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用自己的生命以及隋朝的灭亡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世家必须铲除

公元604年春，隋文帝病重。

宫中静得出奇，连太监都不敢大声说话。

那时候，长安还没完全从大兴城的热闹中醒过来。

可在皇宫深处，权力的交接已经悄然展开。

杨广坐在父皇病床前，脸色平静，眼神却透着紧绷。

他知道，这一刻他等了很久。

也知道，这一步走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

几个月后，天下传诏：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谁都知道这个新皇帝野心不小，但真正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最早动手改的，竟然是选官制度。

说起来，这事儿看着不大。

可那年冬天，隋朝颁布了一道新政：以后朝廷选拔官员，不再完全依赖世家举荐，要通过统一考试来决定。

这就是后来的“科举”。

听起来挺公平的是吧？可在当时，这是件足以让世家大族脸色大变的事。

得先说说那时候的世家是什么角色。

从东汉末年起，所谓“士族”就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常客。

他们靠的不是皇帝的任命，而是家族积累的声望和人脉。

举荐、联姻、门第出身——这些决定了谁能当官，谁能掌权。

到了隋朝，权力更是牢牢掌握在几大家族手里。

关陇集团、山东士族、江左名门，各个都是根深蒂固的老牌贵族。

朝廷里一半以上的官员，直接或间接都和这些家族有关系。

杨坚能称帝，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世家推出来的结果。

但杨广不想再受他们牵制。

他跟父亲杨坚不一样。

杨坚虽然不喜欢这些世家，但懂得依靠；杨广却想彻底摆脱。

他试图通过科举，把官员来源变成“寒门”——那些没背景但有才学的读书人。

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机会。

可对世家来说，就是赤裸裸地动了根基。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关陇集团。

他们不是没见过风浪，但这次不同。

科举不仅打破了世家对官职的垄断，还威胁到他们在朝堂上的发言权。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了皇帝要亲手重建权力结构的野心。

而那会儿，杨广还做了另一件事——迁都。

他下令从长安迁到洛阳。

理由是加强中央集权，方便南北统筹。

但熟悉局势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为了削弱关中世家的影响。

你把我们撇在老家，自己另起炉灶。”这是关陇集团的真实想法。

可杨广并不打算回头。

他还专门娶了江左萧氏的女子做皇后，想借江南势力来平衡北方世家的压力。

这事儿引起了更大的反弹。

山东士族一向看不上江左集团，觉得他们在永嘉之乱时逃到南方，丢了士族的脸。

江左世家也不认同北方世家在北魏时期和胡人联姻的做法。

原本互相看不上，现在却因为共同的“敌人”——皇帝——开始默契合作了。

杨广的动作太快了。

世家还没缓过神来，他又在朝中开始清洗旧臣、提拔新人。

一些原本依靠门第上位的官员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考试上来的寒门读书人。

朝堂上风向变了。

议政的声音变了。

连礼部的规制都改了。

可这也直接让杨广失去了根基。

谁都知道，搞改革最怕的就是没有缓冲。

杨广没给旧势力留余地，也没足够的时间培植新势力。

于是一旦局势动荡，他成了最孤立的那一个。

公元613年，天下第一次大规模叛乱爆发。

河北义军起兵，江南盗贼响应，关中动摇。

杨广亲征失败，朝廷上下风声鹤唳。

第二年，又是李渊起兵。

三万人马，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

因为他背后站着的，是曾经支持杨广上台的那批人——关陇旧臣、世家子弟。

有人说，李渊是关陇的“保底牌”。

这话虽重，但也不算假。

朱元璋后来花了十五年才打下江山，李渊只用了不到一年。

这之间的差距，跟当时世家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而杨广最后死在江都，身边只有寥寥数人。

朝廷早已群龙无首。

大隋帝国这艘巨船，就这样在激流中碎了。

不过，科举制度活了下来。

李世民继位后没有废除它，反而加以完善。

武则天更是在她的统治时期推动了殿试和糊名制度，让寒门子弟真正有了出头的机会。

那年，登科录上有一个名字，出身贫寒，家在河南一个小镇。

他是第一批通过科举入仕的“非世家”官员。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说“非名门不可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