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剑锋：我国高素质、高水平的律师太少

以下文章来源于海上法学院 ，作者潘剑锋

潘剑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司法部相关信息显示，截至2025年7月，我国律师人数已经接近84万，而2000年，律师人数约为15万。这意味着自本世纪以来，我国律师年均增长率为7.15%，特别是近六七年间，律师的增长速度更是保持在10%以上。这一数据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发展迅猛，但也引发公众关注：律师数量的增长速度与我国社会发展的状况是否相适应？

近年来，律师行业面临诸多挑战，不仅招揽业务困难，客户支付律师费的意愿也有所减弱，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收入相应下降。最近两年，律师行业竞争更为激烈，人们在寻找问题的根源时，不禁质疑我国律师是否已经过剩。

然而，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律师人数与人口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律师总量并未明显超出社会需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除了社会经济等基础性原因，以及国人聘请律师意愿不强等因素，关键在于我国高素质、高水平的从业律师太少，而业务能力一般甚至欠佳的律师比例偏高，造成律师队伍的结构性失衡

观察社会司法实践，多个新兴、特定领域均面临律师人才短缺的情况。首当其冲是涉外领域，涵盖跨境投资、并购谈判与对应法律文书的制作、诉讼代理、国际商事仲裁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与我国企业合作所涉及的各项法律业务等。相关信息显示，全国能胜任以上业务的律师不足1000人，且介入程度也有限，哪怕是中国企业需要聘请律师，往往也考虑外国律所。即便有中国律师参与，多数也是作为助手或者仅做配合工作。其次，是知识产权、金融证券领域。由于知识产权业务涉及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等知识，而多数律师是法学出身，即使有相关知识背景，通常也谈不上精通，很难达到一些知识产权高端法律业务开展的要求。而金融证券相关的法律业务，要求律师对金融证券知识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包括掌握高等数学、会计学等知识，普通律师对此往往力有未逮。第三，新兴产业领域。传统法律服务已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不仅立法存在滞后或者缺乏针对性，熟悉相关技术的专业律师也极为稀缺。最后，随着企业破产案件逐年增多，律师介入破产案件的需求持续增长。但企业破产案件相当复杂，不仅需要考虑诸多社会、政策问题，还涉及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交叉，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破产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都是复合结构的，法律主体呈现多元化态势。实践中，不少律师以清算管理人的角色参与到破产案件中，这与传统律师只代表且仅维护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极为不同，因此，破产业务领域同样欠缺称职的专业律师。

如何解决律师队伍结构性失衡问题，破解高素质律师人才匮乏的困局？笔者认为，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高素质、高质量人才欠缺是各行各业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光靠教育培养是不够的，还要依赖天赋与机遇的把握，难以一蹴而就。因此，解决律师行业结构性失衡需要立足长远，制定长期规划，在选拔律师时，尽可能吸纳基础素质优良者，不可急于求成，否则只会降低律师从业人员的整体水平。

结合有关建议和我国法学教育的实践情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尝试探索。首先，建议适当降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的比例。自司法考试改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以来，通过率持续维持在20%以上，过考人数逐年增加，在所有的法律职业中，律师行业的从业门槛无疑是最低的。在此背景下，很难实现律师队伍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数比例迅速攀升。其次，司法行政部门和全国以及地方律师协会要有计划地遴选具备良好基本素养的律师，让他们参加国家或行业协会组织的专项培训。比如，开展知识产权、金融证券、破产业务、法律外语（英语）等针对性的律师业务培训。培训时间可考虑设置为半年至一年，或者分为两期，每期三个月至半年，采取集中脱产培训的方式，并提供实践机会，辅以两至三项具体业务，提升他们的实操能力。以往有人建议法学院校开设“法律+X”的复合课程，一些法学院校也尝试给法科学生设立“法律+X”项目，但由于执行力弱，难免流于形式，个别项目甚至没有实际落地。唯有培训者实际投入、参训者努力学习，才有可能达成预想的目标。第三，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应更多关注涉外人才的培养，除了举办上述专项培训，还应积极协调相关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为具有优秀基础素养的青年律师提供境外学习和实习的机会，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化解律师队伍的结构性失衡，还应从源头选拔和专业化培养两方面精准发力，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

本文来源：“海上法学院”公众号，原文标题为《学者评论丨潘剑锋：律师从业人员结构性失衡如何扭转》，发布时间：2025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