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王碧奎问毛人凤：他图什么？毛人凤的回答只有两个字

台北厦门街113巷，1950年3月2号凌晨一点，那路灯还亮着呢，吴石把一杯温水递给女儿，刚一转身去开门，七支冲锋枪黑洞洞地就顶在了他胸口，他只是回头说了句，“别哭，天快亮了”，他妻子王碧奎没哭，一把拽住特务的皮带，指甲都掐进了人家的手腕里，结果一枪托砸过来，眼前就黑了，等她再醒过来，藤椅翻在地上，药片滚得到处都是，丈夫早就不见了。

她抱着孩子就往警备总部跑，门口站岗的说“没这个人”，她又跑去保密局，大雨把身上的旗袍浇得湿透，门卫直接把她从台阶上推了下去，第三天，她总算在一张押解名单上看到了“吴石”两个字，旁边用红笔批了俩字，已转军法处，她托人找到了毛人凤，那办公室里冷得跟冰窖一样，她就问，“他图什么”，毛人凤背着手站在一张大地图前面，回过头，嘴角动了动，吐出两个字，“信仰”，然后一摆手，卫兵就把她架了出去，走廊里的回声拖得好长，那两个字就跟子弹似的，在她胸口来回地撞。

吴石到底图个什么，1947年，在沪杭的火车上，他看着逃荒的母子俩在啃树皮，就把自己的盒饭递了过去，回到车厢里就写下，“若国之不国，官为何物”，就是那年，他偷偷联系上了中共，把一份份“围剿”计划拍成微缩胶卷，塞进一根空心拐杖里，拄着这根拐杖去参加宴会，酒喝得差不多了，拐杖就留在了洗手间，过来取拐杖的人装成个跛脚的茶房，一瘸一拐地就从后门没影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福州解放的前一晚，他把最后一份《台湾兵要地志》让朱枫分了三次带出去，自己坐着美军的运输机到了台湾，那机舱里坐的全是高官家眷，就他抱着个公文箱，里头藏着南京城防的漏洞图，还笑着跟人说是“亡妻的首饰”，飞机一在松山机场落地，他深深吸了口气，好像要把整个岛屿的暗礁都吸进肺里。

转眼到了1950年2月，蔡孝乾第一次被抓又跑了，可一个记事本落下了，上面出现了“吴次长”三个字，毛人凤立马撒开网，3月1号又把蔡孝乾逮住了，这回他全招了，同一天，朱枫在舟山被抓，副官聂曦也被扣了，聂曦被吊着打了三天，肩胛骨都脱臼了，嘴里还是一句话，“长官清正，我不知”，特务把烧红的竹签子往他指甲里插，他昏过去之前还在喊“吴夫人快走”，可王碧奎没走，她在家烧文件，手指头都烧起了泡，把丈夫的印章藏进女儿的布娃娃，又把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吞进肚里，纸的边角划破了喉咙，那股血腥味混着墨水味，苦得她浑身发抖。

3月2号凌晨，特务说是“送公文”来敲门，吴石那时候正趴在桌上写“台海潮汐表”，一听见声音就把稿纸塞进抽屉，拔出枪上了膛，门刚开一条缝，冲锋枪就顶了上来，他回头看了眼摇篮，孩子睫毛上还沾着奶渍，睡得正香，他把枪放下，举起了手，手心上还留着墨水的香味。

军法处的囚室里，高高的窗户透下来一束光，跟舞台上的追光灯一样，谷正文把蔡孝乾的供词拍在他脸上，说“你签的通行证，铁证”，吴石掸掉身上的纸屑，笑了，“我送的是中国人，不是犯人”，谷正文让人用刑，他小腿全是淤血，一只眼睛也看不见了，汗珠子滚到嘴角，咸得跟海水一样，档案里没记具体用了什么刑具，只写了“遭受酷刑”四个字，跟他关在一起的陈宝仓后来说，吴石曾把一封血书塞给他，他吞进了肚子里，临刑前在法庭上背了出来，字字都清楚，可没有原始记录，就剩下口耳相传了。

王碧奎被关了七个月，每天要舂十斤米，手指头的裂口里嵌满了糠，她最怕的就是深夜，能听到隔壁传来丈夫的咳嗽声，一声比一声低，她就敲墙，用福州话唱“天黑黑要落雨”，墙那头就会回敲三下，到了6月10号清晨，马场町那边响起了枪声，她正把糙米倒进木桶，手一抖，米撒了一地，同牢房的一个台湾女犯人帮她捡，她嘴里一直念叨，“他图什么……”，那个女犯人听不懂国语，只是把一粒米塞回了她的手心。

吴石的遗物，就一副旧眼镜，半页没写完的诗，还有一封绝笔信，王碧奎出狱后，带着孩子在台中卖面条，摊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夜里常常被惊醒，总去摸枕头边空着的地方，耳朵里好像又听见毛人凤说的那两个字，跟铁钉子一样钉了进来，1980年，她终于能出境了，走之前把面摊送给了邻居，就带走了那副眼镜，飞机飞过海峡，她贴着窗户往下看，那座岛屿就像一片越漂越远的树叶，她轻声说，“你图信仰，我图你”。

2013年，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立了块碑，吴石的名字就刻在第一个，那时候王碧奎已经不在了，是他们的子女替她献的花，照片里的老人笑得很腼腆，好像在说，我图的不是什么青史留名，是你们以后再也不用躲躲藏藏地活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