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小弟”转岗发行，我用3年把片区业绩从700万做到2000万

文/张琦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文约3500字，预计7分钟阅读完毕

商务君按：从“前台”干起，张琦已经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简称“译文社”）工作了16年。现在，他是译文社运营中心副主任，既要负责发行业务，也要管理团队。前不久，张琦入选2025年度桂冠童书“百强名单”·童书代言人，自称不善于写作的他，用真诚的文字回望了进入出版业的16年：当过修复印机、换水、送文件的“前台小弟”，对总编办文字、文档类工作也得心应手，转岗发行后3年时间把片区码洋提高了1300万，当然还有那次惊动行业的书展求婚……如今，出版发行工作发生巨大变化，像所有奋斗在一线的出版从业人员一样，张琦看似平凡普通的工作和生活也已悄然改变。

收到写稿邀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忐忑——我的文字在这个专业领域就是幼儿园水准，回望自己的一年又一年，似乎也乏善可陈，只是一个平凡人在做着平凡事罢了。

足足浪费了一周时间才有勇气打开word文档敲击键盘，是因为最近身边突然有年迈的亲人无法说话动弹、有同龄的友人不幸辞世，一个念头——且活当下，写了总比没写强，也算是给自己16年工作的一个阶段性小结。

入行，成为一名合格的“前台小弟”

本人“85后”，祖上三代户籍都在上海，蒙荫从小到大比上不足，小康有余。高中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大学顺道就读了上海理工大学编辑出版专业，4年“不学无术”，有愧于众多来校给我们授课的出版界前辈们——比如少年儿童出版社的某任社长，上海远东出版社的某位前总编辑，等等。不过总算是顺利毕业，貌似还拿了个当年的上海市大学生创新项目三等奖——依稀记得那时跟导师和几位同学研究的课题大致是“基于辞海的网页化专业词条呈现模块开发”。

毕业前投了3个岗位，一个是一大会址讲解员——被招聘老师当场劝退，说我只有一个普通话一甲是合格的，其他条件pass，人家虽然来校招，但实际要的是专业人士。另两个倒是都挺好运，给了就职机会——某国家一级图书馆情报研究所职员，译文社的文秘工作。

于是，在2010年，毕业的第二天，我光荣地成为译文社的“前台小弟”——岗位说明书上写的确实是文秘，但我的第一个工位也确实是在上海市福州路图书大厦16楼译文社前台，并且一坐就是两年半。工作内容其实也挺杂的——修理复印机、给饮水机换水、写通稿、敲饭票、跑上跑下给各位“大佬”送文件、整理归档每月的出版物光盘文件，等等。

我一直感恩一位前辈——时任译文社总编办主任顾生根老师，一个与国同龄的老党员，一个至今不肯放下纸笔，76岁还奋斗在出版审读岗位上的“老法师”。在他身上，我一直能感受到那份对出版事业的初心和热爱。或多或少，他是影响了我的，这些年工作生涯几次差点“触礁离岸”，可能也因为他最终没有“离”成。

“前台小弟”有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人头熟——每天上、下班主动说“早上好”“下班再见”，大概也有200来回了。所以在2012年，借着混了个脸熟，社里有将近20位同事协助我在上海书展来了个没有报备组委会的“快闪”——求了个婚。摄影师是市场部和出版科的两位大哥；帮我搞定12个和我等身高的人型立牌的是美编室的两位姐姐；会场当天布置路线、负责联络、拿着我的立牌并送出一朵朵玫瑰花，最终将大家引至译文社展台让这个“快闪”成功的是我的“中国好同事们”。虽然整体idea是我想的，但最后因为没报备组委会，突然引来大量客流，媒体蜂拥而至采访拍摄，吃了批评替我“背锅”的是社领导们。

顾老师是我一直不敢认作师父的人，因为他辈分太高。真正意义上在总编办教我实操业务的是阮晨和王晨两位师父。一个教会我总编办所有文字、文档类工作以及管理各项编辑实务；一个则把重印书制作、新书申报建档，书号、CIP、电子数字备案申领等工作都陆续交给了我。我自认为没让两位师父太过失望，王老师退休的时候大致上总编办三分之二的工作内容我都能一个人安排妥当。阮老师除了一直诟病我文字功底较差，写报告要修修改改，好像也还是很放心在她休假的时候把其余工作全权交由我处理。

我在总编办的8年，说到底还是深受各位老法师们庇护的，这或许就是传统出版业的传承，我的的确确受益并感恩于此。

转岗，3年时间把片区码洋提高了1300万

我在译文社工作的第8年年末，发生了两件改变我职业规划的事——30岁生日那天，儿子张一一出生了；2017年下半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对发行业务进行了改革，发行归社，出版社自负盈亏。

作为一个男人，我有时会和年轻的同性后辈讲，“三十而立”这种话千万别当真，千万别冲动立flag。但如果真的立了，就算再苦再后悔也要挺住！

前半句话，我就是最生动的例子——为了不让儿子长大以后说我没为他奋斗过，全靠祖上庇佑，我转岗做了发行。后半句话，至少我目前还挺得住就是了。

转岗那年其实还是幸运的，虽然一切从零开始且没有所谓的师傅带徒弟，当年独身闯江苏却是很快认识、结交了一批同仁，有些浸淫发行行业多年，有些跟我一样也是“愣头青”——但他们大多或是给了我一些行之有效的建议，或是与我结伴一起不撞南墙不回头地“干就完了”。

诚然，那年的发行业务还是踩在了时代红利的尾巴上，只要踏实、肯干、脑子不笨、相信付出总有回报，业务量总归是能上升的。虽然那时候电商平台已经崛起，但地面条线的业务还是有可为的——翻地皮，精耕细作，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沟通并及时反馈。现在回想，大概一年的时间里，我有90多天都在出差，总算是跑全了“江苏十三太保”各自的大本营以及30多个县级市。信息员是不存在的，我既是业务员也是信息员，3年时间里，我把社里江苏片区的业务从700万码洋干到了2000万码洋。

上了些年岁的“老发行”都清楚，江苏历来是童书出版销售的重镇，时代红利尾巴上的那几年更是风头正盛、百花齐放。2018年我社成立了童书编辑室，第一套打响全国的产品就是“E·B·怀特”系列丛书注音版，尤以《夏洛的网》注音版3册为重。我的第一个单片区年度发行量过10万册的产品也就此诞生——得益于产品本身过硬的内容，也有我自身不断与渠道沟通的努力，从选题构思开始我便有幸加入，因此从产品形态到销售政策，营销及首发的手法等各方面我都参与过讨论制定，信心也慢慢积累起来了，最终开花结果。从那时起便觉得发行业务的工作形态势必需要转变，给自己增值赋能的方向便是产品经理这个定位——发行业务需要不断扩充自己的工作内容，选、编、印、发、营、售，从头至尾参与其中。

升级，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不断适应和学习

好景不长，疫情很快就来了。业务工作上的交流更多是用微信，QQ、腾讯会议这些线上工具完成的。这3年不但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工作习惯，改变更多的是大多数人获取信息、消费购物的方式，这种改变也确实影响了出版业。从微信公众号到抖音、小红书；从传统电商到新媒体带货，在“老底子”——零售陈列、馆配团供、校园签售——没丢的情况下，不断接受并学习新事物，新销售模式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无论是传统电商平台还是新媒体，直播在当时成了新鲜玩意儿，我也尝试过，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为某新华平台精心策划的译文社专场，计划播两个小时，但因为各编辑室同仁的鼎力相助，那天整整播了3.5个小时。复盘销量，那场直播的销售额接近3万码洋，在同时段同产品线里榜上有名。另一次是刷着健康码去拜访某位客户，本来是临近年底要账去的，没成想被客户“拉壮丁”临时助阵，播了近一个半小时，讲解了译文社10多种童书，结束后深感自己知识匮乏、言语粗糙，临场反应也太过一般。

张琦（左）在直播

挺过3年后的又3年，因缘际会，我的工作内容也从只负责自己片区的业务转换为既做自身业务又要负责团队。大环境依然严峻，“螺丝壳里做道场”变成了工作常态，“蚊子苍蝇都是肉”，每块肉都成了必争之地。3年里，社里的销售任务起起伏伏，幸好我们团队无论如何每年都撑住了其中三分之一的体量。

生活还在继续，工作也是，出版发行工作我觉得依然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的工作底色是不该有所改变的，出版初心也不曾改变，要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一条是求变，变则通，通则达，我们需要及时应对读者阅读习惯、消费结构的变化，尽全力延展自己，触达最终端的读者需求。

临近39岁，用团队“00后”小伙伴的话来讲——正是拼搏的年纪，共勉。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出版商务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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