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确定国名，张治中建议减掉2个字，毛主席：我同意

“1949年6月的一个闷热午后，张治中轻声说：‘主席，国号里这个“民主”能不能省？’”会场里电扇呼呼作响，临时挂起的麻布窗帘挡不住阳光，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铅笔，抬头看了他两秒，随后点了点头。这一瞬间，国名的最终版本尘埃落定，后来熟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这样写进了历史档案。

要理解张治中在那张长桌旁一句话的分量，还得把时间拨回到1890年。那年他出生在安徽巢湖的渔村，穷得只穿得起打补丁的粗布衣。十四岁开始四处跑船，耳边终日是橹声和浪声。辛酸没有压垮他，反倒磨出了韧劲。二十岁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把“想活，就得读书、得练兵”当成口头禅。成绩好到校方直接写信给孙中山推荐，这才有后来黄埔军校的代理总队长一职。

1924年，在广州张治中错过了毛泽东的那场黄埔演讲。毛泽东到校门口才被告知，总队长带队北伐去了。此后恰好二十年，两人几乎没有交集，直到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两位中年人终于面对面。张治中喜欢直来直去，当晚他对毛泽东说：“当年没听成那场课，今天算是补上了。”毛泽东哈哈大笑：“补课不嫌晚。”轻松一语，两人迅速拉近距离。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主动请缨，率兵死守上海。他曾四次给远在英国的女儿写信，催她退学回国，“倭寇不灭，何以为学？”在前线他体会到枪炮之外的真问题——政权割裂、路线对立、民心不稳。于是他格外珍惜与周恩来的通信，每逢休整，他都会像给兄长写家书那样汇报战况：“和平，才有下一场胜仗。”这种心态让他得到一个外号——和平将军。

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九千多新四军官兵被围攻。张治中愤怒地在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拍桌子：“自家兄弟，怎么能背后开枪？”会后，他把一篇谴责文稿递到蒋介石办公室。蒋只是冷冷一句：“军事行动不必多言。”张治中心灰意冷，决定把精力全部押在促和上，他相信谈判比刺刀底下的屈服更可靠。

1945年8月，重庆机场刮起北风，张治中奉命接毛泽东一行。安全问题万众瞩目，他把自家桂园让出来当住处，自己搬到招待所。一位随行记者悄悄问他为何如此周全，他撂下一句：“留客要先安家。”谈判持续四十三天，火药味时浓时淡，每逢僵局张治中就端着茶壶往两边跑：“缓和一下嗓子，再缓和一下情绪，很有必要。”最终“双十协定”签字，那把茶壶见证了整个过程。

转眼1949年春，国共和谈陷入尾声。周恩来知道张治中左右为难，劝他留在北平：“来都来了，别再回南京替人挡枪。”张治中先说“家人未移，难安心”。两周后，他的妻儿被秘密护送到北平郊外的四合院。门一推开，孩子扑进他怀里，他愣了半晌才喃喃一句：“这才是真正的依靠。”从此站到新中国一边。

6月，中南海勤政殿内，制宪协商会围坐讨论国名。最初草案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听了一会儿，记下一个问题：国号需响亮简洁，他觉得“人民”和“民主”含义有交叠。会议进入自由发言环节，他缓缓起身：“共和二字，本身就说明了民主原则。’民主’一词再放进去，既重复又累赘。”话音落，室内静了十几秒。毛泽东把手里的半截烟摁在烟缸里：“同意，就照张先生的意见办。”大家相继点头，没有再争。

国号之后是国旗方案。审查会展示了几十幅图样，其中一幅用黄河剪影贯穿红底，毛泽东觉得富有象征意义。张治中却皱眉：“一条弯曲的带子横在中央，看上去像把旗子割开，容易让人联想到分裂。”他把另一幅五颗星设计递过去：“简洁、聚拢、同心。”毛泽东沉吟片刻，朝工作人员摆手：“再研究，但这个意见要记住。”几天后，五星红旗成为定稿。

张治中此后出任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依旧保持一身旧军装的习惯。他常常自嘲：“换过立场，但没换性格。”1955年授衔典礼结束，军乐队走远，他独自站在台阶上看着飘扬的红旗，低声念了两句宋人词：“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意味深长，却无人再问其详。

在那个决定国名的夏天，张治中的一句“删掉这两个字”，不仅让国号更加凝练，也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共和国的缔造史。他不曾指挥过解放战争的任何一场战役，却以和平将军的身份，给新中国留下了一处不可替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