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三名元帅的上级，一个弟弟后成国家主席，一个弟弟后成上将

“1927年3月31日16时，’闇公，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看守推门时问。”短短一句，定格了彼时四川相国寺牢房里的肃杀气氛。不到半小时，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被押赴刑场。枪声扑灭了他的生命，却点燃了整个巴蜀大地的燎原星火。

话得往前倒。1898年，重庆江北嘴，还没修起今天鳞次栉比的高楼，一户杨姓人家迎来了第四个男孩。父亲杨宣永是乡贤，不囿旧礼，聘私塾，也送孩子赴新式学堂。兄长们常把《民报》塞到闇公手里，他读得津津有味，“国不昌，士何为？”一句就烙在心底。

闇公十五岁投考护国军教导团，不久又加入国民党。时代风雨骤急，他却跃进漩涡。1917年东渡日本，东京正值“二月革命”消息传来，留学生议论纷纷。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书摊上摆着，闇公翻几页便爱不释手。他牵头办“读书会”，夜以继日辩论社会制度，连日本警视厅都盯上这群“中国激进分子”。一次清晨突袭，他被捕入狱。狭小牢房里，他抄写《共产党宣言》自学德文，方便“对原著不走样”，他的倔强由此可见。

1920年冬天回渝，他没有先回家，而是直接扑进沙坪坝的进步社团。重庆、成都、绵阳，几乎每座码头都有他散发传单的身影。短短三年，四川党团组织从零扩至上千名成员。中央随即电示：“川省形势，可为各省楷模。”这纸电报，打开了闇公通向更广阔舞台的大门。

1925年，闇公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旋即出任重庆地执委书记。不久朱德、刘伯承回到四川，陈毅亦从上海抵渝。四人商议成立“军委会”，推闇公为书记。朱德笑称：“打仗我拿手，指路你最清。”刘伯承干脆将入党申请书递到闇公手里。谁都没想到，几年后这三位会升为开国元帅，而他们眼前的“领队”却再无追封军衔的机会。

顺泸起义是一次关键考验。1926年12月5日凌晨，闇公手捧地图，用红笔把江津、泸州之间的伏击线圈出。“先封江口，再取泸县，川军就动不了了。”朱德点头称赞。战术设计精细，队伍往前推十几里时却因军阀倒戈被迫撤离。历史学者多用“失利”形容，但刘伯承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若无顺泸探索，南昌起义难有先声。”一句评价，把闇公放到了中国革命军事实验室的第一排。

革命高潮越涌，叛徒也随之而来。1927年春，组织安排闇公暂避武汉，他却坚持留守重庆：“烈火里才能炼钢，四川不能没主心骨。”几天后，刘伯承在叙府收到密电，急令撤退。电文还没转发完，刘湘部就包围了闇公租住的民房。审讯时，有人劝他写悔过书；闇公抬头瞥一眼，“给国写，给民写，给军阀不写。”这是他临终前最后一次表态。

枪响之后，同志们连夜把遗体迁到相国寺。德国传教士洛夫用旧式相机为他拍下一张照片：双目微闭，棱角分明，下颌仍带着倔强。底片在战火漂泊多年，1950年才由红岩英烈纪念馆收藏。看过原片的人说，“像一团未熄的火”。

这团火烧进了杨家血脉。1907年，五弟尚昆出生；1938年，十二弟白冰参军。闇公牺牲后，兄弟俩一年到头翻阅他的遗物。有一次尚昆在延安枣园值夜班，毛泽东问：“听说你有个四哥，挺了不起。”尚昆答：“他教我背《国际歌》。”毛主席摆手笑道：“继续唱下去，就行。”短短问答，胜过万字嘉奖。

尚昆早年主抓中央军委机要，西柏坡作战会议记录大多出自他手。1959年主持国防科研，戈壁无人区第一颗原子弹模拟试验，他在指挥帐篷里五天没合眼。1988年，当选国家主席时，他在就职讲话里提到“牺牲在1927年的兄长”，话音虽轻，台下众多老将却默然起立。

白冰不同，他是军中政工高手。百团大战里，他跑遍各路纵队，拉家常、写标语，部队士气稳得很。第二次授衔，他被评为上将。有人好奇他为何没评更高军衔，他淡淡一句：“四哥的星我替不了。”

川中民间素有“一门五忠烈，万里共长风”的口头传。杨氏十二兄弟里，有八人牺牲于战火，剩下的也几乎把一生交给了共和国。把视线拉回闇公本人，他留下的手稿只有薄薄几册：《四川斗争形势》《军队与群众》《反帝宣传提纲》。篇幅不长，字迹却极为工整，每页页脚都写着“须复核”三字，可见严谨习惯。

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闇公的角色像一座被战史忽略的桥梁：一端连接四川地方运动，一端通向全国武装起义。没有这座桥，东征西讨的红军很难迅速铺开西南路线；没有这座桥，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会师或许会晚来几个月。历史不做假设，却给出了线索。

遗憾的是，闇公牺牲时还未加入中央领导层，后人只能在地方档案里寻找碎片。也正因如此，他的事迹少了光环，多了质地。粗粝、直接、带着火药味，这或许才是那个年代真正的底色。

如今提及“他曾是三名元帅的上级，一个弟弟后成国家主席，一个弟弟后成上将”，不少读者会惊叹家族荣耀。但如果翻开闇公的狱中日记，会看见一句淡淡的标注：“革命自有后来人，莫计身后事。”这才是他留给时代最硬朗的注脚——位置终有高低，生命却可选择向火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