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杰中将晚年回忆: 180师的失利，郑其贵难辞其咎，被撤职不冤

在人民军队对外作战的历史上，志愿军180师是一次极为悲痛的教训，成建制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一度还传出全军覆没的消息，以至于毛主席多次致电志司：180师情况如何？甚以为念。

原本入朝时拥有11300余人的180师，战后归建仅剩4000人左右，虽没达到惨遭全歼的程度，但短时间内失去战斗力，士气也为之受挫。

为搞清失利的具体情况，中央很快将相关责任人召回北京，第三兵团实际指挥员王近山、下辖的三名军长都被毛主席单独召见。

180师直接隶属60军，因而60军军长韦杰的心里最忐忑，主席跟他的聊天内容也越长。

让韦杰没想到的是，主席对60军并无过多指责，相反还进行了一定的安慰。不过主席着重批评了两个层级的指挥失误，并直言180师师长不宜继续带兵。

主席这番话让韦杰铭记于心，晚年撰写回忆录时特别记述在内。往后的几十年里，韦杰也在不断思考、反省此战失利的原因，最终总结成七条教训，里面比较详细地从多角度进行分析。

那么，当年的战败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

一、主席的评价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王近山最先被要求回京，本来他想第一时间去解释，但被告知让他先等着。

就这样忐忑不安等了7天后，王近山才接到会见通知，他陈述了自己亲历的经过，又说出自己在朝鲜每天都会写日记，详细记录了交战双方的情况及每天的变化。

当王近山表示责任全在自己时，主席不置可否，只是让他先派人把日记取来。同时又要求第三兵团的3个军长回京，一周一个，回京后，不许先见家属。

这个安排，让首先被点名回国的60军军长韦杰心中惴惴，他准备好了很多材料，见到主席后刚要开口讲，就被打断：“你是前线指挥员，我是后方指挥员，咱们都是指挥员嘛，有什么就说什么。”

韦杰的紧张瞬间消散不少，他就把自己所知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当说及180师的伤亡数据时，他还是难以控制地哽咽道：请求主席给我处分。

主席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180师的事情，各级都有责任，志司早先在电报中已经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你来北京前，志司又来报告，说他们感到惭愧，要以悲痛的心情来总结教训。要说志司有责任，军委也有责任，我也要总结。”

韦杰还是沉痛检讨：军部没有认真分析，将兵团互相矛盾的命令传达下去，也是我们的失误。

主席没有再细究，话锋一转问：180师师长郑其贵这个人怎么样？他原来是哪个部队的？

韦杰如实回答说郑其贵跟自己同年参加红军，然后简单做了一下介绍。谈及到郑其贵在第五次战役的表现，韦杰还是很中肯地评价：

“郑其贵有问题，我这个军长也有责任。郑其贵对于军部和兵团的命令，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是好的。但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他应变能力不足，危急情况下不够果断，处置不够坚决。”

主席神情凝重地说：看来，郑其贵不宜、也不能再担任军事指挥员了，应予以撤职。不过他毕竟也是老红军，今后安排其他工作吧。

顿了顿，主席又特别对韦杰强调：你回去后，要认真发动大家总结教训，尤其是郑其贵，必须检讨，他的责任不能推掉。

因为这次谈话，韦杰的心情不再那么沉重，可后来组织对180师一些指战员的处置，却让他非常难过。

他觉得180师大多数指战员还是英勇的，因此在彭老总严厉批评之际他说：把板子都打到180师身上是不公正的，不能全怪郑其贵。可惜他的话没起到什么作用。

后来韦杰一直想要让更多人能全面看待180师，因而他多次发声，并在回忆录中用了很大篇幅描述。

他总结了180师失利的7点原因，从中可以看到另一个角度的180师困境。

二、韦杰的看法

作为60军军长，韦杰其实在第五次战役中非常尴尬，他手里能指挥的部队，从来就没有一个军。

在进攻的第一阶段，60军是兵团的预备队，没有特别重要的作战任务，但到了1951年5月16日进攻的第二阶段，60军被拆成了三份——179师调归15军前往大水洞方向作战、181师调到加里山方向加强12军攻击力量，韦杰手里仅剩一个180师。

明明60军是兵团预备队，是需要在胶着之际冲上去改变局势的，为何兵团还要将他们拆分？没办法，战前王近山想要完成的目标太大了。

可实际打起来后却发现没那么简单，连歼灭面前之敌土耳其旅这个小目标都未完成，这让王近山有些急了，就将60军拆分来加强两支主攻部队的力量。

客观而言，这个安排很有问题，一个180师是没办法为整个兵团兜底做预备队的。而且既是预备队，180师本应在安全位置随时准备策应，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是继续向前。

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兵团是没有预备队的，一旦出问题，难有机动力量增援。很不幸，最后问题就出在180师身上。

5月19日，韦杰突然又收到兵团电报，180师归兵团直接指挥，这让韦杰有点懵，唯一一个师也被抽走，他手里只剩300多人的工兵营，几乎等于光杆军长。

但他也只能执行命令，此后的三天里只能做些转达电报、收集敌情之类的琐碎事。

5月21日，因粮草难以为继，志愿军的进攻宣告结束，第三兵团致电韦杰：“60军3个师归建，并担负掩护全兵团向后转移”。

由于三个师相距甚远，韦杰只能迅速部署，让181师北撤充当预备队，179师和180师则北渡北汉江，在春川西北区域建立防线，在志司规定的5月23日晚统一行动。

令人诧异的是，志司已下达统一撤退的命令，却自己又单独给39军下令提前一晚撤，这导致第三兵团也单独命令麾下15军提前一晚撤。

原先63军、180师、15军在冲过北汉江的同一条战线上，15军一走，180师左翼变得空虚，只能跟63军互为倚靠。

可到了23日那天，180师接连收到两个噩耗，一是第三兵团突然下令，要求各部必须等运送完伤员再转移，这代表着180师的任务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也将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撤；

二是63军因发现美军，没打招呼就走了，180师成志愿军在北汉江以南的唯一突出部，这个时候，180师的命运就看几位指挥员的抉择了。

韦杰后来在回忆录总结失利的七点原因，有一点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未能果断地、沉着地指挥部队坚决突围，因而使全师遭到重大损失。”

当180师察觉到63军已经撤退后，师部有人提醒应立即作出反应，郑其贵却认为没有接到兵团和军部命令，不能贸然行动，他说“敌人不可能有大的反击”。

等后来北撤途中，郑其贵也总是在等待命令、按照命令机械行事。

比如5月26日那天，师代政委吴成德听到北边的山上枪声不断，就问怎么北山打枪？郑其贵让他放心，说那边是179师。结果没走多远，敌人的炮就打过来了，毫无防备的180师伤亡惨重。

对于突围路线，郑其贵的选择也很奇怪，没有沿着公路坚决往外打，而是选择走山路，这样耽误了不少时间，还消耗指战员的体力。

当部队四周都是敌人后，郑其贵又下令砸毁电台、分散突围，导致联络中断、力量减少。所以韦杰说得没错，郑其贵确实有责任。

而韦杰另外总结了六点原因：一是作战指导上有错误，胃口太大却没做好充足的准备；二是兵力太分散，没能形成拳头也没有足够的机动部队应变；

三是指挥不严密，与友邻协同失调，一条战线上的几支部队都各打各的，互相没个照应；四是阻击阵地选择不当；五是通讯联络没有保障，上级几次在关键时刻断开联系；

六是后勤保障能力差，进攻的最后阶段粮食已经不够，突围阶段180师饿倒了不少人。

仔细来看，韦杰说得这几点都很有道理啊。另外，他还说180师“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许多指挥员表现出英勇顽强，坚决勇敢，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是当初的事实，也是韦杰对老部下的一种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