疼，连忙低头道歉：“对唔住，对唔住！小姐，冇吓亲你啊？”（对不起，对不起！小姐，没吓到你吧？）我用蹩脚的粤语说道。

抬头的一瞬间，我看到了她。

她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年纪，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香奈儿套装，珍珠耳环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她的漂亮不是那种艳光四射的类型，而是一种被岁月和财富精心打磨过的精致与从容。她的眼神很静，像一潭深水，就那么淡淡地看着我，目光里没有惊慌，只有一丝探究。

经理闻声赶来，看到这阵仗，脸都白了，一个劲地冲她鞠躬道歉。

她却摆了摆手，目光依然落在我那只被烫伤的胳膊上，眉头微微蹙起。“先带他去处理一下伤口吧。”

她的声音不大，却有一种不容置喙的力量。经理如蒙大赦，赶紧拉着我去水龙头下冲洗。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傍晚我准备下班的时候，经理却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陈宇啊，方小姐想见你。”

方小姐，就是下午那位客人。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她是要追究餐厅的责任，而我这个“罪魁祸首”免不了要被开除。我忐忑地跟着侍者走进一间豪华包厢，她正独自坐在桌边，慢条斯理地喝着茶。

“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局促地坐下，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手臂怎么样了？”她问，语气很平淡。

“唔……唔该关心，已经搽咗药油，冇事了。”（谢谢关心，已经擦了药油，没事了。）

她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那双深邃的眼睛一直打量着我，让我感觉自己像一件被估价的古董。这种审视的目光，让我很不自在，却又不敢表现出来。

“听李经理说，你是内地来的，家里有困难？”她忽然开口。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她为什么会问这个，只能老实地点了点头。

“我叫方佩雯。”她自我介绍道，然后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直视着我的眼睛，“陈宇，我给你一个机会，一个不用再待在后厨，不用再看人脸色，能让你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机会。”

我完全懵了，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我听过很多关于香港富人的传闻，但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方小姐……我……我唔明你嘅意思。”（方小姐……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洞察一切的了然。“你不需要明白太多。你只需要跟着我，听我的话。”

包厢里的冷气开得很足，我却觉得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我看着她，这个优雅、美丽、充满权势的女人，她的话像一颗投入我死水般生活里的石子，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是诱惑，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我看到了她手腕上那只价值不菲的百达翡丽，想到了老家病床上需要汤药费的父亲，想到了那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我的尊严，我的未来，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为什么……是我？”我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在问。

方佩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氤氲的热气，目光飘向窗外，淡淡地说：“下午，所有人都吓得大叫，只有你，第一反应是护着别人。你的眼神，不像那些后厨的伙计，虽然穷，但没被磨灭干净。我喜欢干净的东西。”

她顿了顿，转回头，目光重新锁定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

“只要你听话，我什么都给你。”

那句话，像一个魔咒，在那个闷热的夏天，彻底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我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很久，很久，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别无选择。

第2章 金丝雀的鸟笼

我从“御品轩”辞职的那天，李经理看我的眼神很复杂，有羡慕，有鄙夷，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这个月的工钱和一笔额外的奖金塞给了我。

方佩雯的司机开着一辆黑色的平治（奔驰）S级轿车等在餐厅后门。我拎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坐进了散发着高级皮革香味的后座。车子平稳地驶离油腻的后巷，汇入中环璀璨的车流，我回头看了一眼越来越远的“御品轩”招牌，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我就这样，住进了方佩雯位于半山的豪宅。

那是一套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景色的复式公寓，装修是低调的奢华，每一件家具，每一幅挂画，都透着不菲的价格。我拥有了一个独立的房间，比我老家的客厅还要大，带独立的卫浴和衣帽间。

第二天，方佩wen给了我一张没有额度上限的信用卡副卡，然后让她的私人助理带我去置办行头。从西装、衬衫到休闲服、鞋袜，甚至是内衣，全都换成了我以前只在杂志上见过的品牌。当我在商场的镜子里看到那个穿着Armani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陌生青年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恍惚。

“方总说，陈先生以后要陪她出席一些场合，形象很重要。”那位姓周的助理小姐公式化地对我说。

我成了“陈先生”，不再是后厨那个满身油污的“阿宇”。

我的“工作”很简单。方佩雯没有要求我做任何家务，家里有专业的菲佣打理一切。我需要做的，是学习。

她给我请了英文和粤语的私人教师，要求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能用流利的英语和地道的粤语进行日常交流。她给我办了健身卡，请了私教，要求我把因为劳作而略显单薄的身体练得挺拔有型。她会扔给我一堆商业杂志和报纸，让我在家阅读，然后晚上她回来，会像考问学生一样，问我对某个财经新闻的看法。

更多的时候，我需要扮演一个安静的陪伴者。

她去参加商业酒会，我就作为她的“男伴”或“司机”出席。在那些觥筹交错的场合，她会把我介绍成她的“侄子”或者“助理”，身份模糊，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我学会了如何得体地微笑，如何为她挡酒，如何在她和别人谈话时，安静地站在她身后，像一个优雅的影子。

她在家办公时，我就在一旁为她煮咖啡，或者安静地看书，不能发出任何打扰她的声音。她偶尔会疲惫地靠在沙发上，让我给她读一段报纸，或者聊聊我老家的事情。

她给了我优渥的物质生活，这一点她没有食言。我第一时间往家里汇了一大笔钱，父亲的病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家里的债务也全部还清了。母亲在电话里喜极而泣，一个劲地问我在香港做什么生意这么赚钱。

我撒了谎，说自己跟了个好老板，做贸易，很受器重。

每当说完这些谎言，挂掉电话后，我都会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坐上很久。窗外是维港的万家灯火，璀璨得像打翻了的珠宝盒，可没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的。

我像是住在一个巨大的、华丽的鸟笼里。方佩雯是我的主人，她每天给我喂食最精美的饲料，用最干净的水为我清洗羽毛，甚至教我如何鸣唱出动听的歌声。她对我很好，一种居高临下的、带着掌控欲的好。

公寓的客厅里，有一个巨大的嵌入式海水水族箱，里面养着几条色彩斑斓的热带鱼。方佩雯很喜欢它们，每天都会亲自喂食。有一次，我看着那些在固定空间里悠然游弋的鱼，忍不住说：“它们真漂亮，就是这鱼缸太小了，要是能回大海就好了。”

正在投喂鱼食的方佩雯闻言，动作顿了一下。她回过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小宇，”她淡淡地说，“你知不知道，这些鱼都是人工繁殖的，它们从出生就在鱼缸里。真把它们放回大海，它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这里，才是它们最安全的地方。”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那些鱼的身上，映出了我自己的影子。

我开始失眠。深夜里，我会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的城市，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慌。我拥有了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一切，却好像……把我自己给弄丢了。

我不再是那个在后厨挥汗如雨，但内心踏实的陈宇。我也不是真正的“陈先生”。我是一个被精心塑造的、没有过去的、依附于方佩雯而存在的符号。

这种感觉，在我第一次试图拥有“自己”的东西时，变得尤为清晰。

我利用空余时间，偷偷报名了一个夜校的会计课程。我想学点实在的本事，万一有一天……我不敢想那个“万一”。被方佩雯发现后，她没有生气，只是很平静地对我说：“你想学东西，我给你请最好的老师来家里教，何必去跟那些人挤在一起？浪费时间。”

她轻描淡写地，就否定了我小小的、卑微的努力。在她看来，我的一切都应该是她“安排”好的，任何偏离轨道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是“不听话”的表现。

我默默地退掉了课程。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鱼，被困在那个华丽的水族箱里，无论我怎么游，都触不到边界。

第3章 第一道裂痕

日子就像那辆黑色的平治车，平稳、安静、毫无波澜地向前行驶着。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在方佩雯的调教下，我脱胎换骨。我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穿着定制的西装也能活动自如，甚至能对全球的经济形势说出一些像模像样的见解。在别人眼里，我已经是方佩雯身边一个得体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自己却越来越感到窒息。

这种窒息感，在接到母亲那个电话时，达到了顶峰。

“阿宇啊，……查出来，心脏要搭桥，要……要做手术。”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苍老而无力，带着压抑的哭腔。

我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医生说，手术费加上后期的治疗，最少要……要二十万。”父亲艰难地吐出这个数字。在90年代中期，二十万对于一个内地普通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爸，你别急，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照顾好妈。”我强作镇定地安慰着父亲，挂掉电话后，却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二十万。

我每个月会定期给家里寄去一笔生活费，这些钱足以让父母在老家过上很体面的生活，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笔钱的来源，也习惯性地省吃俭用，并没有多少积蓄。而我，虽然住着豪宅，用着，但那张卡里的每一笔消费，方佩雯的助理都会有记录。我名下，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资产。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身无分文的“富人”。

那一整天，我都坐立难安。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我所有的光鲜，都建立在流沙之上。一旦方佩雯抽离，我将一无所有，甚至无法承担起作为一个儿子最基本的责任。

晚上，方佩wen回来，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少有地露出一丝关切。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她脱下外套，递给旁边的菲佣。

我深吸一口气，鼓起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走到她面前，低声说：“佩雯姐……我妈病了，要做手术，需要一笔钱。”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向她“索取”什么。以往的一切，都是她“给予”的。

方佩雯正准备倒酒的手停在半空，她抬眼看我，眼神里没有意外，也没有同情，只是一种惯常的平静。“多少钱？”

“二十万。”我几乎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点了点头，仿佛在听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知道了。明天我让周助理处理，直接汇到你家人的账户上。”

说完，她便径自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红酒，转身靠在吧台上，轻轻晃动着酒杯，再也没有看我一眼。

整个过程，她没有问一句我母亲得了什么病，严不严重，需不需要我回去看看。她只是在处理一个“问题”，一个用钱就可以解决的、我给她带来的小麻烦。

那一刻，我心里某种一直紧绷着的东西，忽然就断了。

是羞耻，是屈辱，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站在客厅中央，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上门乞讨的乞丐，而她，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施舍者。我们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我一直知道，但从未像此刻这般，被现实刺得鲜血淋漓。

“佩雯姐，”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这笔钱……算我借你的。以后我会还给你。”

方佩雯闻言，终于抬起头，嘴角噙着一抹讥诮的笑意。“小宇，你拿什么还？用我给你的零花钱吗？”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精准地捅进了我最脆弱的地方。

是啊，我拿什么还？我的一切都是她给的。我的人，我的时间，我被塑造出来的“价值”，都属于她。我连一个可以用来偿还债务的独立人格都没有。

我再也说不出一个字，转身快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我靠在门板上，身体不受控制地滑落，蹲在地上，将头深深地埋进膝盖里。

我没有哭，只是觉得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第二天，周助理效率极高地办好了一切。母亲的手术很成功。我在电话里听着父亲的千恩万G谢，听着他对我的“出息”感到无比骄傲，我的心却像被挖空了一块。

从那天起，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一颗关于“逃离”的种子。

我开始更加疯狂地、更加隐秘地学习。我不再去想什么会计课程，而是把目标锁定在了当时正在悄然兴起的互联网和国际贸易上。方佩雯书房里那些最新的商业期刊，她与人谈话时偶尔透露出的商业信息，都成了我汲取养分的土壤。

我像一只准备冬眠的动物，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积蓄着微不足道的力量。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不能一辈子，都做一个靠乞求和施舍来尽孝的儿子。

第4e章 萌发的枝芽

母亲康复后，我的生活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内心深处，某些东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道因二十万手术费而产生的裂痕，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弥合，反而像蛛网般，在我与方佩雯之间那层看似坚固的关系上，无声地蔓延。

我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听话”。

方佩雯似乎对我的这种变化很满意。在她看来，上次的事件可能只是我年轻气盛的一点小波动，现在我已经“认清现实”，重新回到了她设定的轨道上。她甚至在几次酒会上，半开玩笑地对她的朋友们说：“阿宇现在越来越懂事了。”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只能低下头，露出一个温顺的微笑，心里却像被针扎一样。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秘密的学习中。白天，我是方佩雯那个无可挑剔的陪伴者；深夜，当整个豪宅都沉入梦乡时，我房间里的台灯却常常亮到凌晨。我用她给我配备的最新款电脑，笨拙地学习着如何上网，如何搜集信息。90年代末的互联网，信息远不如后世发达，但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关于商业、关于贸易、关于外面世界知识的雨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通过一个老乡，联系上了我来香港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名叫赵磊。他和我一样，也是个不甘于现状的年轻人，几年前去了深圳，靠着一股闯劲，在华强北做起了电子元器件的生意。

我们开始断断续续地通过当时还很稀罕的电子邮件联系。赵磊的邮件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创业的激情，字里行间都是“机遇”、“市场”、“风口”这些让我热血沸腾的词汇。他描述的深圳，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草根的、野蛮生长的世界。

那是一个与我身处的这个精致、有序、阶层固化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方。

赵磊的生意不大，但做得有声有色。他缺一个懂香港这边情况，又信得过的人，帮他处理一些进出口和对接海外客户的事务。他不止一次在邮件里开玩笑说：“阿宇，你要是能过来帮我，咱们兄弟俩联手，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

我看着邮件，心潮澎湃，却又感到一阵无力。我怎么去？我能去哪里？

我开始有意识地将学到的知识与赵磊的生意结合起来。我利用方佩雯的人脉资源，在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场合，旁敲侧击地打听一些行业信息，然后整理好，匿名发给赵磊。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方佩雯和一位做物流的朋友聊天，提到了某个港口政策的变动，我立刻意识到这对赵磊的进货成本有巨大影响，便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他。

赵磊靠着这些信息，避开了好几个坑，生意越做越顺。他在邮件里对我千恩万谢，说我是他的“贵人”和“军师”。

这些微小的成功，像一道道光，照亮了我压抑的生活。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价值，不是来自于穿着什么牌子的西装，不是来自于能背出几段财经评论，而是来自于我自己的头脑和努力。我不再仅仅是一个依附者，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创造者。

这种感觉，让我上瘾。

方佩雯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她安排的一切都毫无异议地接受。有一次，她让我陪她去参加一个艺术品拍卖会，我却以“不太舒服”为由拒绝了。实际上，那天我约了一个香港本地的小型贸易商，想了解一下报关流程的细节。

她没有拆穿我，但那天晚上回来后，她坐在客厅里，等我到很晚。

“小宇，你最近好像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她看着我，语气听不出喜怒。

我心里一紧，知道她起了疑心。“没有，佩雯姐。就是……看书看多了，想出去走走。”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几乎以为她不会再说话。然后，她忽然站起身，走到那个巨大的水族箱前。

“你知道吗？前几天，有一条鱼生病了。”她指着其中一条色彩暗淡的蝴蝶鱼，“我找了最好的水族专家来看，用最好的药，但还是没救回来。”

她转过身，目光穿透我，似乎看到了我内心深处。“有些东西，一旦离开了它熟悉的环境，或者想要改变自己的本性，结局往往都不会太好。”

那是在警告我。

我听懂了。我的心沉了下去，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在她眼里，我任何想要拥有自己人生的企图，都是一种“病”，一种会带来不好结局的“不正常”。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没有顺从地回答“我知道了，佩雯姐”。

我只是看着她，轻声但清晰地说：“可它毕竟试过了。”

方佩雯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很难看。

第5章 笼门的撞击

那次不愉快的谈话之后，我和方佩雯之间的气氛变得微妙而紧张。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我，也开始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内心那个小小的世界。

我们之间，隔了一层看不见的玻璃。彼此都能看见对方，却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毫无芥蒂。

真正将这层玻璃彻底击碎的，是赵磊的一封邮件。

“阿宇，机会来了！我拿到了一个欧洲客户的大订单，但是资金周转出了问题，需要五十万的启动资金。我把房子都抵押了，还差二十万。你要是能过来，我们合伙干，我给你三成股份！这是我们翻身的机会！”

看着邮件里的每一个字，我的手都在颤抖。这不是一封普通的邮件，这是一张通往新世界的船票。赵磊给的不是施舍，是“股份”，是“合伙”，是一个平等的身份。

我知道，我不能再等了。

那个周末，我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一份详尽的商业计划书。我把我这几年学到的所有知识，我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以及我对未来的规划，全部倾注其中。

周日晚上，方佩雯没有应酬，在家休息。我拿着那份计划书，走进了她的书房。

她正戴着老花镜看一份文件，见我进来，有些意外地抬起头。

“佩wen姐，我想和你谈谈。”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沙哑。

她摘下眼镜，靠在椅背上，示意我继续。

我将计划书放在她的桌上，深吸一口气，用我所能达到的最平静、最诚恳的语气，将我和赵磊的计划，以及我的想法，全部说了出来。

“……所以，我想离开这里，去深圳。”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佩雯姐，你当年救我于水火，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记得。我母亲那二十万的手术费，还有这些年你花在我身上的一切，我都会记下来，等我赚了钱，我会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我甚至天真地想，或许她能理解我，甚至支持我。毕竟，我也是她“培养”出来的，我的成功，也该有她的一份功劳。

书房里一片死寂。

方佩雯没有去看那份计划书，她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我脸上。那目光，从最初的惊讶，慢慢变成了失望，最后，凝结成了我从未见过的冰冷。

“所以，你翅膀硬了，要飞了？”她的声音很轻，却像冬日里的寒风，刮得我脸上生疼。

“我不是……”

“你不是什么？”她忽然打断我，声音陡然拔高，拿起了桌上的计划书，随手翻了两页，然后“啪”的一声，扔在了地上。“就凭这个？就凭你那个在华强北摆地摊的朋友？陈宇，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她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失控的怒意。“你以为外面的世界那么容易？你以为做生意是纸上谈兵？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我给你的！我让你学英文，让你看财经，是让你更好地待在我身边，不是让你拿着我的资源，去给你自己铺路的！”

我的心，随着那份被丢弃的计划书，一起沉入了谷底。我所有的幻想，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

“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她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自尊上。

我浑身发冷，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我看着她因为愤怒而微微扭曲的脸，忽然觉得很陌生。原来，在她心里，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只是她的一件所有物，一件被她精心打磨、用来装点她生活的、昂贵的饰品。

我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成长，在她看来，都只是一种背叛。

我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一股积压了数年的屈辱和不甘，在此刻，终于冲破了理智的堤坝。

“是，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我抬起头，直视着她的眼睛，声音不大，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你给了我衣服，给了我食物，给了我一个华丽的住处。但佩雯姐，你从来没有给过我选择的权利。”

“我不想再做你鱼缸里的那条鱼了。”

我说完这句话，转身，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书房。

我没有回房间收拾任何东西。那些名牌西装，那些昂贵的手表，都不属于我。我身上穿着的，还是她买的衣服。我脱下外套，扔在沙发上，只穿着一件白衬衫，走到了门口。

当我握住门把手的那一刻，身后传来了她带着一丝颤抖的声音。

“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就永远别再回来！”

我没有回头。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将那个囚禁了我五年青春的金色鸟笼，和我那段荒唐、压抑、却又无法否认的过去，重重地关在了身后。

门外，是香港潮湿的夜。我一无所有，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第6章 深圳的风雨

离开半山豪宅的那一刻，我身上只有钱包里几百块港币的现金和一部手机。我没有去任何朋友家，而是直接坐上了去往罗湖口岸的末班车。

当我跨过那条分割香港与深圳的界线时，已经是午夜。深圳的空气，没有香港那么精致，带着一股尘土和活力的味道，滚烫地扑面而来。

我给赵磊打了个电话。

“磊子，我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爆发出巨大的惊喜：“操！你小子真来了？在哪儿？我马上去接你！”

赵磊开着他那辆破旧的二手面包车，在罗湖口岸接到我时，看到我两手空空的样子，愣住了。“阿宇，你这是……离家出走啊？”

我苦笑了一下，“差不多吧，净身出户。”

那天晚上，我挤在赵磊租的城中村农民房里。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再也放不下什么。墙壁上还残留着上一任租客留下的污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方便面的味道。

这和我之前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

但我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硬板床上，却睡了五年来最安稳的一觉。

第二天，我把自己身上那件还算体面的衬衫和西裤换下，穿上了赵磊给我的T恤和牛仔裤，跟着他一头扎进了华强北那片电子的海洋。

创业的艰辛，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我和赵磊的“公司”，就是赛格电子市场里一个不到五平米的柜台。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各路供应商讨价还价，在成堆的电子元器件里验货，然后打包、发货。为了省钱，我们自己当老板，自己当伙计，自己当搬运工。

我那双在香港养得白皙的手，很快就重新布满了老茧和伤口。每天累得像条死狗，回到那间小小的出租屋，倒头就能睡着。伙食也很简单，早上是肠粉，中午和晚上基本都是快餐。有好几次，我饿得不行，吃着十块钱的猪脚饭，会恍惚地想起“御品轩”那些精致的菜肴，想起方佩雯家里菲佣做的、连摆盘都一丝不苟的晚餐。

但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每当我看到账户上多出来的一点点盈利，看到赵磊因为谈成一笔小生意而兴奋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我就觉得，现在吃的每一口饭，都比过去的山珍海味要香甜。

因为，这是我自己挣来的。

最难的，还是资金。我带来的那点关于行业信息的“知识资本”，在残酷的现金流面前，显得那么脆弱。为了凑齐那笔欧洲订单的启动资金，我们跑遍了所有能借钱的亲戚朋友，说尽了好话，看尽了白眼。

有好几次，我都想过放弃。深夜里，我会一个人坐在出租屋的楼顶，看着远处深圳地王大厦闪烁的灯光，问自己，当初的选择到底对不对。如果我没有离开方佩雯，我现在应该正坐在半山的豪宅里，喝着红酒，看着夜景，根本不用为这区区二十万而愁白了头。

但每当这个念头升起，方佩雯那句“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这句话，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它提醒着我所受的屈辱，也激发了我全部的斗志。我不能认输。我必须证明，离开她，我陈宇，依然是个人物。

最终，我们还是凑够了钱，订单顺利完成。那一笔生意，让我们赚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我们用那笔钱，租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招了两个员工，公司总算有了点像样的雏形。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抓住了中国电子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生意越做越大。从一个小小的柜台，到一个办公室，再到拥有自己的工厂。我们经历过被骗、经历过货物被海关扣押、经历过合伙人的背叛，但都咬着牙挺了过来。

我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我拼命地学习，拼命地赚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填补内心的某个空洞，才能洗刷掉那段不堪的过去。

我再也没有联系过方佩wen。

我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她是否还会偶尔想起我这个“不听话”的金丝雀。我刻意地不去打听她的任何消息，仿佛只要不听不问，那五年就可以从我的人生中彻底抹去。

直到2004年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电话是香港的李经理打来的，就是当年“御品轩”的那个经理。他后来自己出来创业，也做得风生水起，我们偶尔还有联系。

“阿宇啊，”李经理的语气有些沉重，“方小姐……她出事了。”

第7章 维港的黄昏

李经理在电话里告诉我，方佩雯的公司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几年里，投资接连失利，加上后来一次错误的决策，导致资金链断裂，已经向法院申请了破产清算。她名下所有的资产，包括半山那套豪宅，都被银行收走抵债了。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角那边一间很小的旧公寓里，身体也不太好。”李经理叹了口气，“我去看过她一次，她不肯见我。阿宇，我知道你们当年的事……但不管怎么说，她现在这个样子，我看着心里难受。我想，她可能……最想见的人是你。”

挂掉电话，我坐在深圳办公室宽大的老板椅上，久久没有动弹。

窗外，是深圳蓬勃发展的城市景象。而我的思绪，却飘过了深圳湾，回到了那座曾经困住我，也曾庇护我的城市。

方佩雯。

这个我刻意遗忘了近十年的名字，再次浮现在我脑海里时，我发现，自己心中竟然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是唏嘘，是感慨，还有一丝……不忍。

我恨过她吗？当然。我恨她的控制欲，恨她的高高在上，恨她对我尊严的践踏。

但我内心深处也清楚地知道，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是她，把我从后厨那个绝望的泥潭里拉了出来；是她，逼着我学习，让我开阔了眼界；甚至，是她那句“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成为了这些年激励我不断向前的最大动力。

我和她之间，早已不是简单的包养与被包养，恩与怨，能够说得清的。

第二天，我让助理推掉了所有的会议，独自一人，开车通过了刚刚开通不久的深圳湾大桥，再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按照李经理给的地址，我找到了北角那栋老旧的唐楼。楼道里光线昏暗，墙壁上满是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空气中飘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这与我记忆中，她所处的那个永远光鲜亮丽的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敲了敲门，很久，里面才传来一个沙哑而警惕的声音：“谁啊？”

“是我，陈宇。”

门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就在我以为她不会开门，准备转身离开时，门锁“咔哒”一声，被打开了。

门开了一道缝，我看到了十年后的方佩雯。

她瘦了很多，曾经保养得宜的脸上，爬满了掩饰不住的皱纹。她穿着一件普通的家居服，头发随意地挽着，露出了几缕银丝。曾经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场，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生活磨砺后的疲惫与落寞。

但她的眼神，依然倔强。

她没有让我进去，只是靠在门边，看着我，淡淡地问：“你来做什么？看我笑话吗？”

我摇了摇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到她面前。“这里面有一些钱，密码是你的生日。你先用着。”

她看了一眼那张卡，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一丝自嘲和凄凉。“怎么？陈总现在发达了，想反过来包养我吗？”

我知道，她的高傲，是她最后的铠甲。

我没有跟她争辩，只是把卡轻轻地放在了门口的鞋柜上。“佩雯姐，这不是施舍，也不是包养。这是我还你的。当年我妈的手术费，还有我欠你的……很多东西。”

我看着她，认真地说：“我这次来，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谢谢你。谢谢你当年的收留，也谢谢你当年的那句话。没有你，我走不到今天。”

方佩wen的身体微微一震，她眼中的戒备和冰冷，似乎有了一丝松动。

我没有再多说，冲她点了点头，转身准备下楼。

“等等。”她忽然开口叫住了我。

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她。

她沉默了许久，仿佛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最后，她叹了口气，把门完全打开了。“外面热，进来喝杯水吧。”

我走了进去。房间很小，但收拾得很干净。夕阳的余晖从窗户照进来，给房间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她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们就这样坐在小小的客厅里，一时相对无言。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声音很轻：“我……听说了，你的公司做得很好。恭喜你。”

“运气好而已。”我谦虚道。

“不是运气。”她摇了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柔和，“我一直都知道，你很聪明，也很能吃苦。我只是……只是没想到，你真的能做到。”

她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仿佛在回忆遥远的过去。“当年，我把你留在身边，一开始，或许真的只是觉得你干净、听话。但后来……我承认，我害怕了。”

“我害怕你学会了东西，就会像……像以前那些人一样，离开我。我以为只要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好，让你离不开我，你就永远是我的。我错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她所有行为背后的动机。她不是单纯的坏，她只是一个害怕孤独、缺乏安全感的女人，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去留住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聊了很久，聊了这十年各自的经历。她没有说太多关于自己失败的细节，我也没有多问。我们就像两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平静地叙述着过往。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维港的灯火，一如既往地璀璨。

临走时，我把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佩雯姐，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的公司。我缺一个像你这样有经验的顾问。这不是同情，我需要你的能力。”

我给了她一份工作，更给了她一份尊严。

她看着我，眼眶第一次，红了。

第8章 平等的尊重

最终，方佩雯没有接受我去公司做顾问的提议。

她给我回了一封邮件，信里写道：“小宇，谢谢你的好意。但我这辈子习惯了发号施令，做不来别人的军师。你给我的那张卡，我会当成是你对我过去的投资，未来，我会以股东的身份，看着你的公司走得更高更远。至于我，我还输得起，也想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站起来。”

看完邮件，我笑了。

这才是那个我认识的方佩雯，骄傲、倔强，永远不肯向命运低头。

从那以后，我们恢复了联系，但很有分寸。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一种很特殊的朋友。逢年过节，我们会通个电话，或者发一封邮件，问候一下彼此的近况。她用我给她的那笔钱，在香港开了一家小小的精品买手店，生意不大，但足够她过上体面而安宁的生活。

有一次我去香港出差，约她出来吃饭。地点是我选的，“御品轩”。

餐厅早已重新装修，物是人非，但某些记忆，却永远刻在了那里。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就像当年我第一次作为她的“男伴”陪她吃饭一样。

只是这一次，是我主动为她拉开椅子，是我熟练地点了她爱吃的几道菜，是我在为她斟茶。

“还记得吗？当年我就是在这里，把你从后厨带走的。”方佩雯看着窗外的夜景，感慨道。

“当然记得。”我笑着说，“我还记得，佩雯姐当时说，只要我听话，什么都给我。”

她也笑了，笑容里带着一丝释然。“是啊。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真是又蠢又霸道。”

“不，”我摇了摇头，看着她的眼睛，无比真诚地说，“那句话，其实你给我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它让我认清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相视一笑，举起茶杯，以茶代酒，轻轻碰了一下。

那一刻，二十年的恩怨、纠葛、爱恨，都仿佛融化在了眼前这杯温热的普洱茶里。

如今，我又站在了深圳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对面，香港的灯火依旧璀璨如星河。我的公司已经上市，在业界也算小有名气。我拥有了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财富和地位，但我知道，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己。

我终于明白，方佩雯当年说的“什么都给你”，那是一份沉重的、带着枷锁的礼物。而我，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才学会如何解开枷锁，将这份礼物，变成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财富。

我不再是那只被圈养的金丝雀，也不再是那个需要仰人鼻息的年轻人。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能力，为我的家人、我的员工创造价值。我也可以在方佩雯需要的时候，以一个平等的朋友的身份，向她伸出援手。

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一份平等的、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尊重。

手机响了，是方佩雯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张图片。那是她买手店门口的照片，新换的招牌在夜色中亮着温暖的光，旁边，一盆兰花开得正好。

我笑了笑，回复了两个字：

“真好。”

是的，真好。我们都从那段扭曲的关系中走了出来，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活成了更好的自己。这或许，就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