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天水：从市委副书记到疯癫老农，疯后仍惦记张春桥！

1976年的10月，中南海的红墙之内，灯火彻夜通明。

刚刚过去的雷霆行动，粉碎了权倾一时的“四人帮”。然而，这并不是完全的胜利，中央的目光聚焦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

这里是“四人帮”苦心经营多年的巢穴，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根据地”，以及一支独立于军队之外、随时可能被调动的武装力量上海民兵。这场斗争远未到可以庆功的时候。

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尚未向全国公布，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悄然张开。

江苏、山东、湖北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南京军区的将领，被一纸密令急召至京。

在高度戒备的会议室里，他们第一次听到了那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也领受了一项更为严峻的任务：严密监控上海的一切动向，做好应对一切突发状况的准备。

凌晨四点多，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方才结束。汪东兴没有片刻休息，找到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周局长：“立刻给上海的马天水打电话，让他今天上午务必赶到北京。中央领导有要事相商。”

很快，马天水从睡梦中被惊醒，听到电话那头周局长冷静而不容置疑的声音时，一股寒意瞬间从脊背升起。

“谈什么事？”马天水问。

“中央领导同志没讲。”周局长的回答滴水不漏。

马天水心中一紧，追问道：“还有谁参加？”

“还有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志。”

警备区司令员？为什么是他？马天水强作镇定，抛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那……徐景贤、王秀珍同志去不去？”

电话那头的回答，彻底击碎了他最后一丝侥幸：“没说要他们来。”

电话挂断后，马天水心中慌乱如麻。

他没有立刻动身，犹豫要不要打电话给自己的秘书。最终他放弃了，他不敢，任何一个多余的举动，都可能将自己与“四人帮”的特殊关系彻底暴露。

在前往北京的路上，马天水心神不安，比1966年听到林彪斥责他“反对文革”时更甚，比1967年被造反派揪斗陪绑时更烈。

01

马天水原名马登年，出生于河北唐县的一个务农家庭。1931年，日寇入侵，二十岁的马天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日，曾是游击队领导人，率部袭扰日军、炸毁炮楼，也担任过根据地的父母官，发动群众、扩大武装。

建国后，马天水随大军南下到上海，从对工业一窍不通到成为主管上海工业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他凭借钻研精神，虚心向专家请教，成为行家里手，在“文革”前的上海市委，他在工业生产方面极具权威。

1966年“文革”爆发，11月下旬，马天水在北京的工交系统座谈会上，反对“全国大搞批判、成立跨行业工人造反组织”的主张，痛斥王洪文的“工总司”及张春桥在上海“文革”中的作用，因此遭到江青、林彪的斥责。

江青骂他“走资派代表”，林彪训斥：“糊涂，反对文化大革命！”

马天水得知后辗转反侧，彻夜未眠。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恐惧。

走投无路之下，他前往钓鱼台，无奈向他刚刚攻击过的张春桥求助。

张春桥并没有想象中的疾言厉色，他甚至亲自为惊魂未定的马天水倒了一杯热茶，看似关切地问起了上海近期的工业生产情况。

张春桥没有直接谈论林彪的批评，而是不紧不慢地分析了当时几位被打倒高官的“错误”，最后，他看着马天水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老马，你是个干实事的人，但现在是政治挂帅。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你是想继续为党管好上海的工业，还是想跟他们一样，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这番话，彻底击溃了马天水的心理防线。他明白了张春桥的意思：要么站队，要么毁灭。

他当即表态：“今后全听春桥同志的，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在张春桥的斡旋下，马天水躲过一劫，也从此对张春桥感激涕零。

返回上海后，他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反对造反派，变成了支持造反。

为了与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当他与陈丕显、曹荻秋等老领导一同被“工总司”押送关押时，他竟主动向造反派表示，不愿与“走资派”同车、同屋。

马天水开始频繁地撰写揭发旧市委的材料，频繁地出入张春桥的家门汇报思想，说话的腔调也变得和造反派别无二致。

马天水的“转变”让张春桥十分满意。张春桥巧妙地将他包装成一个“受蒙蔽的好同志”，在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力保他进入领导班子，继续负责他最擅长的经济工作。

从此，马天水成了张春桥在上海最得力的“经济管家”和最忠诚的捍卫者。

在两次“炮打张春桥”的风潮中，马天水都冲在最前面。

马天水亲自带人去撕复旦大学的大字报，在各种会议上为张春桥辩护，甚至拍着胸脯向造反派担保：“就是死，也要站在张春桥一边！”

这份“忠诚”，为马天水换来了更大的信任和更高的地位。

在张春桥的推荐下，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甚至在张春桥等人私下拟定的篡党夺权名单中，被内定为未来的国务院副总理。

02

马天水回想着这些年的心惊胆战，心中还有侥幸，这次去北京，依旧可以万无一失——有张春桥在，有“四人帮”撑着，不会出乱子。

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前来接机的是几位神情严肃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公式化地将他引向一辆早已等候的黑色轿车。

一路疾驰，车子径直驶入了中南海。

当马天水看清端坐在会议桌后的几位中央领导时，他愣住了。

“马天水同志，叫你来，是要向你宣布一个中央的决定。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因进行反党篡权阴谋活动，中央已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

马天水只觉得眼前发黑，他手中紧紧攥着的公文包，“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面如死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马天水并未表现出丝毫顺应局势的姿态，他提出了两个荒谬至极的要求：“一，我要求见‘四人帮’；二，我希望中央能将此事作为党内问题处理。”

时任中央工作组成员的彭冲事后回忆起这一幕，只用了两个字来评价：“很蠢。”

马天水的反应，彻底暴露了他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捆绑之深。

就在马天水于北京接受审查的同时，远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正陷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焦虑之中。

他们疯狂地拨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办公室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永远是冰冷的忙音；他们动用所有在北京的关系网打探消息，却一无所获。

直到当晚11点多，一条来自文化部于会泳的消息，终于打破了死寂：“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通知我，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

徐景贤听到这个消息，心中警铃大作。

10月8日，他们继续疯狂地搜集信息。最终，通过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在电话里转述了一句奇怪的话：“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

“胃病？”徐景贤心头一紧，立刻派人找到马天水的妻子核实。得到的答复是：马天水从未有过胃病。

徐景贤心一凉，这分明是马天水向他们发出的警报暗号！

徐景贤与王秀珍不再犹豫，决定做最后一搏。当天下午，他们召集核心亲信，在一处秘密据点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并部署武装叛乱的计划。

然而，在讨论具体行动时，内部却并非铁板一块，有人提出反对，想要再等一等看看北京那边的动静。

王秀珍闻言，激动地一拍桌子：“等搞清楚黄花菜都凉了！马书记的暗号就是信号！不动就是等死，动了还有一线生机！”

在徐、王二人的强力主导下，武装叛乱的阴谋悄然酝酿。他们计划调动由“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十万民兵，封锁机场、港口、电台，控制交通要道，与中央分庭抗礼。上海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火药味，一场地方对抗中央的武装冲突，已是一触即发。

03

10月10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办公室里，几位来自国家部委的干部神情肃穆。

谷牧他下达了一项特殊的任务：立即组织一个考察组，以“研究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前往上海，深入工厂、机关，尽可能接触各方面同志，摸清上海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四人帮”余党的任何异动。

10月12日，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处，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专题讨论上海问题。会议最终决定，派遣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党政大权。这个工作组阵容强大，由中央各部委、解放军、北京市及江苏省等地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总人数高达250余人。这是一记重拳，彰显了中央不惜一切代价稳定上海的决心。

在部署两路人马的同时，中央打出了另一张牌——釜底抽薪。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这三位上海的“大脑”，被一纸通知，再次召至北京开会。

叶剑英元帅亲自与他们谈话：“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没有前途。要站在多数人一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这一番话，既是严厉的警告，也是最后的劝诫，是给他们一个悬崖勒马的机会。

就在上海的头目们被调离的同时，谷牧派出的先遣队已经抵达上海，悄然住进了国际饭店。

他们表面上是来考察经济，实则像一群经验丰富的侦察兵，深入城市的各个角落。

中央的组合拳，效果立竿见影。

群龙无首的上海余党阵脚大乱。留守的几位市委常委，如王少庸等人，凭借多年的政治嗅觉，已然察觉到风向不对。

他们以“等待马书记等人返回”为由，对徐景贤、王秀珍临行前布置的叛乱行动，采取了拖延、观望的态度。

“四人帮”在上海看似铁板一块的统治，已经从内部开始瓦解。

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返回上海。

当天下午，马天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会议室里气氛压抑，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这位最高领导的表态。

然而，会议并未如预期般进行。

马天水的话音刚落，一名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某便公然发难，他拍着桌子，满脸不屑地质疑道：“就凭这些，能把‘四人帮’打倒？！”

此言一出，如同在滚油中浇入一瓢冷水，会场瞬间炸开了锅。有人当场高声指责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徒”，是去北京“卖身投靠”。

这场本应是稳定局面的会议，瞬间变成了一场“逼宫”大戏。马天水等人被夹在中央的压力和余党的反扑之间，狼狈不堪。

一周后，10月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的中央工作组主力，终于抵达上海，驻扎在戒备森严的海军上海基地。

当晚，马天水便被召至基地谈话。

“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些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苏振华的问话直截了当，不留情面。

马天水磕磕绊绊地回答道：“……已经向市委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

苏振华听后，语气坚定地回应：“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中央的策略很明确：就是要让马天水这些昔日的当权者，去直面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

04

10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宣布改组上海市领导班子，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分别担任市委第一、二、三书记，同时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央对上海的全面接管。

10月27日，新市委召开区县干部会议。

许多在“文革”中备受压迫的老干部，纷纷站起来，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

其中，原上海市副市长、地下党负责人张承宗的发言最为尖锐。他怒视着台下的马天水，一连串的质问如同炮弹般射出：“马天水！我问你，你要赶做那几万副手铐，要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

马天水面色惨白，在千夫所指之下，无法回应，也不敢回应。

在被正式离职审查前，组织上与马天水有过一次最后的谈话，希望他能主动交代问题。

大部分时间里，马天水都沉默不语，仿佛一尊石像。最后，他却缓缓抬起头，用一种近乎梦呓的语气说：“上海的钢铁产量……今年的计划……我跟春桥同志汇报过的，他很满意……”

到1977年底，上海清查出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相关的重大事件三百余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相继被开除党籍、逮捕。

在羁押和审查过程中，马天水的精神状态日益恶化，最终被确诊为偏执型精神病。

1982年，司法部门对他做出“取保候审”的决定，由他唯一的亲人——弟弟马登坡，将他接回了河北唐县的老家。

他疯疯癫癫，时常一个人跑到村外，在田埂边、柴火堆旁胡言乱语，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1983年4月，中央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派专人前来接他去接受治疗。工作人员在村口看到他时，他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褂子，在土路上来回晃悠。一看到穿制服的人，他受惊似地转身就跑，最后竟跳进了路边冰冷的水沟里，任凭大家怎么喊都不肯出来。

在返回的吉普车上，有人试着跟他聊起当年打日本鬼子的事，他浑浊的眼神里，竟闪过一丝光亮，还能断断续续说出几句清醒的话：“那会儿炸炮楼，得趁夜里……”可一旦有人提到“文化大革命”，他立刻又变得眼神发直，嘴里反复念叨着“春桥同志……”“我没犯错……”，陷入谁也无法进入的混乱世界。

此后，马天水在医院里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1988年，这个曾经的抗日英雄、建国功臣、工业专家，最终又沦为政治投机者的复杂人物，走完了他77年可悲又可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