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乱世之中一个青楼女子,却不甘沉沦,自救后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发迹后也不忘对困难之人伸出援手。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资助了一位落魄青年,她自己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可20年后她和那位青年再重逢,对方竟然已经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了。
这名女子是谁?她资助的落魄青年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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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落青楼
清末的上海,一个女婴降生在一户贫寒人家,她便是后来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董竹君。
董家虽家贫,但还是把女儿送去了私塾,可没几年,因为父亲病重,董竹君就被迫辍学。
12岁那年,父亲病情加重,家中无以为继,只能将她抵押给青楼做“清倌人”。
“清倌人”,是妓馆中专职陪酒作乐的女子,不接客,但未来命运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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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学小曲、学茶艺、学花式寒暄,饭要吃得秀气,走路不能响脚跟,说话不能高过男声。
所有教她的女人都冷冷地说:“记好了,这是你活下去的规矩。”
董竹君听懂了,却没认命,她强迫自己冷静地记住客人的习性,暗中偷听来往达官贵人的谈话,用枕边的废纸偷偷写下生字。
夜深人静时,她点一支蜡烛,读那些她从客人报纸上撕下的片段,孙中山、同盟会、清廷崩塌、铁路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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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懂全意,但她知道:外面有个不一样的世界,有人活得不靠讨好。
就在那时,她遇见了革命党人夏之时,那个雨夜,穿着学生制服的青年随友人而来。
他不抽烟、不赌钱,不跟她调笑,她为他斟茶时,他突然问:“你喜欢这里吗?”
她沉默半晌,低声说:“你觉得有人会喜欢被锁在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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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日,两人几次交谈,她大胆地向他提出请求:“你若肯帮我,我愿意拼命逃出去。”夏之时没有立刻答应,盯着她许久,才点了点头。
几天后的夜晚,她换上粗布衣,趁老板娘午睡时从窗子跃下,摔断了脚踝,却没有停下脚步。
一路狂奔,在风雨中穿过小巷、跨过河桥,浑身湿透地敲开了夏之时的门。
门开了,她得救了,从此以后,董竹君不再是青楼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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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情爱
逃离青楼后,董竹君并没有和夏之时有太多的交际,而是自己找了住的地方,以裁缝、洗衣、擦皮鞋等零工度日。
她不再为谁施粉黛、不再为谁低眉顺眼,可人生最意想不到的偏差,往往来自一场“邂逅”。
彼时的夏之时已是川军某派的年轻将领,在革命浪潮中辗转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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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成都街头偶遇正摆摊卖绣品的董竹君时,竟一时怔住。
他走上前,轻声喊了一句:“是你?”
董竹君抬头,微笑着回道:“是我。”
从那天开始,夏之时开始频频登门拜访,时而带来些书本,时而送些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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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竹君表面淡然,实则早在心底动容。
这个男人不同于风月场上的酒客,他讲理想、讲未来,尤其是在说到民族救亡时,眼里仿佛燃着火。
他们的感情,就这样在茶香与书页之间慢慢升温,几年后,董竹君嫁给了夏之时。
婚后,董竹君成为川军都督夫人,她学习规矩、打理应酬,还自办绣坊,为伤兵义卖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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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努力融入上层社会,却从不仗势欺人,反而常带女工识字、劝慰军属。
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份忠诚,终究敌不过男人的变心。
几年后,夏之时因战事扩张,被调往外省。
董竹君独自带着几个孩子镇守家中,书信来往日渐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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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以为是战事繁忙,直到有一天,家中女佣悄悄递来一封信,那是夏之时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情书。
信中言语缠绵,夏之时称对方为“心上人”。
她一夜无眠,坐在灯下将那封信看了无数遍,泪水早已浸湿了信纸的边角。
她不信,又派人暗访,数月后,传来消息,夏之时果真在外地另娶,早已将她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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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哭闹,没有上门理论,只是对丈夫不再抱有希望。
她开始专注事业,靠着这些年的积蓄和人脉办起了织袜厂,但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与此同时,她一直在和丈夫分居,直到五年后终于离婚,她带着四个女儿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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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事业
刚回到上海,董竹君没有背景、没有资本,也没有人脉。
可她有的是不服输的骨气、走过地狱的胆识、和一颗做事极有章法的头脑。
她最先做的,是在法租界附近摆摊卖绣品,白天做买卖,晚上带女儿识字。
攒下第一笔小钱后,她租下一间废弃的店铺,开设了“女力黄包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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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黄包车?因为她早看准了一个冷门商机。
彼时男人拉车极多,但治安混乱、抢客斗殴、客人不安。
她却招募了几十名精干女子,全部统一着装、文明接客、准点接送,走的是“女力温和+安全出行”的牌子。
车身油漆一新,写着“竹君女车队”,每日早出晚归,行走于租界与市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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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个月,“找女车队”的呼声就在上层太太圈里传开了。
西装革履的绅士也开始指定“竹君车”,就因为“稳”。
而她不只是招人拉车,更为员工安排宿舍、统一膳食、设立规章,还教识字、管存款。
这家公司不仅给她带来了第一桶金,更带来了社会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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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董竹君没有止步,她一边继续扩张黄包车生意,一边投资布厂、缝纫坊,并开始学习川菜烹饪。
她看准上海滩餐饮的巨大缺口,尤其是高端宴请市场需要一种“庄重而亲和”的饮食风格,
而川菜恰恰符合:既有宫廷格调,又接地气。
于是,她关停了部分黄包车业务,果断进军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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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她创办“锦江川菜馆”,选址在静安寺附近一幢洋房内。
店铺的牌匾由名书法家手书,内部布置仿照成都老宅,连菜单也分春夏秋冬四套,讲究得近乎苛刻。
但她最大的秘密武器,是她那颗“精算”的头脑与“情报”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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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重要客户、军政要员来过饭馆,她都记得名字、口味、习惯,派人备档案。
谁爱吃鱼香茄子、谁喜欢少辣微麻,她都了如指掌。
她在前厅总是和气迎客、亲切送客,但只要坐上账台,连账本上的一分钱都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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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恩情
也是在这一年的某个深夜,董竹君在饭馆门口看见一个小伙子蜷缩在街角,饿得脸色发青、几乎虚脱。
别人怕惹麻烦绕道而行,她却让伙计递了碗热粥、一张餐票。
小伙走进饭馆,拿出一封信,她才知道,他是一个被通缉的地下党员,因暴露身份流落上海。
他需要去寻找组织,但没了路费,那封信是董竹君一个老朋友写的,希望她能帮一帮这位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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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多问,让人送了件干净衣服,准备了一笔路费,还嘱咐:
“别说是我给的,就说你运气好。”
这个小伙子,就是宋时轮,得益于董竹君当时的帮助,他顺利躲过了追捕,还拉起了一支游击队。
之后的日子,宋时轮找到了组织,跟随部队四处征战,1949年上海解放时,他已经是司令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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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还特意找到董竹君,为当年的事对她表示感谢。
而彼时,锦江川菜馆已经声名鹊起,成了“上海政商半壁江山吃饭的地方”。
但董竹君的野心不止一间馆子,1949年之前,她已将餐馆扩展为“锦江饭店”、
扩张之后,她聘请西厨、开设舞厅,引进咖啡、法式甜点,打造出中西合璧的高级社交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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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上海刚解放,众多达官贵人纷纷撤离,而董竹君,却决定留下。
她主动向新政府靠拢,表示愿意交出账目、服从统一管理,并继续为革命干部提供后勤支持。
那日清晨,董竹君照旧在账房核对收支,忽听前厅一阵骚动,有人喊:
“有位首长要见董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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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放下账本,走出大门,只见一身戎装、身姿挺拔的中年军官站在台阶下。
他脱帽,敬礼,声音低沉却坚定:“董老板,宋时轮来还一份旧情。”
他们没有寒暄太久,将军谈前线苦战,她说饭店如何维艰。
他临走前说:“锦江不该只是个饭馆,应该成为新上海的接待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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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从那时起,锦江饭店被正式列为上海接待外宾和高干的重点单位之一。
周恩来、邓颖超、陈毅、贺龙等人,都曾在这里用过餐、开过会。
1955年,已经成为开国上将的宋时轮与董竹君再次重逢,此时距离当年的那场资助已经过去了20年。
宋时轮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恩情,董竹君也没有挟恩图报,而是和这位将军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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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多年里,董竹君多次从饭店利润中拨款,设立“锦江助学金”,专门资助贫寒子弟上学。
她没有再婚,却把全副心力倾注在育女、管事、扶人上。
女儿们都争气,有的从商、有的从医,她却从不标榜“成功母亲”。
晚年的她,常在饭店楼顶晒太阳,看着黄浦江水滔滔东去,眼神宁静。
董竹君用她的一生告诉后人:哪怕出身卑微,只要不肯低头,终有一天,命运也会为你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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