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我宁愿去阅读和翻译很难的东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斯洛的中文译者专访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那天晚上，尚在布达佩斯的余泽民早早睡下，没有注意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正如一片结结巴巴的枯叶在枝头随风呢喃。第二天清晨，面对30 余条好友申请和几乎溢出屏幕的百余则消息提醒，他才得知自己多年的好友、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已斩获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拉斯洛作品最早的中文译者，余泽民由衷地感到欣喜，但从那天起，他就要顶着 6 个小时时差，替拉斯洛接受中文世界各大媒体的采访。原本他和拉斯洛约定，待10月15日他从维也纳回布达佩斯他们会一如往常在拉斯洛家中小聚。“说完没两天他就获奖了，这个奖把我们的见面给冲了，”余泽民说，“但我认为可以理解，因为诺贝尔奖不但冲掉了我们的午餐，也冲掉了他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的讲话。”

再看拉斯洛，获奖后两天杳无音讯，直到第三天，他才透过脸书发表了匈英双语的一则小推文。如今，距离 12 月初的颁奖仪式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此时此刻，这位小说家正在他的书房里将一整个沸腾的匈牙利挡在门外，于电脑屏幕的像素海洋中缓缓挪动浮漂，以捕获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注定要被铭记被征引的一串长句。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在书房

“他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位作家”

1991 年 10 月某个清晨，在一列缓缓驶向伊尔库茨克客运站的列车车厢里，余泽民被俄语的陌生音色围困。透过车窗，贝加尔湖南岸的景色如同突然播放的幻灯片般跃入他眼睑，让他至今记得那宛若俄罗斯油画般的场面。

余泽明是在几天前登上这辆纵贯欧亚的列车的，从中国大陆正北方的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计划前往匈牙利。他刚刚结束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心理学专业的硕士学习，需要出国深造，彼时这一冷门专业的毕业生的选择只有美国、荷兰、奥地利、匈牙利......这其中唯有匈牙利尚不需要签证。他本可以搭乘国际联运自北京直达布达佩斯，但就在出发前不久国际联运宣告解体，余泽民只得先乘车至莫斯科，尔后穿越乌克兰才能抵达匈牙利。

到匈牙利短短半年匈牙利政府就恢复了签证政策，余泽民由此沦为滞留该国的无身份者。那段时间，他陷入人生的最低谷，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收入来源，独自在异国他乡，甚至连匈牙利语都说不连牵。无奈，余泽民只得暂时借住在好友海尔奈·亚诺什博士位在匈牙利南部塞格德市的家中。也正是亚诺什家里，他结识了彼时的当红作家拉斯洛。

余泽民在匈牙利街头

“亚诺什年长我 10 岁，当时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学（现塞格德大学）历史系任教。1989 年他率先创办了一份在精英阶层影响甚广的文史杂志《2000》，成为文化名人，并以 Q.E.D 出版社社长的身份先后出版了由著名哲学家、翻译家兼画家库拉琼·伽博尔老先生翻译并作注的《易经》和《道德经》。” 2017年，在《撒旦探戈》译者序《活在陷阱中跳舞》一文中余泽民回忆道，“他和拉斯洛是好朋友，出版过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优雅的关系》。”在拉斯洛到访前好几天，亚诺什就嘱咐余泽民周末不必再出门，因为一位“匈牙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即将来塞格德与读者见面，那位作家雅好中国文化，也想和余泽民聊聊他的故乡。

第一次见面，余泽民就注意到拉斯洛的眼睛：那是一双如同波斯猫般深邃、优雅而锐利的蓝眼睛。他当即想到了这个比喻，在采访时，他依然把这个历久弥新的比喻递给我们，如同递来一面铜镜，只需稍稍抹去其上的划痕，我们便可透过词语遇见拉斯洛那意味深长的注视。

“和你交谈时，他从不收回自己的目光，总是眼对眼，一直看到你的内在世界仿佛翻出来的口袋般在他面前坦露每一条折痕，每一块污迹。”

1993年初相识的余泽民和拉斯洛

在遇见拉斯洛之前，余泽民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匈牙利语翻译家。拉斯洛是他人生遇到的第一位作家，在拉斯洛之前，余泽民甚至连一位中国作家都不认识。而在与拉斯洛的朝夕相处间，他耳濡目染，逐渐明了一位文学大师是如何处理题材、如何发问、如何与人沟通、如何形成自己的叙事视角的。从第一次翻译拉斯洛的小说《茹兹的陷阱》起，余泽民就迷上了他那种“艰涩、精密、缠绕的语言”。

2006年，当他受上海《小说界》杂志主编之托主持“外国新小说”栏目时，他便利用此机会，在首期刊发了拉斯洛的这篇小说，还撰文提及拉斯洛的中国情结。

《小说界》杂志2006年创刊号

李白，两人友谊的中介

被拉斯洛邀请回家的那个晚上，不会匈牙利语的余泽民和拉斯洛用英语聊了很久。拉斯洛兴奋地表示余泽民是第一位和他有深度交流的中国人，虽然自己 1991 年曾经以记者身份去过中国，但那次行程缺乏自由度，和外界没有交流。拉斯洛一直很想和中国朋友谈谈李白。于是乎，很自然地，那位唐朝诗人充当了余泽民与拉斯洛两人友谊的中介。

拉斯洛取出匈牙利语译本的李白诗集，请余泽民为他念诵。“当然我只能念我能背的，所以就给他背了几首小时候学过的，”余泽民说道，“出国时我还带了毛笔和墨，所以我便为拉斯洛用毛笔抄了一首中文的《早发白帝城》，他很开心，当天夜里就开车带我到他离塞格德 200 公里的家里长叙。我在他家住了一周，每天都会在一起聊天。私下里，拉斯洛是一个中餐老饕，他尤其钟爱炒土豆丝和宫保鸡丁，甚至他从我这里学会的人生第一句中文是‘一瓶二锅头’。后来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联系，不定期见面，一起去中餐馆，有时我也会到他家给他做中餐。”

余泽民到拉斯洛家给他做中餐

1998 年拉斯洛再游中国，不同往常，这次他有余泽民担任翻译。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追寻李白一生轨迹的旅途，五一节当天，两人从北京出发，在一个月时间内寻访了泰安、曲阜、洛阳、西安、成都、重庆等近十座古城，尔后穿过三峡，抵达武汉。拉斯洛为整个旅程准备了一台迷你录音器，一路走一路采访，最后整整录了 14 盘磁带。这期间余泽民注意到，拉斯洛近乎执拗地不愿意去接触那个久已融入现代化进程的当代中国，在北京他们甚至未进到过寻常外国人旅游时常去的西单与王府井商业区；拉斯洛念兹在兹的乃是古典中国的残迹，一个他透过翻译中窥见的理想世界的投影。在他的眼中，李白与兰波等量齐观，李白《赠汪伦》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文人情谊，和兰波《元音》中“E，雾气和帐幕的纯真，冰川的傲峰，/白的帝王，繁星似的小白花在微颤”的通灵诗句一样迷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可爱而单纯的执拗，”余泽民告诉我们，“后来他写游记，也是从文化层面去写中国。”

这里的游记指的是拉斯洛写的《天空下的毁灭与哀愁》，素材源于旅行中的得到的采访录音，是两人回到匈牙利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整理好的。

“那一年，西欧的一家国际新闻组织从世界范围选出十二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请他们各选一位自己崇拜的人，然后沿着他的足迹实地游访，写一篇报道。与拉斯洛同在名单上的还有马尔克斯。”余泽民在《活在陷阱中跳舞》里回忆道。

1998年余泽民和拉斯洛在三峡游轮

有关拉斯洛的一切，最令余泽民难以忘怀的是他的优雅谈吐以及他对异域文化的开放心态。他犹记得某年 1 月 5 日，拉斯洛过生日时，许多朋友聚集在拉斯洛家中，仿佛一个小型文化沙龙。当大家谈起东方谈起中国，拉斯洛取出一盒磁带，是梅兰芳的《宇宙风》。当黑色的卡式磁带机在几声轻微的嘶嘶声后呢喃着吐出那溪水般柔美的唱腔，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拉斯洛的唇上翕动。他不断地言说，长句如吐丝般涌出，他正是这样言如其文，那标志性的、缓慢、审慎而优雅的长句仿佛一节节火车，透过短暂的停顿彼此连缀——这正是我们聚精会神地聆听与阅读拉斯洛的原因，他向我们吐露的，是某种内在生命的涌流，某种连绵向无限的书写。

Q

你未来还会翻译更多拉斯洛的作品吗？你最想翻译的拉斯洛作品是哪一部？

余泽民：译林马上要出一本《温克海姆男爵返乡》，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读，它可以算是走进拉斯洛文学世界的一个窗口。《撒旦探戈》是他最经典的书，而《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则是相隔 30 年后拉斯洛对《撒旦探戈》母题的回归。从《撒旦探戈》一些线索中，他引申出了这如同变奏般的一本书，其中不少人物都有着隐约的连带关系。尽管两本书所描写的时代不同，前作写冷战时期，新书则是写后冷战时代的，但它们同样都在描写人类的困境。我觉得如果读完《撒旦探戈》直接读这本书，读者更能体会到30年来作者创作风格上的细微变化以及创作主题上的一致：在他心中，困境是人类的常态，虽然大家笃信社会是进步的，但拉斯洛提出了一个疑问，似乎不论改朝换代、体制更迭还是战争与和平的交替，甚或物质生活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的本性始终未变。我们似乎永远被困在一种轮回中，从困境到解脱，再重回困境人性。譬如在当下AI时代，我们在解放之后重新陷入一种新的困境之中。

左：《撒旦探戈》中文版封面；右：即将面世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中文版封面

除了这本书，接下来还有几本书我想要翻译，有两本已经签了合同。除小说作品之外，我最想要翻译的是他的游记《天空下的毁灭与哀愁》。这本书离我的记忆非常近，他写的是 1998 年拉斯洛和我的那次中国之行。那一次，我是他的随行翻译，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珍贵时光。他在北京时甚至就住在我妈妈家，所以他中间还写了一章叫《妈妈》，写的就是我的母亲。

2000年余泽民和妈妈在拉斯洛家小聚

未来我肯定会翻译更多的拉斯洛作品，比如他的代表作《战争和战争》还有一些短篇小说集。现在各大出版社都在抢拉斯洛的版权，不过我个人精力实在有限，只能挑一些作品来翻译。

Q

在AI时代，未来还会有拉斯洛式繁复幽微的写作吗？

余泽民：拉斯洛式的写作是不可能被 AI 替代的，只有那种缺乏原创性的公式化故事会受到 AI 冲击，真正写原创作品的、写你自己生活的故事的，AI 是编不出来的。因为全世界只有我有这独一份的经历，由此而生的真情实感 AI 替代不了。而在此之上，拉斯洛语言甚至都是原创的，任何 AI 语料库都不存在这样的语言。他的语言是富有音乐性的，比如《撒旦探戈》里的长句，有时让我听到谭盾的《火祭》，有时透出柴可夫斯基《悲怆》的韵律。其实他每本书里都有音乐的特质，像《反抗的忧郁》里也有一个音乐学院，学院中有个退休的音乐学院校长，他总是大段大段地谈论音乐。你的确可以用 AI 搜罗音乐知识，但若要用音乐去寓言其他，AI 就达不到了。归根到底，AI 不能替代思想，它只能是嚼别人嚼过的馍。

Q

翻译拉斯洛的作品，对您个人文学趣味的形成有何影响？

余泽民：翻译了拉斯洛这么有难度的书，我就不会再去看那种一目十行的书了，这当然是我个人阅读偏好在翻译领域的投射，我宁愿去阅读和翻译那种很难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些会被留下，而我的译本可能 10 年 20 年都不会被人超过。

其实 2016 年之前很多出版社就买过拉斯洛的作品，但一直没出，就是因为大多数译者都很怵拉斯洛的文本。不是说你会匈牙利语就可以翻译，甚至有些他用英语写的书，也不是你随便找一个英语译者就能翻译好的。翻译他的作品需要智力和理解力，需要捕捉词语之中思想的深度。比如在新出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里，就有大段大段的冥想，这些冥想连负责这本书的编辑都很难看懂，需要了解文字背后对某些匈牙利历史事件的指涉，才能顺畅地阅读下去。不过翻译这样高难度的文本也有好处，据我所知荷兰的、德国的、美国的许多翻译家，都凭借翻译拉斯洛在翻译奖项方面斩获颇丰。

部分内容源于《周末画报 Reading Life》

采访、撰文 - 谈炯程

图片 — 由受访者提供

特别鸣谢 — 译林出版社

编辑 — 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