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4年春,隋文帝病重。
宫中静得出奇,连太监都不敢大声说话。
那时候,长安还没完全从大兴城的热闹中醒过来。
可在皇宫深处,权力的交接已经悄然展开。
杨广坐在父皇病床前,脸色平静,眼神却透着紧绷。
他知道,这一刻他等了很久。
也知道,这一步走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
几个月后,天下传诏: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谁都知道这个新皇帝野心不小,但真正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最早动手改的,竟然是选官制度。
说起来,这事儿看着不大。
可那年冬天,隋朝颁布了一道新政:以后朝廷选拔官员,不再完全依赖世家举荐,要通过统一考试来决定。
这就是后来的“科举”。
听起来挺公平的是吧?可在当时,这是件足以让世家大族脸色大变的事。
得先说说那时候的世家是什么角色。
从东汉末年起,所谓“士族”就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常客。
他们靠的不是皇帝的任命,而是家族积累的声望和人脉。
举荐、联姻、门第出身——这些决定了谁能当官,谁能掌权。
到了隋朝,权力更是牢牢掌握在几大家族手里。
关陇集团、山东士族、江左名门,各个都是根深蒂固的老牌贵族。
朝廷里一半以上的官员,直接或间接都和这些家族有关系。
杨坚能称帝,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世家推出来的结果。
但杨广不想再受他们牵制。
他跟父亲杨坚不一样。
杨坚虽然不喜欢这些世家,但懂得依靠;杨广却想彻底摆脱。
他试图通过科举,把官员来源变成“寒门”——那些没背景但有才学的读书人。
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机会。
可对世家来说,就是赤裸裸地动了根基。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关陇集团。
他们不是没见过风浪,但这次不同。
科举不仅打破了世家对官职的垄断,还威胁到他们在朝堂上的发言权。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了皇帝要亲手重建权力结构的野心。
而那会儿,杨广还做了另一件事——迁都。
他下令从长安迁到洛阳。
理由是加强中央集权,方便南北统筹。
但熟悉局势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为了削弱关中世家的影响。
你把我们撇在老家,自己另起炉灶。”这是关陇集团的真实想法。
可杨广并不打算回头。
他还专门娶了江左萧氏的女子做皇后,想借江南势力来平衡北方世家的压力。
这事儿引起了更大的反弹。
山东士族一向看不上江左集团,觉得他们在永嘉之乱时逃到南方,丢了士族的脸。
江左世家也不认同北方世家在北魏时期和胡人联姻的做法。
原本互相看不上,现在却因为共同的“敌人”——皇帝——开始默契合作了。
杨广的动作太快了。
世家还没缓过神来,他又在朝中开始清洗旧臣、提拔新人。
一些原本依靠门第上位的官员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考试上来的寒门读书人。
朝堂上风向变了。
议政的声音变了。
连礼部的规制都改了。
可这也直接让杨广失去了根基。
谁都知道,搞改革最怕的就是没有缓冲。
杨广没给旧势力留余地,也没足够的时间培植新势力。
于是一旦局势动荡,他成了最孤立的那一个。
公元613年,天下第一次大规模叛乱爆发。
河北义军起兵,江南盗贼响应,关中动摇。
杨广亲征失败,朝廷上下风声鹤唳。
第二年,又是李渊起兵。
三万人马,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
因为他背后站着的,是曾经支持杨广上台的那批人——关陇旧臣、世家子弟。
有人说,李渊是关陇的“保底牌”。
这话虽重,但也不算假。
朱元璋后来花了十五年才打下江山,李渊只用了不到一年。
这之间的差距,跟当时世家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而杨广最后死在江都,身边只有寥寥数人。
朝廷早已群龙无首。
大隋帝国这艘巨船,就这样在激流中碎了。
不过,科举制度活了下来。
李世民继位后没有废除它,反而加以完善。
武则天更是在她的统治时期推动了殿试和糊名制度,让寒门子弟真正有了出头的机会。
那年,登科录上有一个名字,出身贫寒,家在河南一个小镇。
他是第一批通过科举入仕的“非世家”官员。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说“非名门不可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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