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五华县治迁移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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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州日报·文化公园版

●江连辉 何苏敏

民国时期，偏隅粤东山区的五华县，“上山”“下山”（即南片和北片，下同）地区曾有两次县治迁移纷争：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1911-1915）：五华光复军政府召集士绅议迁县治。“上山”十约及部分“下山”人士力主迁往水寨河口，并发表《筹迁原议案》详陈十八项理由，募款购料动工。县城四楼及“下山”五约士绅则强烈反对，通电驳斥。虽在水寨河口圩建成楼房，但迁治案报省悬而未决，最终搁置，楼房亦改办县立二中。

第二次是民国末年（1947-1949）：1947年缩编乡镇时，迁治争议再起，当时形成三派：水寨、河口人士主迁河口；“上山”人士主迁安流，筹谷择地并报备案；华城等地官僚则坚决反对迁治。三方展开激烈论战，各种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交织在一起。1949年5月五华解放，争议自然终止。这两次县治迁移纷争均成历史悬案。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初，重获新生的五华，同样面临着一个关乎发展未来命脉的困局：其县治华城，如同被锁链缚于五华县境北端。其距邻县兴宁仅咫尺之遥，却与本县南陲的龙村、华阳等区乡远隔170余里。这份地理空间上的失衡，犹如沉重的枷锁，为全县社会治理和大局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952年2月8日，广东省民政厅印发批复文件，要求五华“迁治待土地改革完成后始能办理”。

偏隅之痛：迁治的迫切呼声

1949年五华解放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鉴于边远区乡敌情严重，稳定社会秩序困难重重的现状，决定将县治迁至适中地点，以便指挥全面。1951年8月17日至20日，在五华县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一个世纪性的议题被郑重提出：县治迁移。参与代表们切身感受着旧治掣肘：第三区（长布）、第七区（安流）、第八区（龙村）因路途遥远、电话不通，几成“飞地”，政令难达，下情难通。干部下乡或基层赴县，往返动辄四日，效率极低。边境区乡情况不明，问题迭生却难以及时解决，政治、经济、治安、文化诸领域皆受制约。大会经权衡利弊后最终形成决议：县治应迁往水寨与河口之间“祖师岭”，并提请广东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审议。

1952年2月8日，广东省民政厅印发批复文件，这份盖着鲜红印章的公文肯定迁治的必要性，但也提出关键条件：“迁治待土地改革完成后始能办理。”要求五华先行完成三项准备：拟具详细计划、绘具迁治详图、经县人代会讨论通过后逐级上报。这道看似“暂停”的指令，实为新政权严谨作风体现。因为县治迁移事关千秋万代，也关系到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与科学严谨的迁移方案之上。

接到这一批示后，五华县委、县政府迅速响应，于同年2月23日，将迁治议案正式提交五华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进行审议通过，还召集各机关团体座谈，专门成立迁县治筹备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迁治事宜。

1952年8月27日，五华县委、县政府向上级呈交《拟将五华县治迁至水寨的报告》。

详陈利弊：水寨成为“天选之地”

1952年8月，五华县委、县政府向粤东区党委办事处呈交《拟将五华县治迁至水寨的报告》。这份1600余字的报告以翔实的数据和透彻的分析，力陈迁治水寨（即祖师岭）的五大核心优势。

一是居中控全局： 水寨位于全县地理中心，距最远的龙村、华阳约115华里，距岐岭、双头90余里，其余各区多在六七十里范围内，彻底扭转华城偏北的劣势，确保全县政令通达、指挥有效。二是水陆通衢： 水寨公路已筑成有惠（阳）紫（金）五（华）线，可直通兴宁、惠阳；规划中的双水线（水寨至水口），可接兴（宁）揭（阳）线直达汕头，较原官汕线将大幅缩短里程25公里；另计划修筑横（陂）（长）布线连接潭下各矿区。水路更是得天独厚，水寨乃琴江、五华河交会处，上通安流、岐岭、潭下，下用电船可达梅县、汕头，堪称“四通八达”。三是经济枢纽：水寨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其天然具备成为全县货物集散中心的潜力，可有力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与经济发展。四是发展沃土： 水寨地势开阔平坦，人口相对集中，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五是历史契机： 1912年曾计划迁治河口并建厅房（后为县立二中、五华师范学校校址），惜因封建势力阻挠未果；南京国府时期地方势力曾图谋迁安流（亦非中心），亦遭民众反对失败。新政权决心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报告更迫切地指出：当前土改工作重心正南移，五华县总指挥部已设于水寨办公，领导机关若仍滞留华城，实难有效指挥。若待土改全部完成再迁，必将严重滞后于工作需求。因此，创造性地提出 “两步走”策略：一面长远规划建设新县治；一面充分利用河口的县立师范校舍及圩内公产祠堂等现有建筑，稍加修葺后，先将县级机关迁至河口县立师范址办公。县立师范则迁往华城旧址。如此，仅需搬迁及修葺费用8460万元（旧币），即可迅速实现居中指挥土改、迎接来年大生产的目标。搬迁过程讲究策略，“重要机关先下”，依次搬迁，力求土改完成时搬迁完毕，最大限度减少工作干扰，确保新旧县治行政运作无缝对接。

1952年11月2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五华县迁治水寨镇。”

尘埃落定：县治迁移的省批复落地

1952年11月24日，期盼已久的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终于下达：“同意五华县迁治水寨镇。” 寥寥10字，终结了跨越旧社会的纷争，关键障碍也得以扫除。批复明确迁治经费由粤东行署在包干经费内解决，不另拨专款。同年12月3日，时任五华县委书记曾定石迅速批示：立即申请粤东核准拨款，同时组织专门人员布置迁县（治）事宜，并初步设想将迁治工作的部署时间为1953年1月上中旬。

进入1953年后，五华县治迁移工作转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特别是同年5月29日，全县土改工作结束后，县治迁移工作提速推进。12月初，五华县人民政府将水寨镇大布村祖师岭一带划定为新县治的地基范围，并专门颁布迁坟布告，为建设新县治核心区腾出空间。寒冬之中，县委、县政府办公楼及人民礼堂等3座核心建筑在大布上祠堂岗小山丘一带相继破土动工。1954年4月，县委、县政府机关迁至此处后，人们便把这个地方说成是“县府山头”。时间长了，“县府山头”便成为五华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地址的代名词，一直沿用至今。此后，从“红毛桥”（今河口大桥）到员瑾这段公路沿线

两边的山坡、旱地等，陆续成为县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建设用地。

1953年12月，五华县人民政府关于在新县治地基范围内的迁坟布告。

水陆并举：县治由华城搬迁至水寨

1954年春节过后，五华县紧锣密鼓地召开干部扩大会议。3月6日至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华县第五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仍在长乐学宫召开。会后，一场规模浩大又充满时代特征的县治搬迁行动正式启动。时新县治水寨虽已选定，水寨到华城公路亦已开通，但穷得叮当响的新政权，只有两辆吉普车和若干辆自行车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县府内大件的办公物资、桌椅板凳和文书档案等的财物，只好逐一打包，用人工肩挑背扛，小心翼翼地装载上木船，或捆扎好搬上竹排，由船工撑篙，船排随水流，沿着五华河水路，顺流而下，驶向新的县治水寨。至4月，县治搬迁完毕。所有机关单位和人员均迁至新县治驻地水寨办公。但在建的可容纳一千多座位的大礼堂仍未竣工。故同年6月25日至7月1日召开的五华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然在老县治华城长乐学宫举行。此次会议，亦成为旧治华城作为五华行政中心的“绝唱”。1955年6月22日至25日，五华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则在新县治水寨召开。

民国治下30余年间，五华两次县治迁址，议久未决。新中国成立后，经三载勘议、规划、营建，终于完成从偏隅北厢的华城，向地理中心、交通枢纽的水寨历史性迁移。这一迁，不仅是行政地理坐标的移动，更是挣脱历史束缚、优化治理格局、谋求全面发展关键一步的落地。琴江河、五华河两江交汇处的水寨，自此肩负起引领全县的行政核心使命，让五华的行政格局得到重塑。五华县治迁移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彰显了当时决策者的智慧勇气与五华人民进取的决心。

1955年6月，五华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新县治水寨召开。图为参会代表在新建的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前合影。