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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攀峰
黄金龙双手颤抖地打开那个尘封的储物柜,里面除了几本旧杂志和零碎杂物外,空无一物。他多年来不在家,杂志社报社寄回家的作品剪报、获奖证书和作家协会会员证,全部不翼而飞。
黄金龙在马来西亚一家工厂担任高层管理员,一呆就是三年。当他终于有机会回国参加商品洽谈会时,心中既期待又忐忑。三年未归家,他与妻子侯翠萍的关系,早已因为长期两地分居而变得淡薄。
回到家,妻子的接待不冷不淡。寒暄几句后,黄金龙迫不及待地问起他最牵挂的东西——“老婆,杂志社和报社给我发的记者证、作家协会会员证,还有那些获奖证书,都给我拿出来看看。”
侯翠萍听到这话,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你那些东西重要吗?不能吃不能穿,我可能当垃圾扔掉了。”
黄金龙脑子嗡的一声炸了。那些证书和稿件是他半生的心血,是他文学生命的见证。
黄金龙是一个普通的工厂管理员。在异国他乡的日日夜夜,当其他工友下班后去喝酒放松时,他却伏在狭小的宿舍书桌前,将满腔思绪化为文字。
三年间,他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几百篇小说、几百首诗歌。每一次发表,都是他孤独生活中的一缕光亮。
在马来西亚炎热的夜晚,写作是黄金龙唯一的慰藉。他想起新西兰作家路易.埃黎曾说:“我站在黑暗的这一边。我们想迎接光明,其实等同于我们珍惜人生,我们珍惜生命。” 对黄金龙而言,写作正是他珍惜生命、对抗遗忘的方式。
黄金龙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两样东西:一是工厂的生产报表,二是他尚未完成的手稿。在管理好几个车间的繁重工作之余,他硬是挤出了时间创作。
黄金龙获得的各种大赛获奖证书、记者证和作家协会的证书,不仅仅是一张张纸,而是他文学身份的被认可,是他在繁重工作之外的精神支柱。
他不能亲自回国领取这些荣誉,每次都是妻子侯翠萍代收。黄金龙曾想象过,有朝一日回国时,摩挲着这些证书,向朋友自豪地展示自己的文学成就。如今,这一切随着妻子轻描淡写的一句“当垃圾扔掉了”而化为泡影。
作品不被最亲近的人珍视的痛苦,同样刻骨铭心。
侯翠萍无法理解丈夫对文学的执着。在她看来,写作既不能养家糊口,也无助于改善生活条件。她的现实主义态度与黄金龙的理想主义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
“写作这东西不能养家糊口,一点用都没有,还不如想办法挣钱好。”侯翠萍的这句话道出了两人根本性的分歧。对她而言,物质生活的改善远比精神追求来得重要。
黄金龙的痛苦,不仅源于珍贵物品的丢失,更源于夫妻二人世界观的距离。
当黄金龙声嘶力竭地喊出“你当垃圾扔了,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时,他表达的是一种身份被否定、存在被抹去的深刻恐惧。那些证书和稿件是他半生努力的见证,也是他未来职业发展的凭证。
黄金龙曾幻想过,如果不再在马来西亚工作,他可以拿着记者证去采访,凭借那些获奖证书证明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现在,这一切随着妻子的不屑一顾而烟消云散。
对黄金龙而言,他失去的不仅是实物,更是与文坛保持联系的纽带。
黄金龙与侯翠萍的关系,因长期两地分居已经产生了裂痕。证书被丢弃事件,不过是这种隔阂的集中爆发。黄金龙失望的不仅是证书的遗失,更是妻子对他内心世界的不理解。
黄金龙在海外辛苦工作,本是为了家庭生计,但却因此与妻子产生了无法弥合的精神鸿沟。他的文学创作,原本是连接他与故乡、与妻子的精神桥梁,如今这座桥梁却崩塌了。
黄金龙一句话也不想说。沉默背后,是深深的无力感和幻灭感。他意识到,有些裂痕,或许永远无法修复。
黄金龙失去的证书或许再也找不回来,但他心中对文学的热爱是否也会随之熄灭?在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之间,他是否会找到新的平衡点?答案只有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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