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王贻芳没人在意什么诺不诺奖我们科研人员整天想着当官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来了。

2025年10月6日，因在防止免疫系统伤害身体的外周免疫耐受方面的突破性发现，玛丽·布伦科（Mary.E.Brunkow）、弗雷德·拉姆斯德尔（Fred Ramsdell）和坂口志文（Shimon Sakaguchi）共同获得了202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该奖项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834万元），由三人共享。

“他们的发现对我们了解人体免疫系统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我们不会患上严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诺贝尔委员会主席Olle Kämpe在新闻发布中评价。

然而，国内这么多院士为什么获得不了诺贝尔奖，中科院院士王贻芳的看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帽子满天飞，年轻的科研人员，从博士毕业以后，就在追求这个帽子。从博士后（开始），他就要能够得个什么博士后的奖，然后将来要得个优青，要得个杰青，然后再一步步上去...对他的奋斗目标，不是真正的一个科学的追求，而是为了显示‘我是一个科学家’。他需要通过一些外部的认可对自己能够有一个交代，甚至对周围的环境，包括对他的单位有一个交代。

但是呢，国内外科学家对诺奖没有那么在乎，大家都说，哎，你得个奖很好，不得也没关系的。这个环境啊，评价标准过于单一。

比如，中国作家麦家称，我们不要太在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很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学作品不好。相反，我们能看到，近些年中国的文学作品丰富多彩，中国的优秀作家层出不穷。但任何奖项都会带有感情甚至政治色彩，诺贝尔文学奖它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评判标准的。

在国外，谁都不太知道谁是院士，走到哪跟大家一样坐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主席台，也不会有前面的位置，甭管你是谁，哪怕你是诺贝尔奖得主，大家知道你是，出场的时候也没有人会介绍，就是一个科学家，大家都平等...

不过，“我们现在的科研人员，整天想着当‘官’，拿‘帽子’，而不是静下心来好好做研究。”

当下科研界，“帽子”满天飞。从“青年千人”到“长江学者”，从“杰出青年”到“院士”，各种人才头衔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帽子体系”。这些本为激励科研人员而设立的荣誉，在实践中却逐渐演变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指标。有统计显示，拥有“帽子”的科研人员获取的经费支持往往是普通科研人员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这种资源分配的严重倾斜，导致大量科研人员将精力从实验室转向“帽子”争夺战。

在头衔文化的侵蚀下，科研生态出现严重扭曲。年轻科研人员不再讨论科学问题的精妙与深度，而是精心计算每一步职业跃迁需要满足的“帽子”条件。

一位刚回国的青年学者坦言：“我导师直接告诉我，头三年最重要的不是做出突破性成果，而是拿下‘青年拔尖’人才称号，否则后续发展举步维艰。”这种“头衔优先，科研靠后”的价值观正在大面积蔓延。

更为严峻的是，头衔与资源的强绑定催生了学术界的“马太效应”。一旦戴上某顶“帽子”，项目、经费、团队便接踵而至，而那些没有头衔的科研人员即便有卓越想法也难以获得支持。某高校教师透露，该校内部项目评审中，“是否有人才帽子”已成为潜在打分项。这种以头衔论英雄的评估机制，正在扼杀科学探索应有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王贻芳院士指出，这种异化现象的背后是科研评价体系的简化和僵化。当学术机构将人才头衔数量作为彰显自身实力的“硬指标”，当管理部门将“帽子”数量与资源分配直接挂钩，科研的本质便被功利主义所裹挟。科学探索本应是自由、多元、充满不确定性的智力冒险，却被简化为一场对头衔的功利性追逐。

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重塑科研价值观，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帽子放下帽子。一方面，需要改革评价机制，建立以实际贡献为导向的多元评价体系，弱化头衔在资源分配中的权重。另一方面，科研人员自身也需要内省，铭记真正的学术尊严来自对知识边界的突破，而非头衔的光环。

在追求真理的科学道路上，头衔应当成为科研贡献的自然延伸，而非功利追逐的目标。当更多科研人员能够静心于实验室而非奔波于各类评审会场，当学术机构能够因突破性发现而非“帽子”数量而自豪，我们的科研生态才能真正健康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