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老照片：沙俄女纤夫、少年霍金耕地、美国人类动物园菲律宾人

整理一叠老照片，纸页都泛着浅黄，边角有些卷边，像被时光揉过的痕迹。其实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就是中外不同地方的人，把各自日子里的一小段。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61年柏林墙建造期间的历史场景，是冷战时期德国分裂与美苏对抗的标志性影像之一。

1961年8月13日，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阻止公民西逃，开始在东西柏林边境修建柏林墙。此前，约300万东德人通过西柏林逃往西德，导致东德经济和人才严重流失。这张照片捕捉到了墙刚动工的关键阶段，是冷战从“意识形态对抗”升级为“实体隔离”的直观体现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45年8月15日，美国军人在法国巴黎庆祝日本无条件投降（V-J Day）的历史场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数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消息传来，全球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欢庆胜利，这张照片便是巴黎街头欢庆浪潮的一个缩影，照片中，大量美国军人聚集在巴黎的“彩虹角落”红十字俱乐部门前，他们手持印有“PEACE（和平）”字样的《星条旗报》，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以欢呼、高举报纸的方式宣泄着对和平到来的激动心情。

这张照片中的人物是乔治·凯南，他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历史学家，也是“遏制政策”的提出者。

凯南在国际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于1946年提出的“遏制政策”深刻影响了美国对苏战略乃至整个冷战格局，而这张照片则记录了他在外交生涯早期的风貌

1949年，杨振宁（左）和邓稼先（右）两位科学巨匠年轻时在芝加哥大学

他们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双子星，也是跨越半个世纪的挚友。杨振宁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理论物理领域贡献卓越；邓稼先则是“两弹一星”元勋，为中国核武器研发隐姓埋名二十余年。两人年少时在清华园相识，后同赴美国留学，却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杨振宁在理论物理领域探索前沿，邓稼先则归国投身国防科研的“无名事业”。

杨振宁曾在邓稼先病重时赴美筹集药品，邓稼先则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嘱托将家乡的文房四宝赠予挚友。

听松庐位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山腰，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的砖木结构建筑，因周围青松环绕、松涛阵阵而得名。其建筑布局私密且视野开阔，既便于安全防护，又能俯瞰武汉三镇的战略要地，这也是蒋介石将其作为居所和临时办公点的重要原因。

1938年春，为强化军官的战术素养与抗战意志，蒋介石亲自下令在珞珈山成立军官训练团，首期招收来自前线各战区的中高级军官约500人，后续又开办多期，累计培训军官超2000人。

伞兵团司令李汉萍少将正与刚完成最终伞降训练的第1队队长井庆爽握手。井庆爽一身伞兵装具，伞绳乱糟糟地缠在身侧——脚下的泥土、周围被压倒的菜苗，直白地“暴露”了他刚从菜地里“着陆”的“小插曲”。

这张照片是抗战时期中国伞兵部队建设的微观缩影，受限于战时条件，训练场地常依托城郊农田展开，伞降偏离至菜地是家常便饭。井庆爽所在的第1队作为早期伞兵作战单元，每一次伞降训练都是在为敌后突袭任务积累经验

人类动物园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欧美殖民国家的普遍现象。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将非洲、亚洲、美洲殖民地人民当作“原始展品”展示，强化“白人优越论”，为殖民统治提供“种族差异”的“视觉证据”。

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主权，但菲律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持续至1906年（如1906年巴兰吉加大屠杀）。照片是1906年美国纽约的一个动物园里，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就是其中的两个 “展品”。女孩面无表情地趴在木头上，蹲在地上的是女孩的母亲，她几乎没有衣物遮体，周围围满了好奇的白人观众。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这类针对菲律宾人的展出在1904-1906年的美国较为频繁，被称为“菲律宾保留地”（Philippine Reservation）展览。

1927年10月，56岁的陆徵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圣安德修道院加入天主教本笃会，成为一名修士。本笃会以“清苦简朴”著称，他需遵守“绝色、绝财、绝意”的誓愿，每日诵经、劳作、研习神学。为适应修会生活，他从头学习拉丁文，啃干面包、喝凉水，昔日外交总长的华贵行头被黑粗布修士服取代。

经过8年苦修，1935年6月25日，陆徵祥在修道院晋升为司铎（神父），取圣名“比约”。此后他致力于神学研究，著有《回忆与思考》《人道主义的会合》等书，以宗教视角反思中国外交的困境，提出“弱国无外交”的沉痛总结。1949年1月，陆徵祥病逝于比利时，安葬于圣安德修道院。

这张摄于1920年，一个年轻的女孩穿着破烂的衣服，在萨拉托夫的火车站乞求施舍，是苏俄国内战争后期民生凋敝的残酷见证。

1920年，苏俄刚刚结束历时三年的国内战争，战争对农业、工业的破坏达到极致，伏尔加河流域作为主要产粮区，因战火、征粮政策（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及旱灾，粮食产量暴跌，萨拉托夫所在的伏尔加中下游地区，已率先出现饥荒征兆，大量因饥荒流离失所的农民涌入城市，火车站成为难民聚集、乞讨求生的“生存战场”：

据当时的《萨拉托夫地区公报》记载，仅1920年夏季，该火车站日均有超200名儿童乞讨，他们多来自周边破产的农民家庭，或因战乱成为孤儿；1920年的苏俄，儿童福利体系尚未建立，贫困与饥荒对儿童的摧残尤为致命。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少年时期的史蒂芬·霍金在英国牛津郊外耕地的场景，当时霍金年仅十几岁。

他出生于牛津的学术家庭（父母均毕业于牛津大学），但童年并非困在书本里——霍金的父母崇尚自然教育，常带着子女参与农耕、天文观测等户外活动。照片中的他正奋力操作一台小型耕耘机，在自家的菜地里翻耕土壤，他身体前倾、全力操控机器的姿态，正体现了他骨子里的韧性。

这张拍摄于1955年新西兰的照片，记录的是当地公共汽车为带娃家庭设计的婴儿车外挂装置。

1955年的新西兰正处于战后婴儿潮时期，年轻家庭数量激增，带娃出行成为日常场景。当时的公共汽车内部空间有限，且缺乏专门的婴儿车收纳区域，若家长将 bulky 的婴儿车带入车厢，会严重影响其他乘客的通行与乘坐体验。为解决这一痛点，新西兰部分地区的公交公司创新设计了车头外挂式婴儿车固定架，既方便家长携带婴儿车出行，又不占用车内空间，成为当时应对育儿潮的“实用主义解决方案”。

照片中公交车顶部的“OPAWA 13”标识，指向新西兰基督城的Opawa街区及对应的公交线路。车辆型号可追溯至1955年款利兰彗星（Leyland Comet）巴士——这是英国利兰汽车公司在战后推出的中型客车底盘，由新西兰本地车身厂组装，以耐用性和空间利用率著称。

这张摄于1900年的老照片，将沙俄统治时期乌克兰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定格在伏尔加河畔的一段纤绳上——画面里，几名女性躬身拖拽着河中的木船，身后站着一名男子，以监督者的姿态，将阶级与性别的双重压迫，刻进了浑浊的河风里。

1900年的沙俄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几乎没有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利与经济独立权。根据当时的《沙俄民法典》，已婚女性的财产需由丈夫支配，未婚女性需依附父亲或兄长，若家庭贫困，女性常被 “出租” 或强制参与重体力劳动以换取家庭生存资源 —— 拖船、田间耕作、纺织厂苦工是当时底层女性最主要的三种劳动形式。

据沙俄帝国1897年人口普查与 1900 年《伏尔加河航运报告》记载，当时伏尔加河中下游（包括乌克兰东北部沿岸）的纤夫中，女性占比约 35%，主要来自失去土地的农民家庭。她们的日薪仅为男性纤夫的1/2甚至1/3，且需承担更长的劳动时间（每天10-12 小时），监督者多为航运公司雇佣的 “工头” 或地主指派的管家，有权对 “怠工” 者实施鞭打、克扣口粮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